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者为王，赢了什么都是对的。
　　──乔·纳玛斯
　　人生是一场游戏。这可不是无往而不胜的季节。有时候你赢，有时候却会输。要充分地享受人生，人就必须玩各种各样的游戏，重在求胜。
　　求胜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有回报的事情。跟品尝胜利的滋味比较起来，别的一切都淡而无味。道理都是一样的，无论赢的是：
　　►女童子军饼干销售比赛
　　►小棒球联盟赛
　　►一生的所爱
　　►办公室里凑的基金
　　►教堂的“宾果”游戏
　　►梦想中的工作
　　►你计划中的商业交易
　　目标应该是百发百中，每赌必赢。但是，别做这样的指望。即使没有赢，也应该高兴才是。如果什么都赢，那意味着你没有冒足够大的风险，这就使生活中的乐趣少了很多。
　　在如何渡过人生的成绩单上，成败纪录是最重要的内容。百分之百是太高了。百分之九十九很不错，但不太可能实现。百分之九十五相当不错，低于90%就不好了。
　　虽然成功是世界上最好的感觉，但是，失败也不一定会造成很大伤害。失败应该成为一次教训，使人以后谋取更多成功。我从失败中学到了很多，越是失败，就越是让我更想成功。
　　最让人满意的胜利，就是胜算机会不太大的时候获得的胜利。但是，长期的不利并不一定会让你想完成的事情更加困难。
　　事实上，人们越是告诉你某件事情难得办成，那你得到胜算把握的机会就越是大。这通常意味着你明白他们并不知道的一些事情。或者意味着你的思想与众不同，你的胆识大过别人，因而使人无法理解。
　　如果看准了确定的目标，别人说这些目标无法实现并不应该成为让你放慢速度的理由，反而应该成为你加速前进的动力。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胜利。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一、再创报纸：实现梦想
　　多年以后，纽哈斯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有百万潜在的读者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看已经存在着的很多种报纸。
　　──《人民》杂志
　　1987年9月28日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这样的问题已经问过好多次了。加内特公司到底为什么要进行像《今日美国》这么一项成本高昂、风险也高的新事业？
　　1981年，当我们宣布此事的时候，大部分评论人都说我们疯了。我们还没有出生，讣告就已经写好了。
　　1982年，我们在9月15号出版了第一期第一版，许多人说，我们在发射台上就已经失败了。
　　对于报业俱乐部和新闻评论人来说，这个想法太大胆，规模太庞大，使他们无法接受。
　　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纽哈斯庞大的野心，这一该公司的浪漫之举，说白了就是愚蠢行为。
　　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今日美国》是再次付诸现实的一个梦想。30年来，我一直都梦想着创办一份新报。这个梦想让我噩梦不断，也让我看到新的远景：
　　►1952年，那个梦想变成《南达体育》，结果成为失败者。
　　►1966年在佛罗里达创办了《今日》，成为成功者。
　　跟大部分梦想或远景规划一样，一份全国性新报的想法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完整计划的。但是，一旦想到了这个点子，就再也没有办法摆脱了。
　　过去10多年来，我一直都在酝酿这个点子。我宠它、放纵它、滋养它。在接下来的3年里，我与其他人分享这个点子。我们一起筹划，一起算计。
　　一个夙愿以大规模的新方式展现出来，5年之后，《今日美国》成为全美阅读最广泛的报纸。
　　一家全国性的大报从梦想变成现实的理由和答案如下——理由分成两大类：
　　►职业上的原因
　　►个人因素
　　到1979年的时候，我已经握住世界的尾巴了。
　　当时我已经55岁，是美国最大报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年薪100多万美元。无论想去哪里，公司的喷汽式飞机都可以供我使用，这是一种免去了地面交通拥堵麻烦的高级轿车。
