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阿尔明-冯-隆的《军事领袖希特勒》）
　　片刻的欢乐
　　四月十二日，罗斯福的死讯传来，我正在视察柏林防务，那主要是去替斯佩尔调查破坏计划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刚一回到地堡，我就听到欢呼声响彻长长的楼梯。我走进去，正碰到那儿在开庆祝会：香槟、蛋糕、跳舞、音乐、兴高采烈的祝酒，应有尽有。在一片欢腾和迭次祝酒中，希特勒坐在那儿，乐陶陶地笑着向大伙看，右手紧握着左手，以免它不停地哆嗦。戈培尔不惜降贵纡尊，走过来迎接我，一面蹒跚地走着，一面挥着一份报纸。“今儿晚上，瞧这儿人人喜气洋洋，我的好将军！局势终于发生了大转变。那条疯狗死啦。”
　　就是为了这件事举行宴会。现在德国期待的转变到了，“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正在重演，俄国女皇的暴死解救了腓特烈大帝的危难，这一切又重见于一九四五年。星象学家的话可真应验了。他们早就在预言，四月中旬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不用说，俄国军队正在朱可夫的指挥下沿奥得河集结，有一个地方离开那地堡只三十五英里；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向易北河挺进；南方英美联军正突破我们意大利的防线；另一支由科涅夫统帅的俄国大军在巴尔干岛苦战，企图比朱可夫和美国的军队更快抵达柏林；而炸弹则日夜不停地从整个柏林上空像雨点般落下来。我国的军工生产实际上已经停顿。我们各地军队的汽油和弹药即将用完。从东西方逃来的千百万难民堵塞了各条公路，以致武装部队都无法调动了。党卫军经常命令这里或那里的火车调轨，这就阻碍了铁路运输。然而，在总理府底下水泥地洞里那种环境中，以上这一切又算得什么呢？那儿已经变成了梦乡与幻境。任何可以寻找来宽慰自己的借口，都被吹嘘成为一个“大转变”，虽然它们都不能像罗斯福的死讯那样带来片刻的欢乐。
　　第二天，红军占领了维也纳，这件事多少使大家泄了气。然而，就在那一天，我和斯佩尔正坐在那里谈破坏柏林这一严重问题的时候，纳粹劳工阵线首领莱伊到了，他兴冲冲地宣布，说一个什么德国不知名的天才刚发明了“死光”！制造这种死光，跟制造机枪一样既简单又便宜。莱伊已经亲自看过了计划，几位著名的科学家已经为他检验了这种武器。只要斯佩尔立即将这种武器大规模投入生产，就会给战局带来一个大转变。斯佩尔装出一本正经的神气，当场委任莱伊为“死光制造局局长”，赋有全权去征用所有的德国工业，以斯佩尔的名义去制造这种神奇武器。莱伊高兴得一路胡言乱语，走了出去，于是我们又重新去讨论那个伤脑筋的问题。
　　这些彻头彻尾是鬼话的“神奇武器”和“秘密武器”一直使斯佩尔感到难堪，自从我当上了他与最高统帅部之间的联络官后，也使我感到难堪。一些将军、厂长、政界中头面人物以及普通老百姓，都会走过来，用臂肘碰碰我，向我眨眨眼睛。“现在该是元首使用秘密武器的时候了吧？什么时候才使用它？”我的妻子，这位将门之女和地道的军人之妻，也忧心忡忡地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戈培尔一直借“官方透露”和小道传播的方法来宣传这种恶毒的幻想，那只是为了要使人们继续流血，让纳粹的癌症继续扩散。
　　党独揽一切
　　到了一九四五年，即癌症已经扩散到了祖国各地。党内像莱伊之流的混蛋和流氓把持了所有的政府与军事机构。武装党卫军已经变成一支对立的军队，它把最好的新兵和装备一起吸收了去。一月里，希特勒竟然派海因里希-希姆莱去指挥维斯杜拉河方面集团军，迎敌红军突破北方阵线后发动的正面攻势。结果当然是遭到一场惨败。希姆莱指挥作战的办法是枪决那些无法遵照他的命令在绝望的情况下守住阵地的将领。后来，他更发出恫吓，要连那些将领的家属也一起枪决。在他管辖的地区，桥上和村里到处都吊着德国军人的尸体，上面还标着“懦夫”或“逃兵”字样。
