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夫妇刚到柏林，就受到希特勒接见。使馆人员对他们说，这是难得的好运气。总理接见的范围扩大到包括武官二级，是很罕见的事。元首为了使战争议论渐渐平息下去，这一时期不在柏林；现在由于保加利亚首相来访，才回到柏林。
　　亨利中校的公事堆积如山，他只是在公余之暇学习一下关于纳粹接见的礼仪，罗达则为了衣服和头发足足忙了两天，抱怨说艾德隆旅馆里的低能理发师把她的头发弄得一团糟，以后再也理不好了，可是照帕格看来，她头发的样子跟过去并没有什么差别。她认为自己带来的衣服没有一件适合于春天午后正式接见时穿。怎么没有人事先警告她一声呢？在接见前三小时，罗达还乘着使馆的汽车从柏林的一家时装店赶到另一家。最后她穿了件金钮扣的粉红色绸衣和一件金网线衬衫闯进他们的旅馆房间。“你看怎么样？”她嚷道。“萨丽·福莱斯特说希特勒喜欢粉红色。”
　　“好极啦！”其实她丈夫认为这套衣服可怕极了，罗达穿着肯定嫌大，可是已经没有讲实话的时间了。“天哪，你在哪儿找到的？”
　　旅馆外面，在微风拂拂的街上，到处挂着用近于透明的粗棉布做成的长方形红旗，红旗中央白圆圈里有个黑色A字；每面A字旗旁边都有一面花哨的保加利亚国旗。在总理府的路口悬挂着更多的旗帜，象是一条汹涌的红色旗河，中间穿插着数十个模仿古罗马军团团徽的纳粹国徽——在长长的旗杆顶端，一只图案型金鹰栖在绕着花环的A字上——底下模仿罗马SPQR①款式印着NSDAP五个字母。
　　①拉丁文“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缩写。
　　“NSDAP代表什么？”罗达从使馆汽车的车窗里望着外面林立的金色旗杆问。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帕格说。
　　“这就是纳粹的正式名称？多好玩。你一念全名，听起来好象共产党。”帕格说：“一点不错。希特勒就是靠极左的纲领起家的。”
　　“是吗？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还以为他是竭立反对这类玩艺儿的呢。嗯，这真叫人伤脑筋。我说的是欧洲的政治。可我也觉得这玩艺儿挺让人兴奋。相形之下，华盛顿就显得太平淡无奇了，对不对？”
　　维克多·亨利第一次走进希特勒的新总理府，不知怎么竟会联想起纽约的无线电城音乐厅。奢侈的地毯，排成长队等候着的人们，高高的天花板，一大块一大块亮晶晶的大理石，大而无当的空间，给客人引路的身穿华丽制服的人们——这一切都给人以一种虚假、庸俗而勉强地追求排场的印象；但奇怪的是，这不是一家电影院，而是一个大国政府的府邸。一个穿蓝制服的军官记下他的名字，慢慢移动着的队伍把这对夫妇送往大厅远处元首身边。党卫军象合唱队的队员那样整齐划一，穿一式的银黑二色制服和黑皮靴，个个都是宽肩膀、金黄色卷发，雪白的牙齿，紫铜色的皮肤，蓝蓝的眼睛。他们有的满脸堆着谨慎的笑容引导客人，有的沿墙站着，死板板的，脸上毫无表情。
　　希特勒的个子并不比亨利高。他是个矮小的人，头发像囚犯一样剪得很短，一边哈腰鞠躬一边跟人握手。他的脑袋老是歪向一边，前面的头发聋拉在前额上。这是亨利头一眼看见站在那个魁伟的、挂满勋章的保加利亚首相身旁的希特勒时一瞬间的印象。但是，过一会儿，他的印象改变了。希特勒能露出讨人喜欢的微笑。他那向下弯曲的嘴僵硬而紧张，他的眼睛严厉而富于自信，但在他微笑的时候，这种妄自尊大的神气消失了；他整个脸儿焕发起来，显得很富于幽默感，还流露出一种奇特的、几乎带着孩子气的腼腆。有时他握住了客人的手谈话。遇到什么事使他特别高兴，他就会哈哈笑起来，同时用他的右膝作一个奇怪而突然的动作：他提起膝盖，朝内微微抖动一下。
　　他接见亨利夫妇前面的一对美国夫妇时态度随便，脸上没露出笑容，握手时候他的游移不定的目光还往别处流连一会儿，才重新落到他们身上。
　　一个司仪官，穿一身镶金的天蓝色外交人员制服，用德语扬声说：“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的海军武官、维克多·亨利中校！”
　　元首的手干瘪而粗糙，仿佛还有点肿。他打量着亨利的脸，手握得很紧。从这么近的地方看，他那深凹下去的眼睛呈灰蓝色，有点肿，也有点水汪汪的。希特勒看去很疲倦；他脸色发青，前额上、鼻子上、颧骨上有太阳晒的一道道黑色，似乎有人说服了他，让他每天离开贝希特斯加登的办公桌到外面呆了几个小时。面对着这张世界闻名的脸，瞧着耷拉下来的头发、尖尖的鼻子、狂热者的冷漠的眼睛和一小撮小胡子，亨利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最奇特的感觉。希特勒说：“Willkommen in Deutschland①，”说完就松了手。
