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在霍斯那斜顶小屋办公室外的前厅里，她听到的便是一如梦中人的声音。她没有马上进去。在过去的日子里，她每次都是直接走进去的。虽然当时她也很急切地想推门进去，把她的孩子搂在怀里，但霍斯的副官也许知道了她的新身份，粗暴地命令她在外面等着。她一下子觉得很突然，一种无法形容的疑惑油然而生。难道霍斯真的会让她见吉恩，她的小男孩真的正在办公室里听着她梦中那个男人和霍斯之间的谈话吗？斯契夫勒的注视令她紧张不安。从他冷冰冰的目光中，她明白自己已失去了往日的特权；她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犯人了，是这栋房子里最低贱的人。她感到了他的敌意，像冷峻的蔑视。她盯着墙上镜框里戈培尔的画像，一幅古怪的情景突然浮现在脑海：吉恩正站在霍斯和那人中间，看看司令官，又看看那个陌生人。突然，像什么乐器突然传出的低沉乐声，她听见了来自过去的声音：我们可以去所有伟大的音乐圣地。她倒吸了一口气，同时发觉那位副官被她发出的声音吓了一跳。她仿佛被人煽了一巴掌似的向后倒去，一下子认出了这声音。她悄声地对自己说出了这个声音的主人。这个十月的一天的一瞬间与多年前克拉科夫的那个下午几乎一下子溶合在一起，无法分割。
　　“鲁迪，真的，你的确应该对上面负责，”沃尔特•杜费尔德说，“我理解你的难处！但我也得负责，所以这个问题好像无法解决了。你有上面的人看着；而我有股东们监督。我要对公司的最高权力负责。它只坚持一点：保证生产进度。所以我需要更多的犹太人，不仅在伯纳，而且在我自己的矿上。我们必须有那些煤！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我们还没有真正落到后面。但从全盘来看，从所有的统计数字来看……已十分不妙。我必须要更多的犹太人！”
　　霍斯的声音开始有些模糊，但接着就清楚了：“我不能硬逼着最高长官准确地答复此事。你知道这一点。我只能要求指导，同时提出一些建议。但好像他很难对这些犹太人作出最终的决定，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
　　“那你个人的意见，当然……”
　　“我个人认为，身体强壮的犹太人可以被挑选出来送到伯纳和你的矿上去做工。而体弱多病的人只会增加医疗费用。但我个人的意见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必须等上面的决定。”
　　“难道你不能催希姆莱尽快做出决定吗？”杜费尔德的声音透出明显的不快，“作为你的朋友，他可能……”没有了下文。
　　“我告诉你我只能提建议，”霍斯回答说，“而且我认为你应该知道我的建议是什么。我明白你的观点，沃尔特，我也决不介意你与我的意见相佐。你迫切地需要劳动力，只要有一丝力气即使上了年纪也行——”
　　“太对了！”杜费尔德打断他，“这就是我一开始所要求的。我们可以这样，设定一个试用期，不超过六个星期，看看那些犹太人还有多少利用价值，反正他们最后都要……”他似乎找不到词儿了。
　　“特别行动，”霍斯说，“但这正是问题所在。你没看出来吗，对最高长官来说，一面是爱希曼的压力，另一面是波尔和莫勒的压力。这是一个安全对劳力的问题。出于安全的原因，爱希曼希望每一个犹太人都统统被特别行动处理掉，不管他的年龄大小，健康与否。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犹太人的，无论他们的身体是否像摔跤手一样强壮。坦白地说，比克瑙的设施就是为此而设立的。但是你自己去看看发生的事！最高长官不得不修改最初的计划，也就是那个对所有犹太人实行特别行动的命令。这显然是因为波尔和莫勒，因为必须满足他们对劳动力的需求——不仅仅是你在伯纳的工厂，还有别的矿，以及下属这位司令官的所有的军工厂。结果便是分裂——恰好从中间分裂。你知道……那叫什么？那个奇怪的词，心理学术语——”
　　“精神分裂症。”
