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仍然记得，就在听他回答的那一瞬间，我越过他那毛茸茸的肩膀看见了苏菲，她的头浮现在绿色的油浸浸的波涛中，只有一个小圆点那么大。我来不及细想便一头扎进水里朝她游去。我是个不错的游泳能手，但那天我真正做了一次奥林匹克式的伟大壮举，劈波斩浪奋力前行，惊吓与绝望使得腿和胳膊的肌肉力量倍增，使我以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巨大力量向前游着。我在温柔的污浊的海水中轻快地划动着手臂；即使这样，我现在仍很惊奇她是如何游到那么远的，而当我踏着假水停下来小憩并确定她的位置时，我痛苦地发现她仍在不停地游着，朝委内瑞拉方向游去。我大叫了一声，但她仍不停地往前游。“苏菲，回来！”我大叫着，其实不过是白在那儿叫喊。
　　我深吸了一口气，心里默默向上帝祈祷——这是我多年来的第一次，然后再一次开始英雄般的壮举，朝那团金黄色的头发游去。我觉得我突然获得一种不可思议的巨大力量，使我以惊人的速度向苏菲游去；透过被海水腌痛的双眼，我看见苏菲的头越来越大，越来越近。我意识到她已停止游动，仅过了几秒钟我便追上了她。海水几乎淹过了她的眼睛，但她并未处于溺水状态；她的眼睛像一只被逼到角落里的猫一样闪着发狂的光。她喝了几口水，显然已精疲力竭。“别，不要！”她气喘吁吁地说，想用手把我推开。但我游了过去，从后面紧紧地抱住她的腰，吼道：“住嘴！”我已经有些歇斯底里了。我抱住她，她并未像我预想的那样挣扎。我一发现这点顿时松了口气。她靠在我身上，听任我带着她慢慢游向岸边，只是轻轻地哭泣着，泪水和着海水溅到我的脸颊和耳朵上。
　　我刚把她拽上岸，她便四肢摊开倒在海滩上，吐出了起码半加仑的海水。接着她哽咽着，悲痛欲绝，像癫痫突发的人一样趴在那里剧烈地颤抖着。我从未见过如此强烈的悲伤。“哦，上帝，”她呻吟着，“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为什么不让我淹死？我太不幸了——我一直都那么不幸！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我站在她赤裸的身体旁，一筹莫展。沙滩上只有那个刚才和我说过话的孤独的海滨行人，他站在那儿漠然地看着。我注意到他嘴唇上还沾有一抹番茄沙司；他用西班牙话对我们说了些什么，但我几乎听不见他的话。突然我身子一软倒在苏菲身边，这才发现自己早已精疲力竭。我伸出一只手疲软地放在她那赤裸的背上，从那时起便留给我一个极深的触觉印象：她的脊椎像骨架一样高高凸起，节节分明，整个身条像一条蛇似的随着她的呼吸一起一伏。天开始下起小雨，雨点打在我的脸上。我把头靠在她的肩上，这时我听见她说：“你应该让我淹死，斯汀戈。没有人有我这样多的不幸。没有！没有谁像我浑身充满不幸。”
　　但最后我给她穿上衣服，然后乘公共汽车回到布鲁克林的粉红宫殿。喝了咖啡后，她终于清醒过来，然后睡了一觉——持续了整个下午和晚上。醒来后她仍然紧张不安——显然，刚才那游向海洋深处的孤独之旅的记忆刺激着她，使她烦躁不安——但尽管如此，对于一个在悬崖边已走得很远的人来说还算恢复得不错。至于身体受到的其他损害似乎很少，只是灌下去的那些海水使她不停地打嗝，并在随后的几小时里不时呕吐。
　　后来——唔，上帝知道她已将我带到她过去经历的一些最深的深处，但也给我留下了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也许她感觉到除非她完全回到过去，把那些曾向我隐瞒同时也对她自己隐瞒(谁知道呢？)的事情清楚明白地显露出来，她便不能真正回到现在。于是在那个阴雨绵绵的周末的余下时间里，她告诉了我有关她过去的更多的事。(比以前更多，但仍不是全部。有一件事仍一直埋葬在她心里。)我终于辨别出那个“不幸”的轮廓，这“不幸”从华沙到奥斯威辛，再来到布鲁克林这条惬意快乐的资产阶级街区，像个魔鬼似的一路无情地追逐着她。苏菲是在1943年三月中旬被关进监狱的，那是在托泽夫被乌克兰暗杀者杀害的几天之后。天空灰蒙蒙的，寒风阵阵，低矮的云层仍让人感到残冬的气息。她记得是在那一天的午后，当时她正乘坐一辆急驶的只有三节车厢的电力火车返回华沙。列车突然在华沙郊外急刹停下，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啸。她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这不仅是一种凶兆——她将确凿无疑地被送往集中营。这个令人发疯的可怕念头甚至在盖世太保警察到来之前便突然袭上她的心头。十几个人走进车厢，命令所有人下车站队。她明白这是一次围捕。在火车剧烈的减速中她一直担惊害怕，那个突然的急刹车，车轮摩擦轨道产生的刺鼻的金属焦臭味，都预示着厄运的到来；或坐或站像挤在罐头里似的乘客同时往前一扑，手乱抓一气想找个支持点。末日到了。她想，这不是一次事故，是盖世太保所为。接着她听见一声命令：“下车！”
