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想，这世界上的一切恶事坏事都是为我父亲而生的。在华沙的那年冬天，我对父亲以及他写的东西没有丝毫犯罪感，却经常产生可怕的羞耻感。羞耻和内疚不一样，是一种肮脏的情感，比内疚更令人难以忍受。一想到我父亲的梦想就要在我面前变成现实，我就觉得简直无法再活下去。我还知道了许多别的事，因为我和汪娜住在一起，或者说住得很近。她知道许多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也知道纳粹是如何把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转移到特里布林卡和奥斯威辛的。开始人们以为只是送他们到那儿劳动，然而抵抗组织对此事很清楚，不久我们也知道了真相，知道了毒气和焚尸炉。这正是我父亲想要的——这使我非常难受。
　　“我步行或乘公车去工厂上班，每次都要经过犹太人居住区。德国人还没有把那儿完全扫平，但正在他们的计划之中。我经常看见一队队犹太人高举着双手，忧郁而无助地站在纳粹的枪口下。我非常痛苦，有一次不得不中途下车来呕吐。所有这些恐怖似乎都是我父亲……认可的，不仅认可而且还在理论上制造。我不能再把这些事藏在心底，我知道我必须得告诉什么人。在华沙，没有人知道我的家庭背景，因为我用我丈夫的姓。我决定把这些……把这件邪恶的事告诉汪娜。
　　“但是……但是，你知道，斯汀戈，我必须承认自己的另外一种感觉，那就是我被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令人无法置信的事情迷惑了。我无法触及这种感觉，它没有丝毫的快乐，恰恰相反——它令人恶心。每次经过犹太人居住区，我总会在远处停下脚步，呆呆地看着某些场景，看着纳粹用枪圈赶着那些犹太人。此时我才明白令我迷惑的原因。这让我震惊不已，几乎不敢相信。那就是我突然明白，只要德国人致力于用如此强大的力量摧毁犹太人，那我就安全了。不，不仅仅是安全，而是更安全。尽管事态很糟，我们仍很安全，比那些孤立无助的犹太人安全无数倍。所以，只要德国人动用更多的力量去消灭犹太人，我便觉得自己会更安全，吉恩和伊娃也会更安全。甚至汪娜和托泽夫也是如此，尽管他们从事着十分危险的事业。但这使我感到更加羞耻，于是，我决定在那天晚上告诉汪娜。
　　“我记得那一天的晚餐十分粗劣，有豆子和萝卜汤，还有没肉的腊肠。晚餐即将结束时，我们开始谈论起久违的音乐。我一直在拖延时间，一直没能说出我想要说的话。最后我鼓足勇气，说：‘汪娜，你听说过别冈斯基这个名字吗？滋毕哥尼•别冈斯基？’
　　“汪娜的眼睛有一会儿变得毫无表情。她想了想，说：‘哦，是的，你是说克拉科夫的那个法西斯教授。他在战前曾红极一时。他在这座城市做的反犹演讲简直是歇斯底里。我早把他忘了。不知他现在在干些什么，可能在为德国人工作吧。’
　　“‘他死了，’我说，‘他是我父亲。’
　　“我看到汪娜抖了一下。屋里屋外都很冷，外面下着雨夹雪，雪霰不停地敲打在窗户上。孩子们在隔壁房间里睡着了。因为所有的燃料(煤和木材)都用完了，所以我把他们早早地弄上了床，汪娜的床上至少还有一条大被子可以让他们暖和一下。我一直看着汪娜，但她脸上毫无表情。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原来他是你父亲。有这样一位父亲一定感觉很怪。他什么样儿？’
　　“我对这个反应十分惊讶，她似乎很平静、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件事。你知道，在华沙的地下抵抗组织中，她专门负责帮助犹太人，或试图帮助犹太人。但那确实太困难了。她认为，谁出卖犹太人(哪怕只是一个)，谁就是在出卖波兰。她让托泽夫也踏上了这条路，专门暗杀出卖犹太人的波兰人。她十分激进，富于献身精神，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她似乎对我有这样一个父亲并不感到奇怪和震惊。她显然并不觉得我——唔，被玷污了。我说：‘我觉得要提起他非常困难。’她十分温和地对我说：‘好了，别这样，亲爱的。我不在乎你的父亲是谁。别为他的罪恶而责备自己。’
　　“然后我说：‘这太奇怪了，你知道，他是在第三帝国被德国人杀死的，就在萨斯赫森。’