　　不用说，所有这些国社党的“妙计”只能进一步削弱我军日益衰竭的战斗力。俄国人很快就突破了希姆莱的防线，直抵波罗的海，截断了东普鲁士和拉脱维亚的大部分德国军队。多亏邓尼茨那一次巧妙的海上撤退，那一次比敦刻尔克更为艰巨但被人遗忘了的救援行动，才保全了那些军队和许多平民。后来人家发觉，原来希姆莱那时候正在秘密通过瑞典单独进行和平试探，同时还异想天开地在安排一次谈判，准备释放那些劫后余生的犹太人，以此换取巨额赎金。
　　最后，可惜为时过晚，希特勒才派海因里希将军去替换这个庸懦无能的坏蛋。可是，这时候希特勒自己也暴露了他那地道的纳粹本色。美国人在一次神出鬼没的突击中占据了雷马根桥，希特勒就大发雷霆，命令枪毙四个优秀的军官，怪他们没能够及时炸毁那座桥。这些人当中凑巧有一个就是我的妹夫，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信守效忠的誓言是困难的。
　　斯佩尔与希特勒
　　自从当上了斯佩尔的联络官，我就发现自己在效忠方面受到了最大的考验，因为我执行破坏任务时，恰巧处于斯佩尔与希特勒二者的矛盾之间。元首在敌军东西夹攻的情况下，正颁布一项“焦土计划”。要用我们自己的炸药去把柏林主要的公共设施全部炸毁。所有各地武装部队撤退时，都应炸坏桥梁、铁道、航道、公路，只留下一片“舟车绝迹的沙漠”；我们要放水淹没鲁尔区的煤矿，爆炸钢铁厂、发电厂、煤气厂、水坝，实际上是要德国成为一个百年内无法居住的地区。斯佩尔试图谏阻，希特勒索性破口大骂，说反正德国人已经证明自己不配继续生存，或者说一些这类强词夺理、毫无心肝的胡话。
　　斯佩尔和所有的纳粹一样忠心耿耿。他对希特勒那样像狗似的阿谀奉承永远使我感到恶心；然而，同时他又是一位现代工艺专家，对国家的军工生产恪尽职责，这就必然会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知道那场战争已经输定，于是几个月来就一直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打消希特勒的破坏命令。有时候，他靠连哄带骗，终于撤销了这些命令，他坚持的理由是：我们不久就需要所有那些桥梁以及其他设施，来帮助实现元首的神机妙算，进行反攻，恢复失地。也有时候，他篡改了希特勒的命令，只吩咐炸毁一两座桥，而保全了一个地区的其他部分。
　　倒霉的是，他这种两面三刀的做法使我的处境为难了，因为我必须去应付那些接受了希特勒命令的将军。我必须劝诱他们延缓执行这些命令。自从处决了那四名雷马根的军官，再要说服这些将军就更加困难了。于是，在军事会议上，我只好夸大那些已经执行的破坏工作，避而不谈其余的事。正像斯佩尔一样，我是在玩命。幸而这时候元首已经深深坠入梦境，所以你可以凭自己的运气每次在会上随便回答一两个问题，就那样混过去。
　　再说，这时候哄骗他的人也不止我一个。四月里召开的这些会议已经成为纸上谈兵，根本不去接触到地堡以外可怕的现实。希特勒总是全神贯注地看那些地图，调度一些影子师团，指挥大规模的反攻，争论一些撤退的细节，表面上一切都像他从前那样，但实际上这些事连一件也没发生。我们都心照不宣，约齐了用一些安慰的空话去哄他。然而他本人仍旧保持着我们对他矢守的忠诚。约德尔和凯特尔发出了一系列井井有条、切合实际的命令，要挽救当时正在崩溃的局势，以免我们随着德国的光荣一起毁灭。当然，这情形是无法持续下去的。现实肯定就要来冲破这个梦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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