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是太傻了，斯汀戈，像我的叔叔斯坦尼斯罗一样傻。他是我父亲的兄弟，是波兰骑兵部队的上校。他是我最喜欢的叔叔，对生活充满希望，一直很乐观。他对波兰始终有一种天真的自豪感，好像波兰从没长时间地被普鲁士人、奥地利人、俄国人占领过，和英国、德国或别的什么国家没什么不同。他总是穿着那身漂亮花哨的骑士制服来拜访我们，身上佩带着马刀，嘴上蓄着轻骑兵的那种小胡子，高声大论，还不停地大笑，说如果德国人敢来与波兰打仗，他们得到的只会是教训。父亲委婉地与叔叔开玩笑，卡兹克却直截了当、有理有据地和叔叔争论起来，问他：´如果德国装甲部队开着坦克来波兰，你们骑兵能抵挡吗？´而叔叔总是说，最重要的是地形条件。波兰骑兵知道怎样利用熟悉的地形，而德国人肯定会在陌生的地形中失利。这就是波兰军队对德国人的致胜秘诀。你也许知道那次对抗战中发生了什么--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波兰骑兵一败涂地！啊，这种充满绅士风度的民族自豪感真是太蠢了！毫无意义！所有的人和马！太惨了，斯汀戈！太惨了……
　　"德国军队进驻克拉科夫时，是在1935年的九月。我们都吓坏了，对发生的一切充满仇恨。但我们都保持着镇定，尽可能地把事情朝最好的方面想。刚开始时还不算太糟，斯汀戈。我的意思是说，刚开始那阵子，我们觉得德国人对我们还不错。他们并没有像轰炸华沙那样炸毁这座城市，所以我们觉得有些特别，有一种受到保护、躲过劫难的感觉。那些德国士兵也算行为良好。记得父亲说，这证实了他很久以来的一个想法，那就是德国士兵延袭着古普鲁士军队的良好传统，即恪守荣誉与正派的准则，所以他们不会伤害或虐待平民。同样，听着成千上万的士兵说德语，也使我们觉得安心。对我们家来说，这种语言像母语一般亲切。就这样，刚开始的那种痛苦慢慢淡了。尽管父亲对华沙所发生的事感到焦虑和痛苦，但他说，我们可以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了。他说，他不知道希特勒会怎么对待知识分子，但在其他城市，比如维也纳和布拉格，许多教师都被允许继续工作。所以他认为，他和卡什莫尔也能如此。几星期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克拉科夫城还算平静，我的意思是说，还可以过得下去。
　　"11月的一天早上，我到圣玛丽教堂做弥撒，就是我说的那个真人吹号的教堂。在克拉科夫时，我常去做弥撒。德国人来后，我也去了很多次，祈祷战争快点结束。这听来有些自私吧，斯汀戈，但我真的是一心祈盼战争尽快结束，我就可以和卡兹克去维也纳读书了。噢，当然还有太多的事需要祈祷，但人总是有私心的。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家人都还安全、自由，所以我希望战争快点结束，让我们重新过上以前的日子。但就在我做祷告时，突然产生一种……一种感觉[1]，是的，一种预感，一种恐怖、可怕的预感。我不知道这恐惧从何而来，但突然间我停止祷告，感觉被教堂里一股又冷又湿的寒流所侵袭。我猛然意识到，这像闪电一样袭来的恐怖来自何处。因为我记得，就在那一天早上，克拉科夫地区的新任纳粹总督，一个叫弗兰克的家伙，让大学里的所有教师在校园广场上集合，要向他们宣布占领区必须遵守的新规定。这没什么，只不过是一次单纯的集合，通知他们那天早晨必须到会。我父亲和卡兹克是在头一天听说这事的。你知道，这听起来十分自然、合理，没人会联想到其他什么。但现在，这道闪电让我感觉出事儿了。我冲出教堂朝街上跑去。
　　"噢，斯汀戈！我现在告诉你，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父亲和卡兹克，再也见不到了！我跑啊，跑啊。那地方并不太远。等我跑到学校时，校门前围着一大群人。街上已戒严，只有一些庞大的德国篷车，还有端着来福枪和冲锋枪的一群群德国士兵。那儿设了一道路障，那些德国士兵不让我过去。正在这时，我看见一个熟人--沃西纳教授夫人，她丈夫是化学[1]教授。她一下子扑倒在我的怀里，歇斯底里地哭喊起来：´噢，他们走了！他们被带走了！所有的人！´我简直不敢相信。但另一个教师的妻子也走过来，哭喊着说：´是的，是真的！他们被带走了！我丈夫斯莫伦教授也被带走了！´我仍然将信将疑。直到看见那些遮得严严实实的篷车朝西开去时，我才完全相信了，也开始歇斯底里地哭叫起来，接着我跑回家去告诉母亲。我们俩抱头痛哭。母亲说：´卓娅，他们去了哪儿？他们被带到哪儿去了？´我说不知道。一个月后，我得到消息说，父亲和卡兹克都被带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们还听说，他们都是在新年那天被枪杀的，因为他们是波兰人，是大学教授。另外还有许多教师，我想也许有一百八十多人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能回来。这事发生后不久，我们去了华沙。我必须得找工作了……　　"几年后，到了1945年。战争结束时，我在瑞典的难民营里。我总是回忆起父亲和卡兹克被杀害的那段日子，回忆我流过的全部眼泪。