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我和娜塔丽都收到了我们的放逐通知。我们将于十月二十八日随同第十一批被遣送的人离开此地。去请求照顾，那根本没用。列入十月份这几批的人，谁也不能豁免。
　　特莱西恩施塔特已呈现出一片荒凉可怕景象。留下来的也许只有一万二千人。自从电影停拍以来，还不到一个月，火车已经运走了差不多二万人，都是六十五岁以下的。你如果年纪更大，还可以苟安一个时期，除非是像我这样得罪了当局的。至于那些年轻力壮，有本领和长相好的，他们都已经走了。在原来拥挤和热闹的犹太区里，剩下来的那些老人都在几乎是空荡荡的街上踅来踅去，挨冻受饿，提心吊胆。镇里的公共设施都已被破坏。再没有地方供应热的饮食，连从前那些可怜的残羹剩菜都吃不到了。厨师一个都没有了。垃圾堆积如山，因为没人去清除它们。在空洞的营房里，弃下的衣服、书籍、地毡、照片扔得满地都是。没人去打扫，更没人想到要去偷窃。医院都空了，因为所有的病人都被遣送走了。每个地方都是人走空后那种腐朽霉烂的气味。
　　那一次美化运动的骗人玩意儿——奇怪的路标、店铺的橱窗、音乐台、咖啡馆、幼儿园——一切都在萧索的天气里颓坏：颜色黯淡了，油漆剥落了。虽然已经三令五申，要严厉处罚，但是那些老人仍旧偷窃这些波将金建筑物的木板，把它们用来当柴烧。现在听不到音乐了。儿童几乎没一个留下，除了那些父母是异族通婚的，是退伍军人、市政官员或“知名人士”的子女。但是，这一次第十一批遣送，要送走的人多达二千名以上，就像一把镰刀砍进了这些受特殊照顾的阶层。这一批走的人当中，包括很多儿童。
　　我是因为拒绝合作而得罪了当局的。来接替九月下旬神秘失踪的那个可怜虫爱泼斯坦的新任高级长老，是维也纳的一位默梅尔斯坦博士，他以前曾当过拉比和大学讲师。这位长老指定我做他的主要助手，我明知道这是党卫军的授意。其用意无非是：如果战事突然结束，他们就可以再装饰一次门面。这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一定是在这样打算：对他们来说，如果让一个美籍犹太人在这里担任高级职员，去欢迎那些战胜者，这样面子上就会好看些。然而，现在看来，战事并不会很快就结束。东线和西线都好像要相持过这个冬天，在今后的许多月内德国人的罪行还要变本加厉，也许只会有增无减，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犯罪的机会了。
　　接连着几小时，默梅尔斯坦试图说服我，一直唠叨不休地说恭维话，讲大道理。为了打断他的话，我就说准备考虑这件事。那天晚上娜塔丽的反应和我一样。我向她指出，如果我因为拒绝了这件事而被遣送，她大概会和我走同一条路。“你瞧着办吧，”她说，“但是，可别为了我的原故去接受这一件事。”
　　第二天去向默梅尔斯坦作出答复，这时我又得耐着性子去听他说那一套废话，他最后向我恫吓、咆哮、哀求，甚至真的流下了泪。毫无疑问，他害怕传达我的拒绝，害怕招恼了他的主子。我不妨在最后这几页日记中介绍一下这个人的特点，以及他的想法。他代表了一个类型的人。欧洲各地肯定都有默梅尔斯坦这类人物。说得简单点儿，他的想法是：如果让德国人来直接监督我们，那他们要远比犹太管事们凶横残暴，不会像犹太人这样愿意充当一种缓冲力量，代为执行德国人的命令；他们在推延时限、说项求情、回避什么事情时，都尽让德国人向他们出气，同时忍受着犹太人对他们表示的仇恨和轻蔑；他们不停地做工作，要减轻大伙的苦难，把一些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
　　我反驳他说，虽然从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是这种情形，但如今的工作人员都只管组织遣送工作，把一些人送了走，而我却不愿插手这一类的事。我不去提到：这种工作人员指定犹太同胞去送死，只是为了要保全自己的性命，或者，至少是为了要推迟自己的末日。伊壁鸠鲁 说得好，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件事，都有两种方式去应付它。我并不责怪默梅尔斯坦。他说，如果像他这样的犹太人再不去执行德国人的命令，不去设法减轻他们的压力，那情形就会变得更糟，他这话听来也有一些道理。然而，我却不愿意这样做。我拒绝他的时候，也知道这样会吃到苦头，然而我决不迁就。