　　我有相当豪华的办公室，在纽约市、华盛顿特区、佛罗里达的可可阿海滩和内华达州的塔霍湖都有奢华的私宅。凡有加内特公司派驻机构的地方，都有员工照顾我的衣食住行，无论是大西洋上的维京群岛，还是太平洋上的关岛，还是这两者之间的任何地方。
　　总统和政要、体育和娱乐界男女大腕都是我的朋友或熟人。无论是超级杯赛还是世界杯赛，最好的座位总是为我留着。
　　加内特公司已经搬上了自动机，一年比一年赚取更大利润，甚至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获取更大利润，在当时，已经是连续46个季度盈利了。
　　我有一份长期雇用合同。如果愿意，我可以慢慢滑行10年，然后到1989年退休，拿到相当丰富的一笔养老金和额外补贴，之后安度晚年。
　　有两件事情让我远离了大部分人走过的人生道路：
　　►我对自己的职业──新闻和报业所做的工作并不满意。
　　►我又开始烦了，因为生活太优裕。
　　有很多评论者认为，我的沸点太低，这是一种性情。事实上，我的厌烦点比沸点更低，这也许是我最明显的特点。
　　一个目标一旦实现，无论是大目标还是小目标，重复或按部就班的生活就会弄得我心烦意乱。事情一旦得到控制，我就会让别人去看店子，我自己再去找新的冒险机会。
　　一个更新的白日梦
　　到1979年，我已经掌握了足够大的资金，可以把已经变成了一种新远景的白日梦付诸实施了。有些人认为那是一种痴狂而不是梦想。我曾对自己早年的一些伙伴透露过主要的目标：
　　►一家全国性的报纸，信息量大、娱乐性强，值得一看，可以抓住千百万读者，包括当时并不看报纸、在电视中长大的一代人。
　　►如此不同的一份报纸，其版面和外表以及内容都十分高级，会拉着报业内的其他报纸一起进入21世纪，哪怕需要敲打与呵斥。
　　“我们将重新改造报纸业。”我以常有的谦逊口吻说。
　　我知道事情办起来不会容易，但是，我猜想应该有相当合理的机会存在。应该有比别的任何人更大的机会，而且我知道那一定会产生很大乐趣。
　　1979年我付诸实施的那项远景规划，跟我1952年的那个白日梦没有一点相似之处。
　　当时，在《南达体育》亏得肚皮朝天的最后那些日子，来自南达科他州米歇尔市的一位体育记者，叫杰里·迪本斯的一位朋友刚刚从朝鲜战场归来，顺道过来看我。
　　他希望我也许能够给他找一份工作。我对他讲了老实话，说《南达体育》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日子。但是，我们在西乌克斯瀑布西郊的霍尔酒巴喝杜松子酒的时候，大家为那个已经破灭的小梦想干杯，也谈到了更大的梦想。
　　“如果我们找到资助它的办法，并且找到一个发行方法，我觉得创办类似《体育消息》的全国性周刊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我说。
　　迪本斯也是一位体育迷，他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我们的技术专长甚至比我们的融资能力更差，因此，我们并没有想出一个神奇的办法来及时发送任何一种在日报基础上的全国性刊物。
　　只是一个白日梦而已。20年过去后，卫星的魔力意味着那种梦想以及其他许多种传闻梦想都可以变成现实了，假如那些梦想者同时还是现实主义者的话。
　　我渴望创办一份全国性的出版物，随着加内特公司挣脱其在东北偏远地区的羁绊，这种梦想就越来越强烈了。1966年，我在佛罗里达成功创办《今日》报，其后，1969年又收购了加利福尼亚的《圣贝尔纳丁诺太阳电讯报》。现在，我们发展到了纽约州、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并且在全国各地都有了基础。
　　1970年，我成为加内特公司的总裁，我和董事会主席一起参与竞争。大家几乎在所有现实目标上达成一致意见，尽管我们在远期目标上有不同看法。
　　►他是一位买家，仅此而已。
　　►我也喜欢收购，但我更喜欢自己建造。
　　在整个70年代，我们收购了46家日报，每家日报自身都是相当好的投资。但是，自从1973年我成为首席执行官以后，任何一家在地理方位上能够满足我建造一个真正全国性的印刷基地和发行系统的愿望的报纸，都是值得要的，也要求我们的出价越来越高。
　　正是这个原因，当我们1982年创办《今日美国》的时候，我们处在了极好的地位，我们有现代的胶印厂，不仅仅能够为我们自己所有的报纸提供印刷服务，而且还使我们的报纸很容易进入大部分大都会市场。
