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在苏菲讲述这些事情时对一些细节纠缠不休，不停地问这问那，仍然不能得到她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完整印象，不过有些事情已相当清楚了。她为父亲的服务是完全彻底的，绝对地效忠。对此她没有任何异议。从小到大，对父亲的尊敬就是天经地义之事。这已溶入她的血液，与她的波兰天主教的信仰融为一体。她从未有过什么不满。事实上她承认说，她甚至很乐于这种奴仆式的服从。她每天说着：“好的，爸爸。”“不，谢谢，爸爸。”她必须时时小心，随时表现出内心的尊敬，与母亲一起仪式般地侍候着父亲。她还承认说，她可能是一个受虐狂。毕竟，即使在她最痛苦的回忆中，她也不得不承认他实际上对她们俩并不是真的残忍；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并且，尽管有时很冷漠、威严，偶尔还是会赐给她们一点点奖赏。为了保持幸福快乐的家庭气氛，这个暴君不可能表现得完全不宽容。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才缓和了家庭气氛，使苏菲得以完成法语学习(他认为它是一门衰颓的语言)，使她的母亲能尽情欣赏除瓦格纳之外的福赫和史卡拉第之类一名不闻的作曲家的作品，使苏菲毫无怨言地度过这段绝对服从的婚前生活。此外，作为一个在全校教师中虽有争议但仍然杰出的人物的女儿(有许多但不是全体同事对教授极端的种族集团观念表示反感)，苏菲只模糊注意到父亲的政治信仰和狂热。他将这些与他的家庭隔绝，不过它仍然相当明显，以致苏菲在整个青少年时期都不能忘记他对犹太人的痛恨。但在波兰有一个反犹太的家长几乎不算什么史无前例的事。就她个人而言，整日忙于读书，上教堂，与朋友聚会，了解一些时事，看电影(大部分是美国电影)，和母亲一起练琴，甚至谈一两段天真的调情恋爱。对于犹太人——这些居住在克拉科夫犹太人居住区的幽灵般的人们，她漠不关心。苏菲坚持这一点，我仍然相信她。他们与她毫无关系——至少在成为父亲的秘书，并开始了解他那火一般的狂热的深度与广度之前。
　　她刚满十六岁，教授就逼着她学打字和速记。他可能早就想好了要使用她，也许他提前开始需要她的服务了。她是他女儿，这一事实无疑增加了方便与信任的程度。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她都在周末帮他用打字机打出他那些有关专利事宜的双语信件(有时使用英国产的口述录音机，但她讨厌那玩意，他的声音变得怪里怪气的)，直到1938年十二月前，他从未要求她整理他的那些论文；这些东西由他在大学里的助教负责处理。因此，当她被拉到这个位置上，用德国速记法记下，然后再用打字机分别打印出波兰文和德文的文章时，她才明白他那充满仇恨的哲学观点。当时，他的激情正像冉冉升起的太阳趋于高潮，她仍记得他不时用充满激动的腔调，庄严响亮地表达着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嘴里衔着一支雪茄，在那间昏暗的烟雾蒙蒙的书房里来回踱步，她则顺从而迅速地用准确流畅的德文将逻辑严密的观点速记下来。　　他的文风独特，富有说明力，时而闪现出讽刺的火花。一种融讽刺幽默为一体的辛辣文笔加上极具表现力的德语，使别冈斯基博士在德国埃尔富特的奥林匹亚中心做反犹宣传时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在布鲁克林的那个夏天，我有一次敦促苏菲看门肯的一本著作，此人当时和现在都是我热爱的作家之一。在我的发现中，最有价值的便是她认为门肯辛辣尖刻的文风使她想起父亲那独特而迷人的风格。)她仔细地记录着，而他像匹脱缰的马一样急促而热烈地口述着。她打完它们从打字机上取下之后开始快速阅读，在充满历史暗示、辨证假设、宗教规则、法律先例、人类学定理等等在内的火热的大锅中，看到了那个有不祥之兆的词。它重复了好几遍，让她着实吓了一跳并大受打击。在别冈斯基教授的饭桌上，她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种巧妙的攻击和圆滑而富有说服力的论调，一如他的其他文章。但令她震惊的是这个字有了发展，他几次要求她把“彻底消除”改为“灭绝”。
　　灭绝。如此简单、明确。既使它像香料一样巧妙地混在教授那妙趣横生和旁征博引的丰富资料中，这个字的意思和全部力量仍像整篇文章的实质一样令人恐惧。她不得不把它从脑子里铲除出去。在那个寒冷冬天的每一个周末，她都为父亲冗长的檄文工作着。她觉得自己害怕引起父亲的狂怒，所以小心翼翼地不弄错任何一个元音。“灭绝”的真正含义一直横亘在她心中。这种压抑的情绪一直持续到一个下着毛毛细雨的周日。那天她拿着打印好的一卷手稿去见她的父亲和丈夫卡什莫尔。在贸易广场的咖啡店里，她才对他所说的和所写的，以及她在盲从中所干的事感到震惊。“灭绝。”她大声说道。她呆呆地想，他的意思是他们全都该死。
