六月二十三日天刚蒙蒙亮，娜塔丽就起身，穿好衣服，准备接待红十字会人员的访问。她那间卧室及得上欧洲一家上好旅馆的房间：淡黄色木制的家具、一块东方小地毯、花哨的绘有花朵的糊墙纸、扶手椅、灯罩甚至还有好几瓶鲜花，都是前一天晚上园艺工人所送来的。杰斯特罗家这套房间在参观访问中是一个停留地。这个著名的作家将领着来宾们参观他的房间，请来宾们喝法国白兰地，陪着他们上犹太会堂和犹太图书馆去。因此，娜塔丽在匆匆出去以前，先把屋里拾掇干净，就好像要供军事当局检阅那样。幼儿园里也还有不少事情得做。拉姆在最后一分钟吩咐把家具重新安排一下，并且在墙上再多贴一点剪下的动物画片。
　　太阳刚在升起。一小队一小队妇女已经到了外面街上，她们在黄澄澄的倾斜的阳光里趴在地上擦洗便道。这些从拥挤不堪的统楼上出来的衣衫破旧、骨瘦如柴的人，发出了一股恶臭，污染了清早的和风。她们把活儿干好后，就得躲开；洒了香水的美人儿穿着花哨的服装，就走出来。娜塔丽的感觉已经十分迟钝，根本觉察不出美化运动的这种讽刺意味了。这一个月里，一个反复出现的恶梦使她常睡不好——海因德尔揪着路易斯的两腿晃晃荡荡，把他的脑壳在水泥地上直撞。到这时候，孩子脑浆进裂、鲜血直冒的景象对她说来，已经跟她回忆中党卫军的那个地下室一样真实，而且多少更为熟悉，因为那次短促的惊恐是在一阵模糊不清的震动中来临和消失的，而这个可怕的幻象她却见到过二十多次了。真个的，娜塔丽已经成了一个失魂落魄的人儿，脑子里简直不很正常。有一件事还使她打起精神来，那就是希望把路易斯送出犹太区去。
　　传递班瑞尔信息的那个捷克警察说，这次尝试是安排在红十字会人员访问后的那一周里。路易斯先得生病，接着送进医院就不见了。她就此不能再看见他，只会听说路易斯患斑疹伤寒已经死了。接下去，她就只好希望，将来有一天会听说他很安全。这就像送他去急诊开刀一样，不管风险多么大，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一辆手推小车停在丹麦人的营房外边。花匠正从车上把满是花朵儿的玫瑰花树卸下来，搬进大院去，栽种在草地上挖的窟窿眼里。娜塔丽走过时，浓郁的玫瑰花香使空气中芬芳馥郁。很清楚，丹麦犹太人中正进行着一件很特别的事。但那跟她并无关系。她所关心的就是，毫无差错地度过这一天，不要惹恼拉姆，危害到路易斯。幼儿园是规定的参观路线中最后的一个停留地，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按实在说，丹麦犹太人这天十分重要。他们是三万五千名犹太人中寥寥的四百五十人，不过却是很特殊的四百五十人。
　　丹麦犹太人的全部经历是惊人的。除了这少数人以外，所有其他人都自由和安全地到了中立的瑞典。丹麦政府得到风声，知道德国占领军即将围捕犹太人，于是暗地里使居民警惕起来。一夜之间，丹麦自愿人员用小船临时凑成的一支船队，把六千名左右的犹太人渡过一道狭窄的海峡，送到了殷勤、中立的瑞典。因此，只有这一小群人被德国人逮住，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来。
　　从那以后，丹麦红十字会就一直要求来探望犹太乐园中的丹麦犹太公民。丹麦外交部也一再提出强有力的要求。说也奇怪，德国人面对着这个小国（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为犹太人所表现出的这种史无前例的精神勇气，却犹豫不决，并没枪毙几个丹麦人，把这个讨厌的要求压制下去。他们虽然屡次推迟访问的时间，事实上却终于屈服了。
　　四个人组成了这个访问团，他们在历史中虽然默默无闻，他们的姓名却还是有案可查的。
　　弗朗茨-赫瓦斯，为特莱西恩施塔特事宜一直敦促柏林方面做出决定的丹麦外交官。
　　于尔-亨宁森博士，丹麦红十字会成员。
　　M-罗塞尔博士，柏林国际红十字会德国办事处成员。
　　埃贝哈德-冯-塔登，德国职业外交官。塔登在外交部办理犹太人事务。艾克曼把犹太人送到死路上去；塔登把他们从他们享有公民权的国家里发掘出来，然后转交给艾克曼。
