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达嫁给海军军官这么多年，却始终不习惯于整理行装和搬家。她干起来倒很在行，开列长长的名单，记起各种琐事，半夜里醒来匆匆记下笔记，不过她也会一下子变成泼妇，从黎明到深夜，屋里到处可以听到她忿怒的声音。帕格整天呆在海军情报部里，拚命研究德国，连饭都在陆海军俱乐部里吃。然而，尽管日子紧迫，罗达却办得头头是道：贮藏好家具，锁上屋子准备出租，付清欠账，收拾好她自己的衣服和帕格那只装便服和军服的沉重大衣箱，还把梅德琳送到自己妹妹家里。
　　大邮船弯弯的黑色船尾高矗在河边石子路上，船尾上横写着“不来梅”几个金色大字。金字上面，迎着赫德森河上吹来的凉爽而带有鱼腥臭的微风，一面极大的红旗在飘扬，露出中央白圈里一个黑色大A字。
　　“老天爷，这一切都实有其事。”梅德琳从出租汽车出来的时候跟华伦说。
　　“什么实有其事？”华伦问。
　　“哦，关于希特勒的一切。纳粹、‘元首万岁’、焚书——在报上读到这一切，总觉得那么可笑、那么疯狂，简直难以相信是真的。可是瞧，A字就在那里呢。”
　　维克多·亨利抬头瞟了一眼纳粹国旗，整个脸儿都皱蹙成一团。罗达在兴致勃勃地吩咐脚夫搬运行李。“装运这只桶还必须得到特别许可。希望我们的德语没有白学。你们跟我们一起上船去看看吧。”
　　他们坐在镶有阴暗的雕花护墙板的头等舱房里，在一大堆手提箱和衣箱中间凄凄凉凉地说着闲话，后来坐立不安的罗达忽然跳起身来，拉着华伦一起到邮船的甲板上散步去了。梅德琳趁机告诉她父亲说她不想继续念大学了。跟她呆板的姨母和更呆板的姨父以及两个孪生表弟一起生活两年，她说，是她怎么也受不了的。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念了两年大学，老有好几门课不及格，”维克多·亨利说。“你总不能整天躺着看《时装》杂志一直到出嫁吧。”
　　“我要找个职业。我可以工作。我对学校腻烦透了。我讨厌读书。我一向对读书不感兴趣。我不象您，也不象华伦。我揣摩我倒更象拜伦。我拿我自己也没有办法。”
　　“我也一向不喜欢读书，”亨利回答说。“谁也不喜欢读书。你只是做你应该做的工作，而且应该把它做好。”
　　女儿笔直地坐在大圈椅的边沿上，露出最讨人喜欢的微笑。“求求您！先让我休学一年吧，我保证我干得了。纽约的无线电中心有不少工作给年轻姑娘做。我要是干不了，就一定老老实实回大学去念书——”
　　“什么！纽约？才十九岁，就独自个儿到纽约去？你疯啦？”
　　“就光今年夏天，让我试试吧。”
　　“不成。你得跟奥古斯塔姨母一起到新港去，照已经安排好的那样。你不是一向很喜欢新港吗？”
　　“去一个星期，当然很好。住一个夏天，那就叫人腻烦死了。”
　　“你还是去吧。从秋天开始，我要你按时写信给我，报告你大学里的学业成绩。”
　　梅德琳往圈椅上一靠，从基普·托莱佛送来的满满一篮新鲜水果里挑了只苹果，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她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前面，偶尔恨恨地瞪了她父亲一眼，一声不响地啃着苹果，一直到她母亲和哥哥回来。帕格拿了本谈德国炼钢业的书看着，尽量不去理会她的眼色。他并不喜欢在这样情况下跟他女儿分别，不过她提出的要求他简直无法想象。
　　“不来梅号”中午开船。华伦和梅德琳刚离开码头，乐队就奏起一支欢乐的德国圆舞曲。他们坐出租汽车进城，一路上彼此很少说话。亨利的沉默寡言给全家树立了榜样；孩子们只是在小时候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成年以后就各走各的生活道路，很少彼此谈论如何生活。华伦送梅德琳到无线电城下车，并不问她在那儿打算干什么。他们约好一起吃晚饭，看一场戏，然后乘午夜的火车回华盛顿。
　　梅德琳走进美国RCA无线电公司大厦，在极大的休息室里东张西望，呆呆地看着绘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的迪亚戈·里维拉①壁画。后来她又溜达到一排全国广播公司艺术人员和职工的专用电梯附近。她发现进进出出的人大多不向那个穿制服的看门人出示证件，只是冲他微笑着，挥挥手，或者匆匆穿过用绳子拦成的入口。她也急匆匆地溜了进去，努力装出一副象是二十五岁而且是内部职工的样子。看门人斜盯了她一眼，伸出一只手想拦住她。她却一个箭步蹿进了一座挤满了人的电梯。