　　苏菲暗示说，如果人们认为她发现自己对父亲的仇恨，与发现父亲对犹太人的憎恨在时间上相吻合，而且这仇恨在认识到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犹太人的刽子手后有所增加，那么无疑会为她的形象增添一点光彩。但这两种认识的确是几乎同时出现的。苏菲告诉我(我相信，就像我常常相信她那样，是出于一种直觉)，她已在感情上作好了准备：她不会再盲从于父亲；而且，即使教授对期待中的大屠杀只字未提，她也很可能以某种方式做出同样的反应。但她告诉我说，她不敢肯定自己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在此谈论的有关苏菲的主要真相，我认为足以证明她有着敏感的本性。许多年来，这种本性掩藏在对父亲畸形的充满仇恨的痛苦中未能暴露，而现在，她像一个被他的理论毒汁所淹没的生灵一样，本能地做出震惊和恐惧的反应。她把手稿紧紧抱在怀里，急急忙忙地穿过雨雾朦胧、灯光昏暗的街道，朝她的新发现走去。
　　“那天晚上，父亲在贸易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等我。我记得那天又冷又湿，天空飘着雨夹雪，感觉就要下雪了。我的丈夫卡兹克和父亲一起坐在桌边等我。我到得很晚，因为我整个下午都在打那篇东西，它比我想象的要长得多。我怕极了，怕父亲因我的迟到而发怒。所以我匆匆忙忙做完一切，我想你要说那是匆忙赶活。还有印刷商——他将印刷那本小册子的德文版和波兰文版——将在咖啡馆和我父亲碰面，取手稿。在他到来前，父亲打算在咖啡桌旁再修改一下手稿。他改德文稿，卡兹克检查波兰文稿。事情本该是这样的。可我到得太迟了。当我赶到那儿时，那印刷商已经和他们一起在那儿等我了。我父亲非常生气，尽管我一再道歉，我敢说他还是怒气难平。他一下子从我手里抢过手稿，命令我坐下。我坐在那儿，感觉胃一阵痉挛。我太怕他发怒了。真怪，斯汀戈，你是如何记住某些事情的细节的。我的意思是说，我父亲喝茶，卡兹克喝斯利沃维兹白兰地，那印刷商——那人我以前见过，叫罗曼•塞恩季维齐，是的，就像那位著名作家的名字——喝伏特加。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父亲喝的茶。你知道，我工作了一个下午，累得精疲力竭，此时我最想要的就是一杯茶，像父亲喝的那种，但我不能自己要，绝对不行！我记得我盯着茶壶和他的茶杯，一心盼望也有这样一杯热茶。如果我没有迟到的话，父亲肯定会赏我一杯茶的，可他现在对我相当生气，根本没提喝茶的事，所以我只好坐在那儿，看着自己的手指甲。这时，我父亲和卡兹克开始看手稿。
　　“整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那个印刷商，塞恩季维齐——他胖胖的，蓄着小胡子。我记得他老是发出咂咂声——和我谈了些天气之类的话，但大多时间我都紧闭双唇，坐在那张冰冷的桌旁，像渴死鬼似的渴望一杯热茶。父亲终于从手稿上抬起头，瞪着我说：‘谁是聂维尔•张伯伦？竟然如此热爱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他严厉地看着我。我完全弄不懂他在说什么，只知道他很不高兴，对我很不高兴。我不明白，于是我问：‘你说什么，爸爸？’他又重复了一遍，这次说到聂维尔时用了重音[1]。我突然明白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有一个英国作家叫张伯伦，我父亲在文章里多处提到他，以支持他的哲学观点。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他，他写过一本书叫——噢，唔，我想英文名字应该是《十九世纪的基石》，里面充斥着对德国的狂热和对理查德•瓦格纳的崇拜，以及对犹太人的无比仇恨，说他们玷污了欧洲文化什么的。父亲对这位张伯伦十分敬仰。这时我才明白，当他口述这个名字时，我无意识地把聂维尔•张伯伦的名字写了上去，而且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而不是休斯顿•张伯伦，那才是仇恨犹太人的张伯伦。我当时害怕极了，因为稿子里到处都是这个错误，连脚注和目录也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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