　　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今日美国》，只需要一两个小时的驾驶时间就可以把报纸送往主要的市场：纽约、费城、匹兹堡、底特律、明尼阿波利斯、西雅图、圣弗朗西斯科、洛杉矶、丹佛、印第安纳波利斯、新奥尔良、亚特兰大和迈阿密。
　　这个网络并没有覆盖到全国，因此，在别的市场上，我们必须跟印刷厂签订合同。但是，这个网络已经是足够大的了，可以给我们相当大的优势，胜过了任何一家想架设全国网络的报业集团。
　　常识击败了战略策划
　　有些首席执行官称此为战略策划，并雇用一大堆MBA来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或者一般来说为什么不这么干。我从来都不干这样的事情。
　　反过来，我依靠常识。首席执行官应该有提前计划的聪明和直觉，之后雇用一批专家来帮助他揣测“如何”实现他的“什么样的”梦想。
　　对加内特公司来说，这种“什么样的”梦想就是一种新的全国性日报，能够吸引普通人的兴趣。到1978和1979年的时候，这样的梦想已经相当明晰了。
　　此前，我并不能肯定，我们创办全国性的印刷网络和发行系统最后到底会走到哪一地步。我看出了3种可能性：
　　►一家独立的全国性体育日报，按照《体育消息》、《体育画报》和我那份已经流产的《南达体育》的方式。
　　►日报副刊，或者是星期天增版，或者是供我公司所有报纸使用的无所不包的一个版面，上面有严格的全国性消息和广告。
　　►一份完整和独立、供普通读者看的全国性日报。
　　1978年，我开始一个人进行全国性调查，以决定到底选择哪一种。
　　当时，我刚刚被选为全美报业出版人协会的主席和总裁，那个协会是全国报业集团的总汇。
　　我扮演的那个角色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正如我担任的其他许多机构的职位一样。我担任该协会董事有8年时间，但是，我在那个协会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拿协会成员单位开玩笑，说他们坚守传统，愚不可及。
　　如果我所宣传的民主制度能够在那里普及，那我永远也不可能在一大堆由蓝血贵族或清教徒构成的董事成员中升到顶层。但是，洛杉矶亚历山大市的出版人乔·史密斯是1976年至1977年年度的董事会主席，按照该协会的传统，他有权指定继任者。
　　乔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我们两个人都喜欢伦敦塔卫兵式的杜松子酒，两个人喝着杜松子酒解决了许多世界性的难题。他因为把南达科他州一个曾经穷困潦倒的小子提拔为全国最大的报业精英组织的首领而自豪。
　　按照程序，并且有些勉强地正式选拔为全美报业出版人协会的主席和总裁以后，我在就职演说中做了如下的保证：
　　►作为主席要走遍全美所有50个州。
　　►就当时的第一修正案问题发表意见。
　　在接下来的15个月里，我果真就那么做了。我与许多州、地区和城市的团体见面和谈话，包括报业同仁、读者、广告商、大学生等。
　　我在演讲中透露出来的消息，总是说要把自由言论和自由企业上的公众利益根据当地情况进行改造。但是，我的使命总是要为自己的公司服务。
　　博闻则多学
　　无论去哪里，我都带着自己创办全国性报纸的使命，但这样的使命只潜藏在自己心里。
　　我听得多，说得少。我反复接到的消息是，报业同仁认为自己办的报纸比读者所想的好得多。我也看那些报纸，一看就是几百份。我的喷汽式飞机里装满了各地的报纸，无论去哪里，只要搞得到的报纸我都拿上。
　　有些报纸的确是糟糕透顶，但也有许多报纸相当不错，还有一些报纸出类拔萃。但是，没有一家报纸是报纸编辑所认为的那么好，更没有一家报纸能够为读者提供他们真正寻找的满足感。
　　除开仔细阅读各地报纸外，我还到处找《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全国版。对于这两份颇有声望的全国性出版物，我形成了以下几点结论：
　　►《华尔街日报》在全美国有极复杂的发行系统。在中等城市和许多大都会中心地区的有钱人当中，这份报纸很受欢迎。但是，该报无法伸及美国各地无数的小城镇。《华尔街日报》内容极其专业，对于任何地方的普通读者来说是无法产生兴趣的。
　　►《纽约时报》的全国版销量极少，这令人奇怪，本书写作的时候，该版发行量仍然只有181,000份。一些大城市里数量有限的思想领导者，或者那些想成为此类人物的人看这份报纸，或者假装看这份报纸。但是，这份报纸办得极死板，贝托克里克和博伊西以及贝顿鲁基的读者根本不可能看这样的报纸，面对这样一个枯燥无聊和头发灰白的老太太，他们还有什么兴趣呢。
