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沉默了好一会才告诉他："我为一个医生工作，每日半天。我做他的接待员。"
　　"医生？"他说，显得十分好奇，"什么样的医生？"　　她意识到要说出那个词十分困难，但终于还是开口说："他是一个……一个按摩医师。"
　　苏菲几乎可以看到，他听到这话时全身一震："按摩医师？一个按摩医师！难怪你有这么多麻烦！"
　　她发现自己只能找出一个笨拙无力的借口。"他是个好心人……是那种你们叫做……"突然她改用依地语说，"一个好人。他的名字叫布莱克斯托克。"
　　"好人？好人？"他说，露出一付厌恶的神情，"像你这样的姑娘，却为一个骗子工作……"　
　　"这是我能找到的惟一的工作。"她打断他的话，"我刚到这儿时，这是我能做的惟一的事儿！"她感觉自己有些气恼，而且无论是她说的话还是说话的口气都让内森有些后悔。他赶忙道歉说："我明白。我不该那样说。这与我毫不相干。"
　　"我想要找个好一点的工作来着，可我没什么本事。"她平静地说道，"我很小就开始接受教育，但并没有完成学业。你瞧，我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曾希望当教师，成为一名音乐教师，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便成为这家诊所的接待员。这没什么不好，真的！尽管我也希望将来能干点更好的事情。"
　　"很抱歉我刚才那样说。"
　　她看着他，他还在为刚才说的话感到不安。这让她很感动。在她的记忆中，她还从未遇上能一下子吸引住她的人。内森身上有一股强烈的吸引力--他充满活力，沉静，有一种不自觉的权威神态；他善于模仿，大谈烹饪和医学，如此等等，都让苏菲觉得是对她的健康的关心的一种掩饰。而他那极易出现的窘态和笨拙的自责，在某些方面令她联想起小男孩。她希望他能再抚摸她一下，不过这念头一闪而过。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坐在那儿。外面街上一辆汽车开了过去，天开始下起小雨，远处教堂的钟声响了几下，洪亮的钟声打破了布鲁克林仲夏夜的宁静。曼哈顿上空传来隐约的雷声，天色暗了下来。苏菲拧亮了桌子上孤独的台灯。
　　或许是因为天使般的酒，或许是由于内森无拘无束地坐在那儿的沉静，苏菲感到一阵不安，赶快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下去。说着说着，她发现自己的英语越来越流畅，就像有了一个效果极佳的向导。这令她惊奇极了。"你瞧，我来这里时一无所有，所以我觉得自己不完整。你看这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新买的美国式的书籍和衣服，没有一件东西是从波兰带来的，没有一件是我小时候用过的东西。我甚至没有一张原来的照片。我觉得十分遗憾的是弄丢了一本相册。如果它还幸存的话，我可以给你看很多有趣的东西，比如说战前的克拉科夫是什么样子。我父亲是个大学教授，很有摄影天才--是个业余爱好者，但却很出色，眼光十分敏锐。他有一架十分昂贵的令人羡慕的尼康相机。我记得他拍的最好的一张照片就在那本相册里，是我和妈妈在钢琴旁的合影，我难过的是它被弄丢了。我那时大约十三岁，我们当时可能是在合奏一首练习曲。我记得我们看起来很快活--妈妈和我。不管怎么说，现在那张照片成了我回忆中的一个象征，代表着曾经拥有却永远失去的过去。"她停下来，心里默默地为自己流畅的表达而高兴。然后她抬眼看着内森："你一定已经知道，我并不可怜我自己。世上还有比不能完成学业糟得多的事情。如果那就是我曾失去的一切，我应该很知足了。不过，如果能实现从事音乐的心愿就太好了，但我却失去了继续就学的机会。那时我已学习了七八年，以后还不知道能否再学下去。总之，这就是我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所以我不得不做现在这样的工作。"
　　过了一会儿，他重新开了口，用的是那种可以消除误会的直截了当的口吻。这让她重新高兴起来。"你不是犹太人，是吗？"
　　"是的。"她回答说，"你以为我是吗？"
　　"开始我是这样猜的。在布鲁克林大学看不到几个金发碧眼的异教徒[1]。后来在出租车上从近处看你，我以为你是丹麦人，要不就是芬兰人或东斯堪的那维亚人。不过，唔--你长着一付斯拉夫人的脸庞。最后，我认定你是个波兰佬--请原谅，我想你有波兰血统。后来你提到华沙，我更加肯定了这点。你是个十分美丽的波兰姑娘。"
　　她笑了，感到脸上有些发烫："谢谢您的赞美，先生。"[1]
　　他继续说道："不过，这一切多让人奇怪呀。一个可爱的波兰姑娘怎么会为一个叫什么布莱克斯托克的按摩师工作呢？你又是在哪儿学会依地语的？还有--妈的，你又得容忍我向你打听了，但你知道吗，我很为你担心，我必须了解这些事情！最后一个问题，你手臂上的刺纹是怎么回事儿？我明白你不愿说它，我也不愿问，但我想你应该告诉我。"