　　①迪亚戈·里维拉（1886—1957），墨西哥著名壁画家。
　　她在广播公司内室里闲逛了一个钟头，欣赏着厚厚的咖啡色地毯、高大的黑色圆柱、一车车从她身边经过的灯光和广播设备、广播室外面耀眼的红灯、从各个门口匆忙地进进出出的美丽姑娘和漂亮青年。她走到人事处门口站了很久，从两扇敞开的大门外面往里窥探，就象一个小孩子在看一个摆满糖果的柜台似的。她终于离开了，把一天的时间消磨在百货商店里。
　　再说华伦，出租汽车把他送到市中心，在仑柏曼耶饭店和一个三十左右的美貌女人相会。她长着两只忧郁的大眼睛，一头淡黄色秀发，讲起小说、绘画、音乐来绘声绘色，热情洋溢，但华伦对这类题目并不太感兴趣。他在学校里的主修课是历史和科学。他们很早吃完午饭，就在旅馆房间里消磨时光，他对这倒是比较感兴趣。
　　他跟他妹妹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梅德琳从他放在桌上的烟盒里取了支香烟，点了火，不太在行地抽起来。她那种倔强的、自满的、有点惹人爱怜的神气引得华伦哈哈笑起来。
　　“猫不在了，嘿！”他说。
　　“哦，我抽烟抽了好几年啦，”梅德琳说。
　　邮船拉了三声汽笛，码头上的桥架从舱口抽走，乐队在下面奏起美国国歌。罗达一下子冲动起来，马上转向她丈夫，露出甜蜜的笑容——这样的笑容他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在她脸上看到了——用两臂搂住他脖子、微张着嘴热烈地吻着他。
　　“唷！咱们动身啦，帕格，是不是？到德国去。简直是咱们的第二个蜜月！嗯！”
　　一直忙于收拾行装、憋着一肚子气的妻子竟主动向他献起殷勤来，使用情专一的帕格象收到生日礼物似的，喜出望外。这是个好兆头，看来不仅在船上那几天，而且可能在侨居柏林的整个时期，他们都能过得幸福。他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
　　“嘿！”罗达挣脱了，吵嗄地一笑，两眼放出光采。“别这么猴急，小伙子。我想喝一杯，光是想喝一杯，我也不管太阳过了帆桁梢没有。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香槟鸡尾酒，也许两杯，也许三杯。”
　　“没问题。咱们就在这儿喝吧。我去要一瓶来。”
　　“不成，帕格。这次横渡大西洋将是一次愉快的长途航行。咱们到酒吧间喝去吧。”
　　邮船正离开船坞，呜呜地连声拉着汽笛的拖轮把船转向南方，脚底下的甲板开始震动。一群面带倦容的快乐的旅客已经挤满酒吧间，发出乱哄哄的闹声。
　　“我还以为大家都患了战争恐惧病呢，”罗达说，“这儿好象没有一个人担忧。”
　　他们在柜台旁边找到两只空凳。罗达举起一杯香槟鸡尾酒，问道：“嗯，祝谁健康？”
　　“孩子们，”帕格说。
　　“好的。咱们被弃的雏鸟。好吧，祝孩子们健康，”罗达一边喝香槟，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论“不来梅号”上讲究的设备。她说，在目前这种日子乘德国轮船旅行，使她觉得自己很富于冒险精神。“帕格，你看这个酒吧间里真会有纳粹分子吗？”她天真地问。
　　坐在罗达旁边那个红脸的胖子瞟了罗达一眼。他戴了一顶饰着羽毛的绿帽子，拿了把啤酒壶喝酒。
　　“咱们到甲板上散会儿步吧，”帕格说，“瞧瞧自由女神像去。”
　　“不，先生。我还要喝一杯。我早就瞧过自由女神像啦。”
　　帕格果断地微微摆动一下拇指，罗达就离开了凳子。只要一接触到他的海军工作，帕格就能把她当作甲板水手看待。他替她开了门，一阵风扑面吹来，他们迎着风走到船尾，看见海鸥在上空盘旋鸣叫，旅客们麇集在栏杆边，观看曼哈顿岛上的建筑物在棕色的雾气中掠过。
　　帕格靠在一处左右无人的栏杆上，悄悄地说：“瞧，除非象现在这样在露天，你可以断定咱们在旅途上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下来，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在酒吧间，在饭桌上，或者甚至在我们的舱房里。你可曾想到这一点吗？”
　　“嗯，想倒是想过，可是——甚至在我们的舱房里！真的吗？”帕格点点头。
　　罗达沉吟不语，接着嗤的一笑。“你是说——你不是说日日夜夜吧，帕格？从不间断？”
　　“这是工作要求。他们要是不这样做，未免太马虎了。而德国人办事是从来不马虎的。”她觉得好笑，微微把嘴一噘。“那么好，先生，在这船上，你就离我远远的吧，我能说的就是这么句话了。”