　　另外，全国发行的《纽约时报》其实根本就算不上是全国版。它是纽约城都会版的一个缩微版，把里面最有趣味的一些广告扔掉了，同时又收集了很多新闻。
　　到1979年夏天，我已经看到、听到和读到足够的材料，让我相信的确存在一个真空，的确有可能创办一家适合普通读者看的全国性日报。
　　而且在我看来相当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或公司有加内特公司这样的优势来进行这样的举措。
　　►我们比别的任何公司在更多的州里有更多的印刷厂。
　　►我们在全美有一个很大的记者网络，一共3,000多名新闻从业人员。
　　►我们有极深的口袋，加内特公司的年收入已经达到10亿美元。
　　►我们的长处是，我曾在创办《南达体育》的时候失败过，因此能够提醒我哪些事情不要去做。
　　哪怕如此，我还是知道，这个想法极其大胆，在公司内外都会遇到很大困难。
　　我决定采取用茶匙小口喂的简单策略。我希望稳定地赢得支持，哪怕速度稍慢一些。从推广较为容易的地方着手，我希望列出支持者的名单，让他们帮助我解决推广中比较困难的问题。
　　结果有用。两年之后，当加内特公司董事会投票支持启动《今日美国》计划时，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前任主席朱利安·古德曼董事说：“一个理想自有其积蓄感染力的方式，尤其是当这个理想是由董事长提出来的时候。”
　　我的家人最早得到消息，而且也是最早列入支持者名单的。之后是加内特公司里面的几位密友，再后慢慢发展到更为广泛的公司同仁，后来才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们，最后是我的评论人。到末了，潜在的消费者也接受了。
　　拖上家人
　　我的家人必须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一点相当重要。如果启动《今日美国》项目，那将意味着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绝对会投入其中，而且要持续多年。而且我知道自己会成为国人嘲笑的对象，评论者也会冷嘲热讽。家人必须要明白，而且能够处理这些事情。
　　我相当走运，因为我的两个孩子以前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他们明白，父亲受煎熬的时候，自己应该保持冷静。他们准备好了接受新一轮的冒险，当然也准备好了接受人们的虐待。
　　当时，丹已经26岁，并且成为一名新闻教育工作者。他十几岁的时候经历过很多动荡不安的人际关系变化，我和他已经成为好朋友。
　　简当时24岁，在范得比尔特大学学法律。她在佛罗里达大学研究过足球队员及其兄弟会，之后就成为一名正儿八经的学者了。对父亲的冒险活动，她是支持的，也能从中得到满足。
　　当时是我与佛罗里达参议员罗里·威尔逊的婚姻生活的最后一年。哪怕两人之间的浪漫感情已经消失，但仍然能够理解彼此在职业上的计划。她头脑敏锐，对我把握《今日美国》的宗旨是极有帮助的。`
　　由于家人都知情，也跟我站在一边，接下来我就去加内特公司内部找自己的心腹至交。按照下面的这个顺序，但方法却彼此完全不同：
　　►约翰·奎因，当时他有53岁，是首席新闻执行官。奎因为人跟我差不多。是我派去专门看管财务人员的，那些财务人员不断施压，总想把收益放在产品之前。他成为我们公司的良知所在。
　　►约翰·赫塞尔顿，当时59岁，是负责报业事务的总裁。他是个中规中矩的人，做事不张扬，脚踏实地，善于妥协。
　　►道格拉斯·麦柯金戴尔，当时40岁，是首席财务官和法律事务主管。在财务和法律事务方面，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战略家。
　　我和这三个人都是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成员，办公室是我组建的，也由我本人充当主席。多年以来，这个三人小组为我各种各样的行动提供了相当稳定的支持。
　　奎因：有远见，有前瞻能力，很贪婪，但又很有人情味，充满激情。
　　麦柯金戴尔：为人谨慎，有些守旧，冷酷，没有激情。
　　赫塞尔顿：是一位沉闷的妥协者。
　　每一个大型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都应该有这样的人员组合。