　　访问从中午开始，持续了八小时。工程浩大、花了六个月来推行的整个美化运动，就是为了要使这两个丹麦人和这两个德国人在这八小时中获得深刻的印象。结果证明是很值得的。赫瓦斯和红十字会那个成员写的报告还保存着。报告中洋溢着对特莱西恩施塔特极其令人满意的情况的认可。“较为近似一个理想的郊区社会，”有一个人总结说，“而不像一个集中营。”
　　“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这四位来宾跟着一长列柏林和布拉格来的纳粹高级官员，按照时刻表顺利地走过了拉姆安排的路线。他们的到来唤起了一个接一个十分迷人的景象——妩媚的农场姑娘边唱着歌，边掮着草耙走向菜田，大堆大堆新鲜芳香的蔬菜在伙食铺门口卸了下来，犹太人快乐地排队等候购买，一个穿长袍的八十人合唱队纵声唱出一首激动人心的赞美歌，而正当来宾们到达运动场上时，一次足球射门博得了兴高采烈的观众的热烈欢呼。
　　医院的外表和气息全跟天堂里一样清新，床单雪白，病人都舒适、愉快，对治疗和伙食总赞不绝口来答复提出的所有问题。不论来宾们走到哪儿——屠宰场、洗衣铺、银行、犹太人的行政部门、邮政局、知名人士居住的底层公寓、丹麦人的营房——他们总看到整洁明净、丰衣足食的可喜景象。丹麦犹太人互相争着向赫瓦斯和亨宁森保证，他们生活很好，受到了慷慨的待遇。
　　户外的景象全那么愉快！街上，装潢古雅的招牌看起来非常美观。衣着考究的犹太人在阳光下悠闲地散步，这是没有几个欧洲人在严峻的战时条件下能够做到的。咖啡馆里的文娱节目是第一流的。奶油糕点是美味可口的。至于咖啡，冯-塔登先生评论说，“比在柏林可以喝到的还要好！”
　　最后，幼儿园给人留下一个多么美好的印象啊！负责的那个苗条、俏丽的犹太女郎，那位名作家的侄女儿，在工作中显得那么快乐，对于提出的问题总是那么迅速地就作出肯定的答复！显而易见，他跟拉姆司令官和海因德尔督察的关系极其友好。这是这次访问的一个骗人的尾声：健康、美丽的孩子们荡秋千，滑滑梯，站成一圈跳舞，在池子里泼水，乘坐旋转木马，他们在落日的余晖里在游乐场的青草上投下了滑稽、颀长的影子，他们的笑声像轻音乐似的悦耳动听。年轻美貌的保姆照管着孩子们，不过她们中没有一个及得上那个穿蓝绸衣裳的一半漂亮或一半高兴。经司令官许可以后，柏林红十字会的那个成员拍了一些照片，包括一张娜塔丽抱着她儿子的。她儿子是一个活泼淘气的小娃娃，笑起来真叫人疼。罗塞尔先生心头突然涌起了一阵好感，告诉她一定寄一张照片给她在美国的家属。
　　战后，当丹麦议会提出质问，要弗朗茨-赫瓦斯解释他何以受到德国人的欺骗时，他回答说，他一点儿也没受骗。他看得出，这次访问是事先安排好的。他递上一份赞扬的报告，为的是保证丹麦犹太人可以继续受到较好的待遇，食品包裹可以继续送到他们的手里。这就是他的使命——不是揭发德国人的奸诈。虽然如此，赫瓦斯向议会承认，这次访问使他放下了不少心。鉴于红十字会手中已经掌握着的有关德国集中营的可怕报道，他先前有点儿担心，生怕看到满街都躺着死人，伊斯兰教徒在污秽与死亡的气氛中趔趔趄趄。尽管德国人装假作伪，却还没有出现那样的景象。
　　全世界一直感到纳闷，国际红十字会——以及就这件事而言，梵蒂冈——虽然在大战期间的确知道那场秘密的大屠杀，却始终缄口不言。勉强可以接受的解释总是弗朗茨-赫瓦斯的那一篇：控诉德国人犯下在战时无法证明的罪行，只会使落在德国人手中、依旧活着的犹太人境况更糟。红十字会和梵蒂冈对德国人知道得很清楚。也许，他们颇有道理，虽然接下去的问题是：“境况还会变得怎样更为糟糕呢？”
　　盛大的美化运动的成功，使柏林的上级动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拍摄一部影片，显示出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生活得多么美好，从而使盟国就屠杀营和毒气室等日益加强的恶毒宣传变成虚伪的谎话呢？他们于是立即下达了命令，准备拍摄一部这样的影片。片名是：《元首授予犹太人一座城市》。指定参加剧本编写委员会的，有埃伦-杰斯特罗博士，而幼儿园则将作为重要的特写镜头加以摄制。
　　摘自《军事领袖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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