　　“在柏林，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咱们难道不能有自己的住宅？”他耸了耸肩。“基普说过，你要习以为常，别老搁在心上。我是说从此咱们不再有秘密可言。你就象一条放在玻璃瓶里的鱼，一点不错。话说回来，自己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怎么能不搁在心上呢！”
　　“说真的！”她脸上露出一种奇特的表情，半带懊恼半带兴奋。“我真不知道自己事先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嗯！他们说，爱情自有办法，不过——哦，去它的吧！真的它不见得就那么重要，对不对？现在我可以再去喝一杯吗？”
　　晚饭前不久，从舱房的下面门缝里塞进一张雕版印的请帖，邀请他们同船长共进晚餐。他们就帕格穿不穿军装的问题讨论了一番，最后决定不穿。这个决定后来证明是正确的。桌上，有一个跟维克多·亨利一样矮、一样沉默的德国潜艇军官，也穿一套棕色便服。船长是个呆板的人，穿一套镶着金钮扣的蓝制服，挺着个大肚子，用讲得慢慢的英语或者很清晰的德语笨拙地跟女客们开玩笑，他的两只蓝眼睛在那久经风霜的胖脸上闪闪发光。他不时轻轻弹一下指头，就有个穿得很齐整的管事一步蹿到他身边。船长简短地吩咐他几句话，那管事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匆匆离开，向侍者们做着手势，他的长礼服的下摆不住地扇动着。食物非常丰富，味道也极好；花瓶里白色和紫色的兰花也非常悦目。酒的品种之多引起帕格的忧虑，因为罗达一兴奋，就会喝醉。可是她吃得津津有味，喝酒很有节制，用流利的德国话跟船长说说笑笑，引得他十分开心。
　　潜艇军官的妻子坐在亨利左边，她是一个金发女人，穿一身领口开得很低的绿色薄纱衣裳，露出相当一部分奶油色大乳房，帕格问她是不是拍过电影，她先是吃一惊，随即温柔地笑起来。他右边坐着一个矮小的英国姑娘，穿一身灰色苏格兰呢衣服，她是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的女儿。塔茨伯利是桌上唯一真正有名的人物，他是英国的电台广播员和通讯员，身高六英尺二，大肚子，金鱼眼，粗眉毛，有一个露出青筋的大鼻子，戴一副厚眼镜，说话声音宏亮，吃东西胃口极大。他哈哈笑着来到饭桌上，谁跟他说什么他所了都哈哈大笑，他自己不管说了什么也哈哈大笑。他长得非常丑，他的衣著一点也没减轻他的丑容：一身铁锈色的细毛衣服，一件花格子衬衫，一个绿色大蝴蝶领结。他只抽香烟，香烟夹在他的香肠似的胖指头中间显得非常小；象他这样的人应该抽烟斗或者黑色长雪茄，但他手里总是夹着一支香烟，除非是他忙着使刀叉的时候。
　　大家尽管勉强地说说笑笑，这顿饭依旧吃得很别扭。没有一个人提到政治、战争或者纳粹。连书籍和戏剧都是危险的话题。在很长的沉默中，只听得逐波前进的邮船发出轧轧的呻唤。维克多·亨利和那个潜艇军官彼此打量了几眼，却没有交谈。帕格有一两次想逗引坐在他右边的塔茨伯利的女儿说话，只引起她一个腼腆的微笑。吃甜食的时候，他从金发女人那里扭过头去——那个德国女人不住地夸他蹩脚的德国话说得好——向那英国姑娘作另一次努力。“我揣摩您是离开学校去度假？”
　　“嗯，我恐怕永远离开学校了。我二十八啦。”
　　“真的吗？嘿！对不起。我还以为您跟我女儿念差不多年级呢。她十九岁。”塔茨伯利的女儿没吭声，所以他又继续说下去。“我希望您把我的愚蠢看作恭维。女人不是喜欢人家说她年轻吗？”
　　“哦，好些人都犯了这个错误，中校。大概是因为跟我父亲一起旅行的缘故吧。他眼睛不怎么好。我在帮他工作。”
　　“那一定很有趣。”
　　“也得看题材。现在这日子，倒有点象放一张破唱片。老是讲：这个小瘪三会动手呢，还是不会动手？”
　　她呷了口酒。亨利中校不由得目瞪口呆。“小瘪三”当然指查理·卓别林①，不言而喻是影射希特勒。她的意思是说，塔茨伯利目前广播的一个主题是讲希特勒会不会发动战争。她不动声色，不变声调，用一个德国人听不懂的隐语，却在“不来梅号”船长的宴席上不仅触及了大家禁忌的话题，而且对这个德国独裁者表示了无比的轻蔑。
　　①查理·卓别林（1889年生），美国著名电影演员，在三十年代末曾主演讽刺希特勒的影片《大独裁者》。