　　任何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不应该假定自己能够唱独角戏，这一点相当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他不能让自己的左右全都围满思想与行为风格一样的人。
　　正是这个原因，我的三驾马车对我的用处如此之大。任何时候我都可以指望他们强行推进，或者悬崖勒马，或保持中间状态。
　　后来，在《今日美国》处在形成阶段的时候，我又往首席执行官办公室里加进了一个人，是玛德琳·简宁斯，当时已经46岁，是标准品牌公司人际关系部的部长。我请她来当主管人事的副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成员。她成为一名得力助手，也提供了一个以女性眼光看事的角度，对全部由男性构成的顾问圈子形成了强大的弥补作用。
　　我让奎因和麦柯金戴尔彼此相左，很喜欢他们这样，并且从中受益，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人事务中，他们也很喜欢这样。他们两个人意见相左，这样可以刺激新思想的产生，对无论大小的各种事务都是更加详细的审视。
　　辩论的益处
　　哪怕对做出的决定已经相当确信，公开辩论还是有益于所有人的。
　　在奎因与麦柯金戴尔之间的对抗中，和事佬赫塞尔顿总是会在两极尖锐对立出现之前适时介入。他的妥协干预总是正好与主席的意愿相吻合，因为他相当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我会提前告诉他我到底倾向于哪一方。
　　由于我为《今日美国》而寻找的是支持者，而不是警告或妥协，因此我总是先去找奎因，话总是说得直白明确。
　　他总是一激就上，全盘支持，“这是个好机会，必须要抓住，”他说。奎因很快明白这个重大的冒险活动一旦成功，从职业的角度上看会对加内特公司意味着什么。奎因从不担心利润的问题，他把这样的事情交给麦柯金戴尔去操心。而道格一向的原则是只考虑利润，其他的先放到一边去。
　　奎因的职业本能是搅和：这意味着一个出口，或者是一个避难所。加内特公司的记者每年都有离开的，他们在我们设在契利柯特、钱柏斯伯格、雷诺或罗切斯特的实习基地得到培训，之后就想去大都会的报纸、杂志或网络。
　　这有助于我们吸引和留住来自各所高校的最好的天才记者，而且有助于使加内特公司从一个小型报业联盟一步发展为大型报业集团。
　　我和奎因开始筹划如何把这个计划的想法一点点灌输给其他人。我们还开始计划研究与开发方案，从而导致项目的最后启动。
　　我们谨小慎微，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在两年时间里，我指导着这个过程的进展，之后再请董事会做出“开始”决定。
　　1979年11月18日：我给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各位成员打电话，包括赫塞尔顿、麦柯金戴尔、奎因，讨论“某些年终回顾和未来计划”问题。
　　那是罗切斯特一个寒冷和沉闷的早晨，在公司总部25楼董事室里，壁炉的柴火发出劈啪的响声，我们4个人谈起了行将结束的一年。我们一致认为，那又是不错的一年，的确也是如此。
　　那一年，我们以3.62亿美元的低价收购了综合传讯公司，使我们得到7家电视台、在辛辛那提和奥克兰的几家大报，还有北美最大的户外广告公司，当时，该公司共有38,000块广告牌。
　　“业务跟平常一样”，但给我们带来了10.65亿美元的收入，那是我们的年收入第一次达到10亿美元以上，共有1.35亿美元的利润，比头一年上升19%。
　　麦柯金戴尔很喜欢谈论数字，我把话题转开了。
　　“我们来谈谈来年和未来吧。”我说。我起立，站起身来，在壁炉前来回踱步。我经常会在开会的时候来回踱步，这么做的时候，麦柯金戴尔总是会紧张起来，别的人也是一样。他们明白，这是一个信号，表示我要么感到无聊了，要么是在想什么事情，要么是准备突然之间向他们发问。
　　无论是哪一种会议，我很少一气坐到底的。我站着的时候思想更清晰，走路的时候也是一样，包括伸展腿脚的时候。活动身体不仅仅让我头脑清晰敏锐，而且还有助于我更好地观察一些人，更容易明白人们在讨论什么事情。
　　“我们的业务在发生变化，”我说，“我们不能总是这么无休止地收购别人留下的破烂货。如果我们希望保持在前沿位置，那就必须要更多地有所建设，要么是把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建设好，要么平地再建高楼。”
　　麦柯金戴尔跟平常一样总是明白我的意思，他发问：“您在想什么事情？”