　　他说那些奉承我的话时，还请我看在两人同是学者的份上。我们研究的学科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在维也纳大学教的是古犹太史。我听过他在这儿犹太区里讲学，但认为他的学问并没什么了不起。他引证了弗雷维厄斯-约瑟夫斯 的事迹，竭力为自己辩解；犹太人都恨这个约瑟夫斯，虽然他的目的完全是为他的同胞谋福利，但是他们都认为他是罗马人的奸细和工具。历史对约瑟夫斯的评价最多也只是毁誉参半。像默梅尔斯坦这类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他像党卫军发怒时那样使我至今心有余悸，先是横眉瞪眼，板着脸警告我，但后来又失声痛哭。他并不是在演戏（否则他倒是很会表演的），因为他真的泪如泉涌。他的负担太重了，所以他不禁痛哭流涕。他在犹太区内几乎最敬重我。在战争这一阶段里，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最有能力去和德国人打交道，为大家做一些好事。为了要我回心转意，不至于去小堡，他不惜向我下跪，劝我和他共同担负他那可怕的责任。他再也没法单独承担那件事情了。
　　我对他说，这件事必须由他勉为其难，万一我本人将来有个什么好歹，那我准备拼着自己这个衰弱的身体忍受了下去。说到这里，我就离开了，让他去摇晃着脑袋，拭干眼泪。那差不多是三个星期以前的事。接连着几天，我一直捏着一把汗。我一点儿也没变得比以前更勇敢，然而确实有一些事要比痛苦更坏，比死亡更可怕；再说，一经落在德国人手里，除非有来自外界的救援，否则一个犹太人到后来反正是逃不了痛苦与死亡。那么，他还是索性独行其是的好。
　　此后我没再听到什么消息，可是今天大难临头了。我相信，这件事也不能怪默梅尔斯坦。当然，是他签署的命令，正像他签署所有其他被遣送的人的命令一样。但是，事实上我的名字已经被列在党卫军开的名单上了。他们既然不能再利用我，又不愿强迫我去做什么事，像上次招待红十字会的参观那样，他们就准备干掉我。除非是他们能够把我拉到他们一边，做他们的工具，也就是充当帮凶之类，否则美国人来到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要我这样的人在身边。俄国人来到的时候，也是一样。
　　通知单是早晨发下来的，那时候娜塔丽刚要去云母工厂。这种事已经司空见惯，多少早在我们俩意料之中。我提议去找默梅尔斯坦，就说我已经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这是实话。我向她指出，她还需要为她儿子活下去，我们虽然已经好几个月没获得他的消息（我们和外界的一切联系早已被切断），但是她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希望他是平安无事的；等到有一天这个漫长的恶梦做醒了，如果居然还能够活着的话，她会找到他的。
　　她紧张中微露出恐惧，忧郁地说（我要在收藏起这几页手稿之前，先把这一次简短的交谈记下来）：“我不愿意，你为了要保护我，把整列火车的犹太人送走。”
　　“娜塔丽，我原来对默梅尔斯坦就是这样说的。可是，咱们知道，遣送的人总是要走的。”
　　“可是，那不是由你经手办的。”
　　我感动了。我说：“Ye-horeg v’el ya-harog。”
　　她向我和其他几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学了一些希伯来语，但是懂的并不多。她迷惑不解地朝我望着。我解释道：“这是引的犹太教法典里的句子。有三件事是犹太人在强迫下宁死也不能做的，刚才说的是其中的一件事。宁可被人杀，也不可杀人。”
　　“我管这个叫普通准则。”
　　“按照希勒尔 的说法，犹太教的全部教义都是普通准则。”
　　“还有两件犹太人宁死也不能做的事呢？”
　　“礼拜伪神，与人通奸。”
　　她若有所思，然后像蒙娜-丽莎那样向我笑了笑，就到云母厂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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