　　帕格·亨利度过了第二次蜜月中幸福的一夜，第二天清早出来到凉快的、阳光灿烂的甲板上，看见已有六、七个早起的旅客在那里散步了。他估计走五圈约有一英里，他打算走十五圈到二十圈。他绕过船头转向左舷的时候，看见塔茨伯利姑娘从长长的甲板远处向他走来，摆动两只胳膊，扭着屁股。她仍穿那套灰衣服。“早上好。”他们彼此点头微笑，擦身而过，后来走到船的另一边时，又重复了同样的礼仪。第三次相遇时，他就转过身来，跟她说：“咱们一起走吧。”
　　“哦，谢谢您，好极了。我觉得自己那么傻，在四十英尺以外就准备微笑。”
　　“您父亲不喜欢在早饭前散步？”
　　“他讨厌一切运动。他强壮得象头牛，干什么对他都不起作用。不过可怜的韬基最近患了痛风。这是他最大的一块心病。”
　　“韬基①？”
　　①韬基在英文里有“碎嘴子”的意思。
　　帕米拉·塔茨伯利笑了。“他中间的名字是韬尔考特。从学生时代起他的朋友们就管他叫韬基。”她走得相当快。现在她穿的是平底鞋，看上去非常矮。她抬头瞟了他一眼。“中校，您的太太呢？也不喜欢散步吗？”
　　“她喜欢睡懒觉。只要有汽车或者叫得到出租汽车，她甚至不肯步行到街角上的铺子里去买东西。嗯，您父亲到底怎么个看法？这个小瘪三会动手吗？”
　　她笑了，眼里放出异彩，显然因为他还记得这句话而感到高兴。“他大言不惭地说来说去，不外乎这个意思：时间将会说明一切。”
　　“您的看法呢？”
　　“我？我只是把他的看法用打字机打出来。用一架特制的打字机，字母特别大。”三个衣服剪裁得很入时的德国妇女气喘吁吁地从他们身旁走过，帕米拉朝她们做了个手势。“乘她们的船旅行，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您父亲是不是刚出版了一本书？我记得好象看到过评论。”
　　“是的。说真的，那不过把他的广播稿剪剪贴贴。”
　　“我很想看看。作家们使我敬畏。我自己写起东西来，一个字一个字感到非常吃力。”
　　“我在船上的图书室里看到一本。是他派我去查阅的，”她说着，咧嘴一笑。帕格不禁想起，梅德琳发现他自高自大或者矫揉造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笑的。他很希望华伦能够遇到这个姑娘或者一个跟她相似的姑娘。昨天晚上有那个话匣子——那个半裸的、胸脯饱满的金发女人在旁边，他没怎么注意这个姑娘。可是这会儿，尤其在海上清晨的新鲜空气影响下，他觉得她有一张英国贵夫人的脸，一张盖斯保罗①或者罗南②笔下的瓜子脸：薄薄的嘴唇，隔得很开的富于表情的灰绿色眼睛，笔直的漂亮鼻梁，浓密的棕色头发。她脸上和手上的皮肤象珍珠一样光滑。跟华伦正是一对，又美丽又机灵。
　　①罗南（1734—1802），英国著名人像画家。
　　②盖斯保罗（1727—1788），英国著名人像画家。
　　“您还散步吗？我不走了，”她说，在一个房间的双扇门边停住脚步。“亨利中校，您真要看他的书，最好把书挟在胳肢窝底下，他一下子就会爱上您。这还会使他旅途感到愉快。”
　　“他还在乎这个？怎么，他已经很有名了。”
　　“他很在乎。天哪，他们这帮人可在乎呢。”她笨拙地微微一摆手，进房去了。
　　帕格独自吃完早饭，就到图书室去。室内除一个孩子气的管理人外，还没有人。书架上有不少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文书。帕格看中一本名叫《潜艇：1914—18》的书，就坐在皮圈椅里翻到论美国驱逐舰的战略那部分细细看起来。不久他听到了钢笔的沙沙声。在一张他几乎伸手可及的小书桌边，坐着那位德国潜艇军官，低下他刺猬似的脑袋正写着什么。帕格没看见他进来。
　　格罗克微微一笑，用钢笔指着那本谈潜艇的书说：“在回忆往事吗？”
　　“嗯，我当时在驱逐舰上。”
　　“我呢，在水底下。也许咱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相逢了。”格罗克讲英语时略略带点德国口音，但并不难听。
　　“很可能。”
　　帕格把那本谈潜艇的书放回到书架上，取下塔茨伯利写的书。格罗克说：“咱们在晚饭前一起喝一杯，彼此交换一下对一九一八年大西洋的看法，好不好？”
　　“好极了。”
　　帕格想坐到甲板上的椅子里看一会儿塔茨伯利的书，然后下去工作。他带来一些关于德国的工业、政治和历史的书，都是又厚又重，他打算在赴任的路上把它们全部看完。情报手册之类的玩艺儿当然很不错，不过他喜欢自己钻研，在使人寒心的大厚本里寻找更多的细节。书上记载的东西多得惊人，可惜经常缺少锐利而仔细的眼睛。