　　他们马上发现了那块十二公斤重的火腿。她的计策——把肉用报纸裹住塞在衣服下面佯装孕妇——现在看来太陈旧过时了，几乎马上就会引起怀疑。这根本不是个好办法，但她还是那样做了。那个卖肉给她的农妇一再要她用这个办法。“你至少可以试一试。”那女人说，“如果他们看见你公开拿着这肉肯定会抓你。还有，你的穿着打扮像个知识分子，而不像我们这些农妇。这会有用的。”但苏菲既没想到会遇到围捕，也不知道它的彻底性，所以盖世太保的打手把苏菲使劲推压在一面潮湿的砖墙上时，丝毫不掩饰对这个傻乎乎的波兰女人的笨拙诡计的轻蔑。他从外衣口袋掏出一把小刀，轻快地切进那个隆起的假腹中，一边斜眼睨视着她。苏菲嗅到那家伙呼出的奶酪味。当刀子刺入那块火腿时，他说：“你能说说这是什么吗，宝贝？”她吓得只能说出一些绝望的求饶的陈词滥调，让她痛苦的是她那口纯正的德语居然得到了他们的赞扬。
　　她觉得她肯定要受刑，然而她却逃脱了。那天德国人似乎一直都在大吵大嚷，成百上千的波兰人被赶到街上围成一堆，然后被监禁起来，这样她所犯下的罪行(私买猪肉)——在别的时候肯定会受到严格的审查——在混乱中被忽略或遗忘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被注意，还包括她那只火腿。在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总部(那个令人恐惧的撒旦的前厅在华沙的复制品)里，那块火腿正在戴着手铐的她与戴着单片眼镜的一个狂热分子之间的桌子上闪着淡红色的光。那个德国人——简直就是奥托•克鲁基尔的翻版——不停地走动着，他要知道她是从哪儿得到这东西的。他的翻译，一个波兰姑娘，一直咳个不停。“你这个走私犯！”他用拙劣的波兰语大声叫道。当苏菲用德语回答他时，得到了那天的第二次赞美。她展示了一个大大的牙齿几乎全露出来的纳粹式的笑容，简直于1938年的好莱坞电影一般无二。但这笑容并不是令人愉快的笑，难道她不知道她的行为有多严重吗？难道她不知道任何肉类，特别是这种品质的肉只能供应给第三帝国吗？他用手指甲挖下一块肥肉送进嘴里。他一点一点地慢慢咀嚼着。(“高质量[1]。”他说。)他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咆哮起来：她从哪儿弄到这肉的？谁提供给她的？苏菲想起了那个可怜的农妇，知道等待她的将是可怕的惩罚。她尽量拖延时间应付着他：“长官，这肉不是为我自己找的，是为我妈妈弄的。她住在城的另一边。她病得很厉害，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似乎这样的利他主义陈述能对一个纳粹产生什么作用。这时有人敲门，电话铃也疯狂地响了起来。对德国人和他们的围捕来说，这是多么忙乱的一天了。“我才不管你他妈的妈妈呢！”他吼叫着，“我只想知道你从哪儿弄来的肉！告诉我，马上！否则我要打得你非说出来不可！”但猛烈的敲门声仍在继续，电话铃又响了起来，这位盖世太保军官不得不暂时放下这个波兰母狗，厉声叫着让下属把她带走——这是苏菲最后一次见到他和那块火腿。
　　如果换一天她可能根本不会被捕。当与一大群男男女女的陌生人中同关在漆黑一团的牢房里时，这个讽刺一次又一次地击打着苏菲。这些人大多数——虽不是全部——很年轻，二三十岁。他们的举止——也许只是因为他们顽石般地沉默——告诉她他们是抵抗组织，即家乡军的成员。这时她突然想到如果她再多等一天(像她原来计划的那样)出城的话，她就不会在那趟列车上。她现在才明白他们遭到的伏击可能就是为了抓这群混在那辆列车上的家乡军成员。为防止有人漏网，纳粹采取了不放过一个的政策，而苏菲恰好成为其中之一。她坐在石板地上(已是半夜时分了)，绝望得透不过气来，想着吉恩和伊娃在家无人照料。牢房外的走廊里一直充满嘈杂声，脚步声，和人身体拥挤推搡的声音，白天抓来的受害者还在继续被塞进来。有一次她透过门上的小孔瞥见了一张熟悉的脸，心一下子猛跳起来。那是张年轻人的脸，上面血迹斑斑。她只知道他的名字，阿德斯洛，地下组织刊物的编辑，他曾在汪娜和托泽夫的房间里和她说过几次话。不知为什么，她当时确信汪娜也被捕了。这时她突然想到另一点——圣母啊，她不由自主地暗暗祈祷——这一发现使她像被打湿的树叶一样瘫软下去：那只火腿无疑已被遗忘，而她的命运却无论如何与这些抵抗组织的成员紧紧拴在了一起。这样的命运带着一团阴影突然向她袭来，将她紧紧缠在“恐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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