奇怪的是，在这一切发生后，我再也哭不出来了。这是真的，斯汀戈！我再没有什么情感了。我没有了感情，就像我再流不出眼泪一样。在瑞典的那个地方，我和一个阿姆斯特丹来的犹太妇女成了朋友。她对我很好，尤其是在我企图自杀的那段日子。我用玻璃片割破手腕，我想我并没有用太大的劲儿，所以没流多少血。那年夏天，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她也曾在我呆过的集中营关过，失去了两个姐姐。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幸存下来的。那里有相当多的犹太人被杀，幸存者寥寥无几。她说一口漂亮的英语。那便是为什么我要开始学英语，因为我知道也许我要到美国来。
　　"这老太太是个十分虔诚的教徒，常去她们那儿的犹太教堂祷告。她告诉我，她非常相信上帝。有一次她还问我是不是也相信上帝基督，就像她相信他们的上帝亚伯拉罕那样。她说，尽管很多犹太人都认为上帝不存在了，但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使她对上帝的信仰更加坚定。我对她说，我以前也相信基督，相信圣母，但经过这么些年之后，我也像那些犹太人一样，发现上帝已永远不复存在。我说，我知道基督早已把脸转向别处，我不能再向他祷告，向他哭诉。她问我怎么知道上帝不再看我，我说我就是知道。我知道只有上帝--耶酥，才会允许我所爱的人死去，让我独自生活在愧疚之中。上帝已不再怜悯我，关心我。而且他们的死又是那么可怕，让我觉得有更多的愧疚，几乎忍受下去。噢，人类要忍受痛苦，只好忍受……　　"斯汀戈，也许你会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没和任何人告别就让他死去，没有一点安慰和理解就让他死去，这太可怕了！太让人无法忍受！我在萨斯赫森给父亲和卡兹克写了很多信，但都被退了回来，上面盖着´查无此人´的邮戳。我只是想告诉他们，我非常爱他们，特别想对卡兹克说这话。这不是因为我爱他胜过爱父亲，而是因为在最后那段日子里，我们大吵了一架，吵得很厉害。我们几乎没吵过架，不过我们结婚已经三年多了，我想有时拌拌嘴也是很自然的事。不管怎样，出事的头天晚上，我们吵了起来。我已经想不起是因为什么，真的，我对他说：´去死吧[1]!´。他冲出门去。那晚，我们没睡在一起。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他。我想这就是我无法忍受的，我们没有亲热地告别，没有亲吻，没有拥抱，什么也没有。噢，我知道卡兹克明白我是爱他的，我也知道他爱我，但一切都那么糟。我们不得不承受痛苦，因为我们再也不能把这些告诉对方……
　　"所以，斯汀戈，这么多日子过去了，我仍然有一种无法摆脱的愧疚感。我也知道这没有什么道理的，就像在瑞典时那位犹太老妇人对我说的那样。她试图让我明白，我们的爱才是最要紧的，而不是那次愚蠢的吵嘴。但我还是十分内疚。很可笑吧，斯汀戈。我想我又学会哭了，或许这表明我又是一个人了。是的，一个人。我常常独自一人听音乐，那乐曲声总让我想起卡兹克和过去的岁月，我便忍不住想哭。有一首乐曲我几乎无法去听，因为它总是让我哭个不停，鼻子塞住，出不了气，眼泪像溪水一样哗哗直流。那就是我在圣诞节得到的那张汉德尔的唱片，里面那首《我知道救世祖还活着》的曲子总让我想哭，因为我的愧疚，还因为我知道我的救世祖并不存在，我的身体早已被寄生虫残蚀，我的眼睛永远永远看不见上帝……"
　　我叙写的这段时间是1947年的夏天，苏菲对我讲述了许多她过去的事情。我命中注定要被苏菲和内森的情感所诱惑，就像六月里那些不幸的小虫子被蜘蛛网罩住一样。那时，她正在一个叫布兰克斯托克的医师开在布鲁克林一个偏僻街角的诊所里当接待员。布兰克斯托克是个按摩师，很早以前从波兰移民而来。他的病人大多是过去的老移民或新近入境的犹太难民。苏菲在一个国际救援组织的帮助下来到纽约后，不久就找到了这份工作。起初，布兰克斯托克(除依地语之外，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波兰语)对派给他的这个年轻女人十分恼火。她不是犹太人，只会几句弊脚的依地语，还是在集中营里学来的。但医师是个好心人，而且毫无疑问被她的美貌所打动，考虑到她的难处，还有她讲的一口漂亮的德语，便雇用了她。她太需要这份工作了，她的所有财产就是瑞典难民营发的那些又薄又小的衣服。其实布兰克斯托克根本无须顾虑苏菲的语言"缺陷"，没过几天，她就能用依地语和病人聊天了，就像她本来就出生在犹太人居住区一样。她在耶塔公寓租了间便宜的房间，这是七年来她的第一个真正的家。她差不多在找到工作的同时租下了房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周三天工作日，使苏菲能把她的精神与肉体都支撑下去。同时她还用空余时间到布鲁克林大学的学习班学习英语，以期能够完全溶入纽约那生气勃勃、热闹非凡的都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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