　　苏菲把头靠在那张吱嘎直响的粉红色椅背上，心里充满绝望。她想，也许她明确、耐心、粗略地解释一下，就可以结束这话题；如果幸运的话，还能满足他的好奇心。虽然她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令人伤心的错综复杂的事情，但像她这样严密地保守这些已众所周知的秘密还是有些过分和令人生疑的。在美国，尽管能看到很多公开发表的书籍、照片和新闻纪录片之类的东西，但人们并不真正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布肯沃德，贝尔申，达考，奥斯威辛等等，一些空洞的无法理解的词。她很少向他人提起这些事的另一个原因，是伤痛本身。她不愿重新撕开旧日的伤疤。她知道在说这些事之前，她都会感到身体上一阵痛楚，就像撕开即将愈合的伤疤或用尚未痊愈的断腿跳跃一样。然而，内森只是想帮助她；她明白自己需要这样的帮助--确实太需要了。她应该把自己的经历简要地告诉他。
　　于是，她开始用一种平静的不含任何感情的平淡声调开始述说："那是1943年四月，我被送往波兰南部一个叫奥斯威茨--比克瑙的集中营。那地方靠近奥斯威辛城。在此之前我住在华沙。我在那儿住了三年，是1940年初，也就是我离开克拉科夫后去那儿的。三年的日子很漫长，但离战争结束还有两年多的时间。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因为犯下一个严重的´过失´[1]--请原谅，我该说错误，我是能够安然度过那两年的。这个错误实在太愚蠢了，一想到它我就会恨我自己。我一直小心翼翼，你瞧，我都有些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我是说，一直到那时，我都没事儿。我不是犹太人，没住在犹太区，所以不用担心会被抓走。还有，我也不为地下组织工作。这对我来说太危险了，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我不想谈这些。好了，不管怎么说，我没从事地下工作，所以不必担心会被捕。我被抓的原因你可能会认为十分荒唐。我是因为把肉偷偷带进华沙而被捕的。我从城外的一个朋友那儿弄到一块肉。那时我们严重缺少肉食，所有的肉类只能送到德军军营，但我还是冒着危险去弄了一大块，想给妈妈补一补身体，让她能快点好起来。我妈妈那时病得很重，得了……你们是怎么说的？"
　　"肺结核。"内森说。
　　"对。几年前，她在克拉科夫时就得了这病，但当时治好了。后来到华沙后又复发了。你知道，那里冬天很冷，没有供暖，没有吃的，所有的东西都让德军拿走了。她病得很严重，人人都以为她马上就要死了。我没和她住在一起，她住在附近。我想如果我能找点肉食的话，或许能改善一下她的身体状况。于是在一个星期天，我到一个村庄去买了一块火腿。这是禁品。我回到城里时，两个盖世太保拦住了我，他们发现了火腿，于是拘捕了我，把我关进盖世太保在华沙的监狱。他们禁止我再回到我的住所，从此我再没见到过母亲。后来我听说她在几个月后便去世了。"
　　他们坐的地方变得又闷又潮。苏菲还在讲着，内森起身把窗户打开，一股微风吹进窗来，把那束黄玫瑰吹得轻轻摇晃。这时传来哗哗的雨声，小雨已变成倾盆大雨。突然一道闪电，照亮了公园草坪的那条小路，好像要将那些橡树和梧桐撕碎似的，与此同时响起一声炸雷。内森站在窗户边，望着窗外的大雨，背着双手。"说下去，"他说，"我在听。"
　　"我在监狱里被关了很多天，后来又被押上火车转移到奥斯威辛。在路上花了两天一夜的时间，而在平时只须六七个小时就能到达。奥斯威辛有两所独立的集中营，一所就叫奥斯威辛，另一所相隔几公里远，叫比克瑙。这两所集中营是不同的，你得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因为奥斯威辛是用来关押苦役犯的，而比克瑙却只有一个目的，那便是消灭。下火车后，我没被送到……到……比克瑙，而是……"苏菲十分懊恼地感到她那冰凉的面颊开始抽痉，她的声音在发抖，说话变得结结巴巴，但她很快控制住了自己。"我没被送到比克瑙的毒气室，而是去了奥斯威辛，去做苦役，因为我还年轻力壮。我在奥斯威辛呆了二十个月。我去那儿的时候，各种要处死的人都被送到比克瑙，但不久之后，就只有犹太人被送到那地方了。那里死的犹太人太多了。离那儿不远，还有一所集中营，那是一座巨大的工厂[1]，德国人在里面生产人造合成塑料[2]，就是橡胶。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犯人也到那儿去干活，但主要是帮着处理在比克瑙被毒死的犹太人[3]。所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犯人大都是德国人所说的雅利安人，他们主要维护修理比克瑙的焚尸炉，也就是帮着杀犹太人。但你要明白，等他们的健康一去不复返，精疲力竭[4]，成了废人[5]之后，他们也将被处死，要么被枪毙，要么被送进比克瑙的毒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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