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十月四日
　　拍摄影片结束后的第四次遣送正在装车。我跟尤里-乔舒亚和简最后一次道别后，刚从汉堡营房回来。这是我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办的犹太教法典学习班的结束。
　　我们通宵没睡，呆在图书馆里，在烛光下一直学习到天亮。这些小伙子把自己的几件所有物早已收拾好了，他们想学习到最后一刻。我们也正学到一个奇怪、难解的论题：在田野上发现的无名死尸，埋葬这类死尸是大家义不容辞的责任。犹太教法典为了说明这一论点，走向一个戏剧性的极端。关于仪式纯洁的特别法规，禁止一个高级教士与死尸接触。遵照这些法规，他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可以葬埋。一个许过拿细耳人的愿 的人也是如此。然而一个许过拿细耳人的愿的高级教士——他因此受到双重的限制——却奉命亲手去埋葬一个无名死尸！犹太人对人的尊严，甚至在死后，也是如此尊重。犹太教法典的声音经历了两千年传来教导我的学生，作为对他们的临别赠言：我们和德国人之间是有天渊之别的。
　　在我把那本旧书阖上的时候，乔舒亚，剩下的三个小伙子中最聪明的一个，突然问道：“拉比，我们全将被毒气熏死吗？”
　　这一句话猛地一下把我又拉回到眼前的生活中来！目前，区里传说纷纭，虽然没有几个人意志十分坚强，敢于正视这种传说。谢谢上帝，我当时能够这样回答：“不会的。你这就要到德累斯顿附近的一个建设工地上去和你的父亲团聚，乔舒亚——你们，尤里和简，这就要去跟你们的哥哥团聚。我们委员会里的人是这么听说的，我也相信是这么一回事。”
　　他们的脸上高兴起来，仿佛我从监狱里释放了他们似的。他们在营房里，颈子上挂着遣送号码牌，依然精神抖擞。我看得出，他们正鼓起别人的精神来。
　　我是在欺骗他们，也在欺骗我自己吗？柏林郊外的佐森建设工地——政府临时办公的棚屋——是一个事实。特莱西恩施塔特去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在那儿受到很好的待遇。拉姆曾经向市政委员会坚决地保证，德累斯顿地区的这个劳动工程跟那完全一样。楚克尔主管这次征工，他是一个能干的人，是布拉格的一个老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委员会委员，对于应付德国人反应很快。
　　市政委员会里的悲观主义者往往是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区里的老难友。他们根本不相信拉姆的话。他们说，征集去了五千名身强体壮的男子，使我们失去了一场起义所需要的人手；万一党卫军决定要来消灭这个犹太区，我们可能要举行一场起义。其他的犹太区也举行过起义；我们听到了报道。影片停止拍摄以后，爱泼斯坦被捕了，这次庞大的征工命令传达下来，美化运动和拍摄影片这件蠢事所带来的虚假的安全感，全都荡然无存，委员会变得灰心丧气。我们已经几乎有五个月没接到过遣送命令了。我听到桌子四周传来反抗的抱怨声，这使我感到吃惊。犹太复国主义者就起义问题举行了几次会议，我并没给邀去参加。但是这次征工按照预定计划已经遣走了三批人，并没什么骚动。
　　这第四次遣送是极其令人担忧的。的确，他们是已经走了的建筑工人的亲属。但是上星期，党卫军允许亲属自愿报名前往，大约有一千人表示要去。这些人不问愿意不愿意，正被用火车运送走。惟一使人稍许放心的是，这四次遣送确实形成了一个团体——大规模的征工和工人的亲属。拉姆解释说，使家人团聚在一起是上面的政策。这可能是一个安定人心的谎话；可以想象，它也有可能是真实的。
　　市政委员会就我们可能遭到的命运进行了没完没了的谈论，结果得出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虽然战事暂时沉寂，德国人已经战败了，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在党卫军头头开始考虑到保全自己时，我们可以指望他们逐渐温和下来。（二）战败成为定局，只会加强德国人想残杀欧洲全体犹太人的欲望；他们会急煎煎地来完成这一“胜利”，如果他们得不到其他胜利的话。
　　我在这两种可能的趋势之间犹豫不决。一种是明智的，一种是疯狂的。德国人两种面貌都有。
　　娜塔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既然路易斯已经安安稳稳地离开了，她过去的顽强意志又恢复了不少。她津津有味地吃着最粗劣的饮食，天天都在增加体重和气力。她说她要活下去，再找到路易斯；如果给送走的话，她打算使自己身体强健，好作为一个劳工活下去。
　　十月五日
　　第四批人离开以后两小时，他们就下令要遣送第五批：随意地挑选了一千一百人。这一回什么解释也没有，跟德累斯顿的建设工程决无关系。许多家庭都不得不拆散。大批有病的人和有小孩的妇女都得走。要是路易斯还在这儿，娜塔丽大概也得走。德国人干脆又撒谎了。
　　我决不悲观失望。尽管各条战线上古怪地沉寂，希特勒的帝国却在垮台。文明世界还来得及猛地一下闯进纳粹欧洲这个疯人国来，拯救我们这些残存的人。跟娜塔丽一样，我也要活下去。我要把这个故事讲给人听。
　　如果我不能这样，那么这样潦潦草草写成的文字会在将来某一时候替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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