　　船头上波涛汹涌，白色的浪花在阳光灿烂的蓝色海面上形成一个V字。“不来梅号”象一只战舰似的乘风破浪前进。帕格抬头瞧了瞧从烟囱里冒出来的淡烟，又望了望大海，估计刮的是西北风；风速大约十五海里，船速十八海里，港口处四级风浪，前方远处积雨云下面有雨和暴风。他不由得怀念起海上生活来。他离开海洋已经四年了，不当指挥官已经十一年了！他站在船头上的栏杆旁边，靠着一根吊救生艇的柱子，深深吸了几口海上的空气。两对中年夫妇从他身边走过，一望而知是犹太人，都穿着讲究的运动服，一边走一边兴高采烈地谈着话。他们转过甲板上的船室就不见了。他正望着他们的背影，忽听得塔茨伯利洪钟般的声音：“哈罗，中校。我听说你天一亮就带着我的帕姆①一起散步了。”
　　①帕米拉的昵称。
　　“哈罗。你看见刚才走过的四个人吗？”
　　“看见了。不用说是犹太人。喂，那是我的书吗？多么叫人感动。你看了多少啦？”
　　“我刚刚从图书室借来。”
　　塔茨伯利的小胡子忧郁地耷拉下来。“怎么！不是你自己买的？去他妈的所有的图书馆。这样你看了书，我连一个子儿也拿不到。”他哈哈一阵大笑，把一只穿绿袜子的脚搁在栏杆上。他身穿一套宽大的椒盐色高尔夫球衣，戴一顶绿色苏格兰帽。“这是本坏书，实际上是种冒牌货。可是在你们国家里销路很好，对我来说算是交了好运。要是你在过去两年内没有在收音机里听过我的胡说八道，那么你可以在书里看到一些有趣的章节。是历史的脚注。我那篇关于希特勒进入维也纳的报道确实不算太坏。咱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啊，中校。”
　　他谈起德国占领奥地利的情况，听去就象在广播：口气斩钉截铁，消息灵通，对民主国家的政客表示无比轻蔑，兴致勃勃地谈着不吉的预兆。塔茨伯利独到的见解是世界可能发生大火，不过那场面也可能非常壮观。“你能想象我们让他赢得的胜利有多荒诞、多可怕吗，亲爱的朋友？我都看见了。简直是普鲁塔克①笔下的人物！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小人物，没受过什么教育，出身低微——二十岁时是一个被刷下来的学生，一个流浪汉，一个不走运的人——在维也纳一家小客栈里当了五年肮脏、褴褛的瘪三——这些你都知道吗？亨利？你可知道有五年时间，这位元首一直是你们所谓的波威利街②上的瘪三，跟一伙同病相怜的可怜虫一起挤在一个又脏又小的房间里，在救济穷人的施粥所里喝稀汤，而且并不是因为经济萧条——维也纳当时繁荣得很——而是因为他这人既懒惰又没本领，富于幻想，和现实格格不入！说他当过油漆匠的故事都是杜撰出来的。他卖过几张手工画的明信片，但一直到二十六岁，他始终是一个在马路上闲逛的瘪三。后来在德国军队里当了四年兵，升为下士，当过听差，这种工作甚至对于文化程度极低的人来说也是下贱的。到了三十岁，他穷困潦倒，失了业，用煤气自杀，躺在一个陆军医院里。这就是元首的身世。
　　①纽约市的一条小街，以出租小客栈闻名。
　　②普鲁塔克（46—120），希腊著名传记作家。
　　“后来——”他正讲得起劲，象在广播似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邮船的汽笛突然响了，淹没了塔茨伯利的声音。他似乎一怔，随即笑起来，接下去说：“后来又怎么样了呢？嗯，就是这个丑陋、病弱、粗野、顽固、愚昧、半疯的可怜虫，忽然从医院的病床上跳出来，十年工夫在急于恢复元气的德国爬到了元首的高位。他还是一个外国人，亨利！一个奥地利人。他们为了让他跟兴登堡①竞选，不得不为他假造了公民身份证件。我呢，可亲眼看着他发迹，从维也纳的街道卖明信片挨饿一直到成为哈普斯堡和霍恩佐伦两个王族的唯一王位继承人。维克多·亨利微微一笑。塔茨伯利本来圆瞪着眼睛，心情激动，这时也不由得哈哈笑起来。“哈，哈，哈！我揣摩只要仔细一想，就会觉得这件事相当可笑。不过这种荒诞不经的怪事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占中心地位的重要事实。”
　　其实亨利是笑塔茨伯利这番滔滔不绝的议论没有什么新东西，大部分在他的书里都有了，而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嗯，还是那句老话：及时缝一针，可以省掉九针，”他说。“你那班政客要早下手，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个不可思议的小杂种干掉的，可是他们不动手。现在他们可遇到难题了。顺便问一句，你要去哪？也去柏林吗？”
　　①兴登堡（1847—1934），当时的德国总统。