　　“但即使如此——唔，甚至连这个具有讽刺性的情节她似乎也毫无反应。她只是眨了眨眼睛，用手梳理了一下头发，那头火红的头发干草般地没有一点光泽，我想是因为劣质食品之故。她只是说：‘他一定是在雅基罗尼大学被占领的那一次围捕中，与其他教师一起被抓的。’
　　“我说：‘是的，我丈夫也是。我从没告诉过你这个。他是我父亲的弟子。我恨他。我对你撒了谎。我曾对你说他死于抵抗入侵者的一场战争中，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继续说着道歉的话，汪娜打断了我。她点燃一支香烟。我记得只要能找到烟，她便会像个瘾君子似的猛抽一气。她说：‘亲爱的卓娅，没关系。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以为我会在乎他们是干什么的？我在乎的是你！你丈夫可以是个游击队员，你父亲是约瑟夫•戈培尔，而你仍然是我最亲爱的朋友。’她走到窗前拉上窗帘。她只有在感觉危险时才这样做。我们的房间在五楼，但它耸立在一片废墟中，很容易引起德国人的注意，所以汪娜从不敢大意。我记得她看了看手表，说：‘客人马上就要来了。从犹太人居住区来的两个领导人，他们是来取枪的。’
　　“我记得我当时心想：天啊！每当汪娜提到枪或秘密活动，或任何潜藏着被德国人伏击的危险的事，我总吓得心惊胆战，还会感到非常恶心。帮助犹太人非常危险，一旦被抓便意味着死亡。我浑身汗湿，虚弱无力——哦！我真是个胆小鬼！我总是希望汪娜没有注意到我的这些迹象。每到这时，我便怀疑怯懦是否是父亲遗传给我的另一件糟糕的东西。这时汪娜对我说：‘我曾听说过其中一人的事。他很勇敢，很有能力，但有些不顾一切，喜欢铤而走险。现在有一些抵抗活动，但缺乏组织。他给我们的组织捎来口信说，犹太人居住区即将爆发一次反抗运动。我们正与其他人取得联系。不过这个人有一些实权。我想他的名字应该是费尔德森。’
　　“我们等了一会儿，但他们没来。汪娜告诉我说，枪支就藏在这栋房子的地下室里。我走进卧室去看孩子们。房间里很冷，刀子般的寒风嗖嗖地钻过窗缝，吉恩和伊娃头上笼着一小团白色雾气。我能听到窗外狂风怒啸，但这床塞满羽毛的老式波兰被子能让两个孩子免受寒冷之苦。我祈祷明天能找到一些煤和木材。窗外一片漆黑，整座城市笼罩在黑暗之中。我冷得浑身发抖。那天傍晚伊娃患了重感冒，耳朵疼得厉害。她吃了汪娜好不容易弄来的阿斯匹林才刚刚睡着。不过汪娜什么都弄到。我又一次祈祷，明天早上她的感冒就好了。这时我听见敲门声，我转身回到起居室。
　　“另一个人我已记不得了，他没怎么说话，但我记住了费尔德森。他是个壮实的长着一头黄红色头发的中年男子，大约四十四五岁，炯炯有神的双眼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看着你，仿佛能把人看穿似的。我记得有一只镜片破了，用胶水粘在一起。他好像很生气，对什么彬为不满意，情绪很激烈，但他的举止仍很得体。他一进门就对汪娜说：‘我现在不能付钱，我没有钱付给你们，’他的波兰话很难懂，我听不太明白。‘我很快会给你们的，’他用怒气冲冲的声音说，‘但不是现在。’
　　“汪娜让他和另外那人坐下来，然后开始用德语讲话。她直截了当地说：‘你有德国口音，你可以讲德语或依地语，如果你愿意的话。’
　　“但他恼怒地打断了她，用纯正的德语说：‘我不需要讲依地语！我在你们出生前就开始说德语了——’
　　“这时汪娜马上又打断他：‘不必解释。讲德语。我朋友和我都讲德语。你任何时候都不必为这些武器付钱，尤其是现在。这些武器是从党卫军那儿偷来的，我们不会向你们要钱。我们以后再谈钱。’我们坐下了。汪娜在昏暗的灯光下紧挨着费尔德森坐了下来。灯光忽明忽暗，不知何时就会熄掉。她把香烟递给他们，然后说：‘这是南斯拉夫卷烟，也是从德国人那儿偷来的。这灯随时可能熄掉，所以我们赶紧谈正事。但我首先想知道的是你的背景，费尔德森。以后一段时间我们会经常来往，所以我想知道我在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我也有权利知道这一点。说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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