　　“对，就是这个词。”霍斯说，“那个在维也纳的心理医生，他的名字我忘了——”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在这短暂的静寂中，苏菲似乎透不过气来。她继续想象着吉恩的样子，那张微微张开的嘴，蓝色的眼睛在司令官和这个男中音的男人身上徘徊——他不再是梦中袭击她的那个恶魔了，而只是记忆中的那个陌生人。他曾向她许诺，带她去来比锡，汉堡，巴伐利亚，波恩。你真年轻！这是同一个声音曾说过的话。一个女孩！还有，我也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她渴望见到吉恩，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急迫的心情令她喘不过气来。(她后来回忆说，她记得她当时呼吸困难。)她也很想看看沃尔特•杜费尔德现在是什么样子，但这好奇心在她的脑子里一闪而过。然而，那声音里的某种东西(含有匆忙意味的结束语)告诉她，她就要看到他了。他对司令官说的最后几句话的每一个字和含义，都深深植入了她的记忆，像唱片的沟纹一样再也无法磨灭。
　　那声音里有一丝笑意。他说了一句在此之前从未说过的话：“你我都知道，无论怎样他们都是死路一条。行了，我们不谈这个了，犹太人都快把我们弄疯了，特别是我。如果生产因此受阻，你以为我会向董事会辨说是因为疾病——精神分裂症吗？真的！”霍斯随口说了句什么，模模糊糊地听不清楚。杜费尔德愉快地回答说，他希望他们明天能再见面。几秒钟后，杜费尔德匆匆忙忙从她身边经过。他显然没有认出苏菲——一个穿着脏兮兮的囚犯，脸色苍白的波兰女人，但他无意中碰了她一下。他说：“请[1]！”那种本能的礼貌和风度一如她记忆里克拉科夫的那位绅士，但那种浪漫的形象已不复存在。他的脸长得圆鼓鼓的，肚子腆了起来。他用手接过斯契夫勒毕恭毕敬递过来的灰色礼帽戴在头上。这时她注意到，六年前曾如此打动她的那些完美无缺的手指现在短短的，像一根根半截香蕉。
　　“那么，吉恩的事后来怎么样了？”我问苏菲。我又一次觉得我必须知道。在她告诉我的所有事情中，吉恩的命运最令我焦虑不安。(我想我一定把她偶然提到的伊娃的死装进了脑子，然后又抛到了脑后。)同时我也渐渐明白，她很顽固地把这件事从她的故事中滑过去，似乎对它有所顾虑，仿佛对她来说那是无以复加的痛苦。我对自己的性急有些不好意思，我并不愿意触及她记忆中的这块伤疤，但某种直觉告诉我，她已经准备揭开这个秘密了，所以我尽量巧妙地引出她的话。这是那个周日，裸泳后的几个钟头，夜色已晚，们坐在枫苑的酒吧。因为已接近午夜，又是安息日即将结束之时，安静的酒吧里几乎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苏菲有节制地和我一起喝着啤酒。她已一直不停地说了很久。在她停下来，看看表，说该回粉红宫了。“我还得搬家，去我的新住地。”她说，“明早我必须走。我得回布莱克斯托克医生那儿去上班。天哪，我已忘了我是个职业女性。”她看起来很困乏，低头注视着那块珠光闪烁的奥米茄金表，是内森送给她的，“三、六、九、十二”四个数字上镶着四颗小钻石。我正在盘算它价值几何，苏菲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我不该保留内森送给我的这些贵重东西。”她的声音重又充满新的哀伤，但与回忆集中营时的语气不同，或许有更多的伤感。“我想我应该把它们收起来，因为我再也看不到他了。”
　　“你为什么不保留它们？”我说，“他已经送给你了。看在上帝的份上，留下吧！”
　　“这会使我一直想着他。”她伤感地说，“我仍然爱着他。”　　“那就把它们卖了。”我说，心里有些烦躁，“他活该。把它们送到当铺去。”
　　“斯汀戈，别这样说。”她的话里并无不满的意味，接着又加上一句，“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什么是爱。”又一阵令人厌烦的斯拉夫式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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