　　塔沃伯利点点头。“我们在柏林的那位老兄忽然在这个紧要关头患起前列腺炎来了。哈—哈！戈培尔博士说我可以去接替他的职位，非常意外！从慕尼黑开始，我一直是第三帝国中‘不受欢迎的人’。毫无疑问，要不了几个星期我会被他们一脚踢出来的。出于某种原因，德国人这个月对英国人特别友好。也许是在他们吞并波兰的时候要我们袖手旁观。我们当然会袖手旁观的，一定会的！保守党人都是彬彬有礼的蛆虫。洛伊德·乔治管他们叫贵族耗子。除了丘吉尔，他不跟他们一伙。”
　　这位美国中校和德国潜艇军官每天晚饭前总要在酒吧间碰头，这已成为他们的习惯。亨利琢磨，从格罗克身上弄情报是他份内的工作；对格罗克说来恐怕也是一样。格罗克是个职业军人，一个机械工程专家，也是个真正的海员。他谈起新式潜艇的机械设备来毫无顾忌，甚至公开承认在对付鱼雷上的某些难题。关于这个题目亨利是内行，虽然他在讨论的时候非常小心谨慎。格罗克对待政客的态度是既讨厌又看不起，在这方面他倒很象一个美国海军人员。每逢谈到纳粹的时候，他脸上总露出讥讽的神色，而且说话也肆无忌惮，如遇他妻子在旁，就会向他送来警告的眼色。
　　一天晚上，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和亨利·帕格同坐在大厅的长榻上看跳舞，他忽然对帕格说：“你好象跟德国人交上朋友了。”
　　“我们是谈正经事。我揣摩格罗克不是个纳粹分子。”
　　“哦，这班潜艇人员在德国人里面算是不错的。”
　　“你好象不喜欢德国人。”
　　“嗯，等你在德国呆一个月之后，咱们再谈这个问题吧。万一我那时还没被驱逐出境的话。”
　　“当然我并不怪你。过去他们给了你们不少痛苦。”
　　“不比我们给他们的痛苦多。最后我们赢得了胜利，你知道。”他顿了顿，又接着说：“我们的坦克在亚眠突破敌人的阵线时，我的眼睛受了伤。我当时指挥一个坦克营，中了毒气。总的说来，付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我们终于看到了德国人逃跑。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啦。”
　　这时候，“不来梅号”的船长正在跟罗达跳舞。他的腿很长，跳起舞来一蹦一跳的，跟他肥胖的身躯很不相称。罗达容光焕发，很是开心。帕格见了也很高兴。一连几夜，她一直跟一个身材很高的青年军官跳舞。那军官属于美丽的雄鹰类型，对女人毕恭毕敬地鞠躬，蓝眼睛闪闪发光，而且跳舞时候把她搂得过于紧了点儿。帕格对这件事表示点意见，罗达马上龇牙咧嘴地反唇相讥，怪他这次旅行整天把头埋在书中，他听了也就不吭声了。总的说来，她一直很和蔼可亲，只要她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他也就满意了。
　　船长搀着她一起回来。帕米拉·塔茨伯利在跟一个美国大学生跳舞。那人跳起舞来高视阔步，象用连枷打谷似的不住地摆动身子。她没精打采地跟着，累得够受。她回来后，说道：“我得给自己找一根拐杖和一头白色的假发才成。我只要一拒绝，他们就会哭丧着脸，显出难受的样子。可是我真不会跳舞，至于那种水手舞——”
　　音乐又响了。罗达的高个儿年轻军官穿着非常整洁的军服走过来。帕格马上露出不快之色。船长注意到了，当那个年轻军官走近时，在很响的音乐声中跟他说了五、六个字。那年轻人煞住脚步，往后退缩，一下子冲出大厅。帕格从此再也没看见他。
　　罗达笑眯眯地正要站起来，见那年轻德国人突然临阵脱逃，感到莫名其妙。
　　“跳舞吗，罗达？”帕格站起身来。
　　“什么？”她气呼呼地说。“不，谢谢。”帕格向塔茨伯利姑娘伸出一只手去。“帕米拉？”她犹豫一下。“您不跳水手舞吧？”帕格噗哧一笑。“嗯，谁也捉摸不透你们美国人。”
　　她跳舞很笨拙，没有经验。帕格喜欢她温柔的态度，以及她踩着他的脚时露出的无可奈何的笑容。“您不会玩得痛快的，”她说。
　　“我玩得很痛快。您认为您还会回美国去吗？”
　　“要是父亲被撵出德国——这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我揣摩我们会回美国去。怎么啦？”
　　“我有个儿子，跟你差不多年纪，工作成绩很出色。他不象我，长得高大漂亮。”
　　帕米拉做了个鬼脸。“一个海军人员？不成。每个港口有一个姑娘。”
　　最后一晚，船长再次请客。每个女宾席上都放着白兰花，花下面是一个金白二色的粉盒。大家喝着香槟酒，最后话题转到国际政治上。人人都同意这个看法：在现在这种日子和时代，用战争来解决纠纷是愚蠢的，只会带来无谓的牺牲，尤其在英、法、德这样先进国家之间更是如此。“咱们都是一家人，包括所有的北欧人在内，“塔茨伯利说，“兄弟阋于墙，最为可悲。”