　　“不能肯定，”我答道，“但是，我们需要花些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得想个办法控制卫星，让它帮助我们把已经拥有的东西或者能够制造的东西发送和销售出去。也许来一个超级电视，也许来一份星期天的报纸增刊，也许再办一家全国性的报纸。”
　　“要多少钱？”道格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我只是在考虑，明年要花上百万美元做研究。”我很低调地回答。
　　道格连眼都不眨一下。他明白，花百万美元进行研究和开发，对于我们这种规模的公司来说是小菜一碟，哪怕大部分传媒公司根本不在这样的领域里这么做，或者根本不花钱。
　　但他想知道更多：“这笔钱怎么花？您将雇用什么人？您想探索什么问题？”
　　“道格啊，我会想出办法来花这笔钱的。你来考虑预算吧。”我说。
　　散会的时候，我猜想，三位关键的助手一定在考虑下面这些五花八门的事情：
　　►奎因：纽哈斯的全国性报纸计划已经得到资助。火车轮子已经开始滚动了，可能很难停下来。
　　►赫塞尔顿：只要不是一头扎进去，搞些认真的研究，看看有哪些新的机遇，那还是极有必要的。
　　►麦柯金戴尔：我不能够肯定他到底在想什么，但是，100万美元的确也算不得什么，如果他的脑子里又在思考什么疯狂的点子，那我们也有足够多的时间说服他放弃。
　　1979年12月18日：加内特公司董事会在华盛顿的希尔顿首都饭店开会。已经有了一个好年头，已经有了一次很成功的会议，人人都感觉不错。当董事会感觉不错的时候，任何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很容易把一些看似轻松的新点子或新项目灌输给各位成员，哪怕实际上这些点子比听上去的规模庞大得多。
　　搁置梦想
　　到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按照会议日程要讨论“其他事项”，我提出报告，说首席执行官办公室已经决定在明年进行一些研发工作。
　　“我们将建立一个特别工作组，由我们公司最聪明的几位年轻高级主管组成。他们将研究报业和电视业有什么新东西，尤其是研究一下，看看我们能否以更多方法给卫星披上马甲，好把更多的消息发送给更多的人。我们已经拨出约100万美元供研发项目使用。假如顺利，到年底之前，我们将拿出多种可能性方案供大家讨论。”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决定。不需要投票，只是小小地喂了一口。在人们明白某些事情之前，重要的是先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尤其是不要告诉公司的董事。
　　1980年3月5日：加内特公司的一件新闻稿给报业和公众喂了第一口。新闻稿的内容是：“今天，加内特公司宣布，已经建立一支特别的研发工作组，并任命两位新的总管，探索新的投资机会。”
　　这两项相当一般的任命使真正要做的事情显得不那么重要。新闻稿继续说：“研发工作组将探索整个传媒领域存在的任何投资机会，看看如何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读者、广告商、评论人和听众。”
　　根本没有提到什么全国性的报纸。
　　这种烟幕是小口喂食活动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不希望公司董事或其他任何内部人士太快就提出很多问题，因为这样做有可能使公司内部的人产生意见对立。我当然也不希望竞争者知道我们在认真探索开创一份全国性报纸的意图。
　　当时，《纽约时报》已经在逐步但很小心地扩张其全国版。我知道《华盛顿邮报》正在考虑和谈论搞一个全国版的事情（最后办成了一家有气无力的小型周刊）。鲁帕特·默多克当时有发行量极大的全国性周刊《星报》，他对全国和世界规模的冒险事业胃口极大。
　　因为我相当熟悉《华盛顿邮报》的拥有者那批蓝血贵族，因此知道办过《笨拙画报》的萨尔茨伯格或凯伊·格莱汉姆都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冒险举动。但是，鲁帕特是一个性情古怪的人物。我可不想给他或其他任何一个有胆子的人赶紧着手起草他们自己的计划的理由。
　　新闻稿发出的头一个星期，我第一次与特别工作组开会。这个小组是在奎因和赫塞尔顿的帮助下组建起来的。我并没有征询麦柯金戴尔的意见，因为我不想在项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说没有钱办事，结果使计划流产。当然，我后来会把这些人召集起来，以便起草一个业务计划书。
