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正在国会大街，她嘴里咕哝着什么，我没听清。她发出咝咝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她猛地扑进我的怀里。“噢，斯汀戈，亲爱的。”她低语道，“请原谅我。我并不想对你高声叫喊，我仍然想与你一起回弗吉尼亚，真的。我们明天就走，好吗？只是你刚才提到结婚，我有太多……太多的不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你明白吗？”
　　“是的，”我回答说。我当然明白，虽然迟了一些。我紧紧地抱住她：“当然，我明白，苏菲。”
　　“那我们明天就去农场。”她说，紧紧地抱住我，“我们真的要去，就是不要再说结婚的事。求你了！”
　　这时，我发现我那小小的欣喜中掺杂着一些不太真实的东西。我的幻想中有逃避现实的成份。我一直固执地想象着我的世外桃源，那里没有嗡嗡直叫的绿头苍蝇，水泵不会坏，庄稼连年丰收，棉花地里工钱少得可怜的黑人从不抱怨，阴沟里水清如许不见猪粪。尽管我完全相信父亲的话，但亲爱的老“五棵树”可能是一个肮脏破烂的庄园，一个让人受罪的地方。这对苏菲是个陷阱，换句话说，把她引诱到那块坑坑洼洼的花生地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但我把这些统统从脑袋中赶跑，不愿考虑。我们现在有更麻烦的事。
　　可怕的是，我们俩短暂的好心情完全变成泡沫消失了。当我们重新沿着大街散步时，苏菲身上的忧郁几乎触手可及，就像隐藏在傍晚雾中潮湿的手，绝望地伸出来又缩了回去。“哦，斯汀戈，我太想喝酒了。”她说。
　　整个傍晚的散步在沉默不语的气氛中完成。我不再向她指手划脚地介绍首都的景色。在我们开始散步时我一直充当导游，试图让她高兴起来，那时她也的确有些喜气洋洋的。但我很清楚，尽管她努力装出高兴的样子，但最终无法摆脱我们在旅馆房间里想宣泄的那种恐惧。其实我也不能。初秋的弥漫着薄雾的夜晚，置身于灯光闪烁的十四大街，但显然我们都没有心思领略这座城市的美景，也不能感受这里祥和的气氛。华盛顿突然变成美国的程式化的象征，像一个不真实的几何图形。我感受到与苏菲完全相同的波兰人的感受，血管里流淌着欧洲堕落的血。奥斯威辛也同样潜藏在我的灵魂中，一如在她的灵魂之中永驻。这就没完了吗？还有完没完？
　　最后，我们在可以俯瞰月光下的波托马克河的一张桌边坐了下来。我又问起吉恩的事。苏菲喝下一大口威士忌，开心地说道：“我很高兴你问这个问题，斯汀戈。我估计你会问的，而我也希望这样，因为我自己不会主动提起这事。是的，你是对的。我自己常想，要是我知道吉恩怎样了，要是我能找到他，也许就不会每天如此伤心了。如果我找到吉恩，我可能——哦，可能会摆脱所有的恐惧和绝望。我一直强烈地感到这一点，而且这种愿望将伴我一生。只有吉恩能让我对这陌生、神秘而且还……还如此错误的生活说声再见。如果我能找到我的儿子，我想只有这个才能救我。
　　“这也许还能减轻我对伊娃的愧疚感。我知道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不应该再被这事纠缠。我知道这——哦，你会懂的——是不由自主的，但我总是带着这些记忆在无数个早晨醒来，和它生活在一起。我所做的这一切真让人受不了，受不了。
　　“有好多好多次，我都在想吉恩是不是活着。如果霍斯履行他的诺言，也许他还活着，就在德国的什么地方。但我想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肯定不可能再找到他。进入利波斯波恩计划的孩子们身份名字全换了，他们很快就变成了彻底的德国人——我根本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寻找，如果他真的还在的话。在瑞典难民营时，我日思夜想的只有这件事——赶快把身体养好，然后去德国，去找我的儿子。但那时，我遇见了一位波兰妇女，我记得她从基尔斯来，是我所见过的最悲哀的女人。她的孩子，一个小女孩，也失踪了，失踪在利波斯波恩计划中。在战后的好几个月里，她在全德国游荡，找呀找呀，始终没能找到她的女儿。她说没有谁能找回他们的孩子。她告诉我说，寻找的痛苦更甚于失去孩子的痛苦。她对我说，别找了，别找了。因为你一找，就会发现到处都是你的孩子，在那毁掉的城市，每条大街小巷，每个学校，每辆公共汽车和火车上，每个操场……在任何一个地方冲你招手，你惊喜地大叫着冲过去，可他不是你的孩子。于是，你的心碎了，一天碎几百次。最后，这比知道你的孩子死去更令人难受……