　　船长高兴地点着头。“正是我要说的话。只要咱们能紧紧团结起来，就不会再有战争。面对着这么强大的力量，布尔什维克决不敢动手。除了他们，谁还要战争？”饭厅里，人们都戴着纸帽，抛掷彩色纸带。帕格注意到那四个犹太人坐在离他们不远的餐桌上，跟大家一样兴高采烈。笑容满面的德国侍者照样彬彬有礼地侍候他们。船长跟着亨利的目光望过去，他那严峻的胖脸松弛下来，咧开嘴露出高人一等的笑容。
　　“您瞧见了吧，中校？他们在‘不来梅号’上象其他人一样受欢迎，受同样的招待。在这个题目上大做文章完全是异想天开。”偏转向塔茨伯利，“咱们说句知心话，你们记者对于事情的恶化是不是该负点儿责任？”
　　“嗯，船长，”塔茨伯利说，“记者总得找个题材，您知道。照那些不住在德国的人看来，你们政府有不少新玩艺儿，其中之一就是对犹太人的政策。因此这方面的新闻经常出现。”
　　“塔茨伯利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格罗克一口喝干杯子里的酒，插嘴说，“现在一提到德国，外国人首先想到的总是犹太人。这方面的政策确实有问题。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这是一件事，其他类似的事还多得很。”他转向亨利，“然而，维克多，跟元首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些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元首已经使德国恢复了元气。这是千真万确的。人民都有了工作，人人有饭吃，有房住，而且大家都有了精神。光是希特勒对我们年青一代所作的贡献就大得难以使人相信。”（船长两眼放光，使劲点着头，不住地说：“对，对！”）“在魏玛共和国时代，青年们干什么呢？他们上街闹事，他们变成共产党，他们吸毒，搞变态性爱，说来真是可怕。现在呢，他们都在工作，受训，或者为大家服务，没有例外。他们都很快乐！我部队里的水兵也都很快乐。你简直没法想象在共和国时代海军的士气有多低落——我向你提个建议吧。”他敲了下桌子。“你到斯维纳蒙台潜艇基地来参观一下我们的舰队，你一定来！象你这样的人，看了海军基地或者船上的水兵，就会明白发生了什么！它能打开你的眼界。你来不来？”
　　亨利犹豫一下，没有立刻回答。桌上的人大家都期待地望着他。如果接受这样的邀请，美国政府也就有义务向驻华盛顿的德国海军武官发出同样的邀请。海军部是否愿意跟纳粹政府作这笔交易，彼此交换参观潜艇基地呢？帕格可没有这个权力作出决定。他得向华盛顿报告这个邀请，按照上面的指示办事。他说：“我很希望能去。也许我们可以作出安排。”
　　“答应吧。把礼节撇在一边！”格罗克说着，举起两只胳膊一挥，“这是我对你发出的私人邀请，是两个海员之间的私人交情。潜艇指挥部分到的预算小得可怜，我们的行动也就比较自由。你可以自由到我们这里参观。我可以负责。”
　　“这个邀请包括不包括我？”塔茨伯利说。
　　格罗克沉吟一下，接着笑起来。“怎么不包括？来吧，塔茨伯利。英国人对我们了解得越深，草率地犯错误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嗯，这也许是缔造和平的一个小小的重要步骤，”船长说，“就在我的饭桌上达成协议！我觉得很荣幸。咱们都要多喝些香槟表示庆祝。”
　　这样，在“不来梅号”船长的饭桌上，大家一齐为和平干杯。当时离午夜还有几分钟，大邮船已放慢速度，渐渐驶近灯火辉煌的纳粹德国海岸。
　　在明媚的阳光下，“不来梅号”象火车似的在大河两岸低低的绿色河滩中间缓缓前进。帕格站在太阳甲板的栏杆边，象过去一样在航海之后看到了陆地觉得很高兴。罗达却是老毛病发作，在下面舱房里大发雷霆。每逢他俩一起旅行，罗达总得受收拾行李之苦。帕格收拾他自己的东西倒是个老手，可是罗达说，他放的东西她永远找不到。