　　这几个人都有在加内特公司工作过的背景：
　　►汤姆·克雷，当时30岁。是个极聪明和有进取心的报人，跟他的兄弟约翰一样。约翰现在是加内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在新闻调查研究方面是有业绩的。
　　►拉里·萨克特，当时30岁。他是技术和卫星方面的专家，是我从《国际论坛报》那边挖过来的。
　　►弗兰克·维加，当时31岁。是一位口气强硬的发行斗士。我尤其喜欢他，是因为他总是不加犹豫就敢顶嘴。
　　这个四人小组的平均年龄为30岁。我要确保这些年轻的幻想家能够把眼光盯住未来。
　　为了看管住这几个人，将使他们合力行事，我派了一名特别工作组的协调人，是文斯·斯贝萨诺，当时52岁，是《今日》报在佛罗里达的出版人。他是我久经考验的朋友和同事。如果我告诉他喜欢火车朝哪个方向开，他会一直把住大方向。
　　我决定把工作小组的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可可阿海滩一处远离人群的别墅里，离我设在南瓜中心的隐避处北边大街只有约5个街区远。
　　由于这事实上就是一个小型的智囊团，因此我不想工作组的成员受到太多打搅。在大约6个月的时间里，我希望他们撇开“NN计划”之外别的什么事情都不去考虑。
　　我对这支特别小组和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成员说，把这个计划命名为NN计划，是因为NN两个字母代表“National Newspaper(全国性报纸) ”。而别人会以为那两个字母只是代表“New Newspaper(新报纸) ”，我们当然应该鼓励别人产生那样的错觉。
　　纽哈斯的胡扯
　　很快就有话传到我这里来，加内特公司外面一些爱说笑打趣的人把NN计划说成是“Neuharth’s Nonsense(纽哈斯的胡扯)”。
　　我闻讯大笑。我们准备干的事情，竞争对手越是小看越是好。
　　1980年2月29日，由5个成员组成的NN计划组在南瓜中心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我已经跟他们每个人单独谈到，我们的目标是要为加内特公司找到一个办法，看如何能够成功地启动一份全国性的报纸。
　　在第一次集体会议上，我发表了一通鼓励性的演说，然后详细说明了这个工作组的使命：
　　“14年前，我们成功地启动了《今日》报，今天，我们离启动那份报纸的地方只有几英里远。美国将人类送上太空，送上月球又返回的发射台离我们也只有几英里远。
　　“现在，我希望能够放开眼光，看看我们能够做点什么别人没有尝试过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启动一份面对普通读者的、真正属于全国性规模的报纸。
　　“如果我们动手干，而且成功了，那我们就会创造历史。如果我们尝试，然后又失败了，我们仍然会创造历史。哪怕我们最后决定不这么干，那我们还是会因为进行了这样的探索而得到相当大的乐趣。”
　　我简要地阐述了必须要详细了解和回答的4大关键问题，其中的问题各适合四位未来派当中每一位的专长：
　　►我们能否设计一种全国性的报纸，使其能够抓住全国足够数量的读者，以确保这样的一份全国性报纸有创办的价值？有多少读者可以抓住？
　　►我们有否力量编辑和印刷这样一份全国性报纸？
　　►我们能否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和销售它？
　　►我们可否得到必要的广告客户支持？
　　虽然在给工作组下达任务时我用的是“是否”这样的字眼，但是，关键还是在“如何”上面。他们听懂了我的意思。
　　汤姆·克雷后来说：“虽然艾尔要我们研究这件事情能否干，但他提问时的用词却如此明显地表示，他期望答案是‘可以’。”
　　维加后来回忆说：“那实际上是一次启发智慧的会议。艾尔不停地用‘天才’和‘神童’等的字眼形容我们。整个会议期间，我都感到热血沸腾。听起来就好像我们是位使徒，准备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创造一个新时代。”
　　NN计划已经摆好姿势，随时准备再造报业了。
　　有话直说：梦想是发明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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