　　“但说实话，斯汀戈，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我想霍斯不会为我干那事。我想吉恩一直呆在集中营里，如果这样的话，我敢肯定他早已不在人世了。战争即将结束的那年冬天，在比克瑙，我病得很重，几乎快死了，所以对此事一无所知。后来我才听说，党卫军准备把儿童营剩下的几百个孩子全部解决掉，因为俄国人就要来了。大部分是波兰孩子；犹太孩子已经全死了。他们本想把孩子们弄到坑里活活烧死或枪杀，但后来决定采用一种不会留下明显痕迹的方法。于是在一个结冰的日子，他们把孩子们赶到了河里，让他们脱掉衣服浸进水中，好像让他们洗澡似的，然后命令他们穿上湿衣服，把他们赶回儿童营，站在营房前等着点名。他们就这样穿着湿衣服站在冰天雪地中。点名持续了很久很久，而孩子们就这样湿漉漉地一直站到天黑。那天所有的孩子都死了，死于严寒和肺炎，死得很快。我想吉恩一定也在他们中间……”
　　“可我不知道，”苏菲最后说，一双泪水已干的眼睛盯着我，话语开始含糊不清。她仍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这似乎已成为她回忆中的止痛剂。“是知道孩子已经死了好呢，哪怕他死得很可怕；还是知道他还活着，但你再也看不见他了？我也搞不清楚。想想看，如果我选的是吉恩到……到左边去，而不是伊娃，又有什么不同呢？”她停了下来，透过夜色眺望着我们的目的地弗吉尼亚的方向。“什么也不会改变。”她说。苏菲说话时不喜欢做那些演员般的手势，但这时我第一次看见她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她用手指着胸口，比划着掀开一件看不见的衣服，好像要把她的心掏出来，让我看看它受的伤有多深。“只有这个改变了。它受伤了，已经变成了石头。”
　　我知道在动身去农场前我们最好能好好休息一下。我想方设法，讲了很多的笑话，才使自己从刚才的回忆中摆脱出来。我还在余下的用餐时间里让苏菲也稍稍高兴起来。我们喝酒，吃蟹饼，努力忘掉奥斯威辛。十点钟时，她又喝得烂醉如泥，而我也好不了多少，于是我们乘出租车回到旅馆。当我们到达议会旅馆，踏上污迹斑斑的大理石台阶，走进飘着烟草味的前厅时，苏菲已靠在我的肩头睡着了。我就这样扶着她摇摇晃晃地走进电梯回到房间，衣服也没脱便一头倒在床上睡熟了。我给她盖上一床毯子，把衣服脱掉，倒在她身边，一下子便睡死过去。开始我睡得像根木头，后来便做起梦来。教堂的钟响了，在我的梦中断断续续地发出粗劣合金般的声音，成为我那汹涌的色情梦境中恶魔般的叫声。罪恶的声音。醉熏熏的恩特维斯特尔牧师躺在并非他妻子的女人身旁，在不法不安的梦境中辗转反侧。咚！咚！一连串可怕的钟声。
　　事实上，我确信由于我残留的加尔文教信仰和乔装的牧师身份，还有那该死的教堂钟声，使我在被苏菲唤醒时如此畏缩。那大约是在半夜两点左右。在我的一生中，一定是那一时刻使我所有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因为在朦胧的夜色中，我感觉到，同时用我那双睡眼惺松的眼睛看到苏菲赤裸着全身，正温柔地舔着我的耳垂。她的手抚摸着我的阴茎。我是醒着还是在梦里？或许只是梦的幻影。如果这还不够醉人的话，这个梦马上消融在她的低语里：“哦——快，斯汀戈，亲爱的，我想要你。”这时我感觉她把我的内裤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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