　　“哦，不错，这个国家景致很美丽，”塔茨伯利溜达过来，开始谈论景色。“你将会在不来梅港和柏林之间看到许多美丽的德国北方小城。建筑式样都很象英国都铎式。事实上，英、德两国有很深的关系和许多相似之处。你当然知道，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我们王室有很长时间只讲德语。然而总的说来，德国人对我们说来比爱斯基摩人还要陌生。”他哈哈一阵大笑，用一只胖手朝岸上一扫，接下去说：“一点不错，亨利，德国人坐在这儿欧洲中心。这些使我们大伤脑筋的表兄弟，他们咝咝地响，呜呜地叫，有时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向四面八方溢出来。他们从这些可爱的小镇、这些童话里的仙境、这能干净漂亮的城市里涌出来——等你看到科隆，纽伦堡、慕尼黑、甚至柏林和汉堡以后，你就懂得我的意思了——我刚才说，他们从那些地方象汽泡似的冒出来，这些彬彬有礼的、蓝眼睛的音乐爱好者，却一下子都成了嗜血的刽子手。实在有点叫人毛骨悚然。现在呢，出现了一个希特勒，又让他们沸腾起来了。你们美国人也许得出一把更大的力，比上一次出的力要大得多。你知道我们已被他们弄得精疲力竭了，我们和法国人。”
　　亨利注意到塔茨伯利每次谈话，不管通过什么方式，话题总要落到美国跟德国打仗上面。
　　“也许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塔茨伯利。我们得对付日本人。他们正在宰割中国；他们又有第一流的战舰，而且每月都在扩建。要是他们把太平洋变成了日本内湖，继续干他们在亚洲大陆干的那一套，那么不出五十年，整个世界都要属于他们的了。”塔茨伯利从笑容可掬的嘴角吐出舌头，说道：“黄祸。”
　　“这是事实和数字的问题，”亨利说。“欧洲一共有多少人口？一、二亿？日本现在快要统治十亿人口了。他们跟德国人一样勤劳，有过之无不及。他们从纸糊的房子里出来，穿着绸制的和服，却在一二十年内打败了俄国。他们才叫可怕。跟我们在亚洲面临的局势相比，希特勒干的这套玩艺儿在我看来就好象小猫小狗在后院里打架。”
　　塔茨伯利盯着他，不自然地点了点头。“可能你把德国人估计过低了。”
　　“也许你把他们估计过高了。他们占领莱茵河流域的时候，你们和法国人干吗不干涉呢？他们违反了条约。你们本来可以在那时候动手，把希特勒绞死，可以象冲进女学生宿舍那样不费吹灰之力。”
　　“啊，这是事后的聪明，”塔茨伯利说，“别要求我为我们的政客们辩护。那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完全丧失了理智和头脑。我在一九三六年说的、写的，完全跟你现在说的一样。在慕尼黑我差点儿自杀。我把整个情况都详细报道了。捷克斯洛伐克！有一连串坚强的碉堡，一直插进德国的心脏。有五十个第一流的师，准备大显身手。它还是世界第二大兵工厂。苏联，甚至法国，最后都准备起来作战了。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六个月之前！但是一个英国人，一个英国人，从欧洲爬到希特勒跟前，把捷克送给了他！”塔茨伯利机械地笑着，抽了口被微风吹成锯齿形的香烟。“我不知道。也许民主制度不适应这个工业化时代。如果要它存在下去，我认为非美国人出场不可。”
　　“为什么？为什么你老要这样说？从表面看，你们和法国人仍比德国人占很大优势。你难道看不出来？人力、火力、钢、油、煤、工业设备，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这样。他们的空军暂时领先，可是他们背后有苏联的威胁。当然不象去年或者两年前那样容易，不过你们仍有获胜的希望。”
　　“啊，他们的领导力量强。”
　　一只结实的手拍了下亨利的肩膀，一个带着讽刺口气的声音说了声：“希特勒万岁！”欧斯特·格罗克穿一身又旧又皱的海军制服站在那里，立得笔直、脸上的神情很严肃。“嗯，先生们，咱们就要再见了。维克多，我要是在混乱中不能再见到你，以后怎么跟你联系呢？大使馆吗？”
　　“当然啦。海军武官办公室。”
　　“啊！”塔茨伯利说。“咱们要到斯维纳蒙台去作一次小小的旅行！你居然没有忘记，真叫人高兴！”
　　“我尽可能请你一起去。”格罗克冷冷地说。他跟他们两个握了手，鞠了一躬，卡嚓一声并拢脚后跟，就离开了。
　　“去跟帕米拉告别一下吧，”塔茨伯利说。“她在底下整理行李。”
　　“我这就去。”帕格跟那位通讯记者一起走下甲板，后者拄着根拐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我很想把她介绍给我的一个儿子。”
　　“哦，你真这样想？”塔茨伯利透过厚厚的眼镜恶作剧似的瞟了他一眼。“我警告你，她可不好对付呢。”
　　“是吗？怎么，我从来没见过比她更温柔、更讨人喜欢的姑娘了。”
　　“那是平静的水面，”塔茨伯利说。“我警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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