　　希特勒居然会注意到他新近才来到德国，使帕格十分吃惊，他结结巴巴地说：“Danke，Herr Reichskanzler②。”
　　①德语：谢谢，总理先生。
　　②德语：欢迎到德国来。
　　“亨利太太！”
　　罗达两眼亮闪闪的，跟希特勒握手。他用德语说：“我希望您在柏林觉得舒服。”他的声音很低，有点平易近人；亨利听了又觉得很吃惊，他只听见过希特勒在电台上或者新闻纪录片上沙嗄地大声叫嚷。
　　“嗯，总理先生，说实话，我刚开始找房子呢，”罗达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一时想不到应该说句客套话并且继续往前走。
　　“您不会有困难的，”希特勒听她德语讲得很好，眼里马上放出温柔的光芒。显然他认为罗达长得很漂亮。他握住她的手不放，脸上露出笑意。
　　“只是柏林漂亮的住宅区太多了，我都不知道找哪儿住好。这是问题所在。
　　希特勒觉得很高兴或者很有趣。他笑出声来，朝内抖动一下膝盖，扭过头去跟他背后的一个副官不知说了什么。那副官鞠了一躬。希特勒又向后面的客人伸出手去。亨利夫妇继续向前移动，向保加利亚首相走去。
　　接见的时间并不长。陆军武官福莱斯特上校身材很胖，是陆军里的空军军官，来自美国爱达荷州，到德国已有两年。他把亨利夫妇介绍给外国的武官们和纳粹领袖们，包括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这两人的形象跟新闻片里一模一样，只是小了一些。他们两个跟人握手很快，完全是敷衍，这就使亨利感觉到自己是个多么渺小的人物；而希特勒就不是这样。帕格一直在注意希特勒。元首穿了条黑裤，一件双排钮扣的棕色外衣，一只胳膊上有一个鹰徽，左胸上有一个小小的铁十字勋章。如果以美国的时装式样衡量，这套衣服似乎嫌大。这就使这个德国领袖看上去好象穿了套从旧货店里买来的不合身的衣服似的。希特勒不时显出不安、疲乏、腻烦的样子，要不然又一下子变得讨人喜欢，富于魅力。他很少有安静的时候。他不时挪动两只脚，把头扭来扭去，或是两只手紧握在胸前，或是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面，或是用两只手做手势，心不在焉地跟大多数人谈话，一本正经地跟少数人谈话，经常抖动膝盖。有一次帕格看见他从一只盘子里拿了些裹糖衣的小饼干吃：他一边跟一个挂满勋章的客人谈话，一边贪婪地拿饼干往嘴里塞。过不多久他离开了，参加接见的人也开始逐渐散去。
　　外面下着小雨；挂得密密麻麻的红旗都耷拉下来。雨水从岗哨的钢盔上顺着他们的脸颊往下淌，但这些岗哨都站得笔直，毫不注意脸上的雨水。美国大使馆的女客们都挤在入口处。帕格、福莱斯特上校和代办出去叫大使馆的汽车。代办个儿很高，蓄着八字胡子，聪明、苍白的脸上满是皱纹，带着一脸厌倦的神色。目前由他主持大使馆的工作。“水晶液”事件之后，罗斯福总统召回了美国大使，一直没有放他回来。大使馆里人人都反对这个政策。这使美国和德国官方的某些联系中断，给使馆的工作制造了麻烦，包括帮犹太人说话的工作在内。使馆里的工作人员都认为这是总统向纽约犹太人作出的一种政治姿态；但在德国不仅不起作用，而且显得可笑。代办对亨利说：“嗯，你觉得元首这个人怎样？”
　　“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知道我刚到。”
　　“真的吗？嗯，你现在亲眼看到德国人的工作效率了。有人作了调查，向他汇报。”
　　“可他记得住。接见的队伍那么长。”代办微微一笑。“政治家的脑子。”
　　福莱斯特上校擦了擦他的大而扁的鼻子，那是几年前飞机出事撞坏的。他对代办说：“元首跟亨利太太讲了好些话。帕格，他们都谈了些什么？”
　　“没什么。谈了一两句关于找房子的事。”
　　“你有个美丽的妻子。”代办说。“希特勒喜欢漂亮女人。她穿的那套衣服也很受人注意。他们说希特勒喜欢粉红色。”
　　两天以后，亨利在使馆阅读早晨送到的信件，他的办公室跟他过去在作战计划处的工作室没有什么不同——很小，到处是钢制的文件夹，堆满了技术书和报告。这个办公室有一扇窗，望出去可以看见希特勒的总理府。亨利每天早晨到办公室，一眼望见窗外的总理府，他的心弦总要微微震动一下。他的文书从前面小小的文书室里打电话给他。那间文书室和所有的文书室一样，弥漫着油墨、香烟和煮过头的咖啡的气味。
　　“亨利太太，先生。”
　　平常这个时候罗达还没起身。她没好气地说，有个名叫诺德勒的掮客，专门承租有成套家具设备的住宅，送一张名片到他们旅馆房间里。名片上写着：有人通知他说他们正在寻找房屋。那人这会儿在休息室等候答复。
　　“嗯，那有什么不好？”亨利说，“去瞧瞧他的房子吧。”
　　“我觉得挺奇怪。你看可能是希特勒打发他来的吗？”帕格笑了一声。“也许是他的副官打发他来的。”
　　罗达在下午三点半的时候又来了电话。他刚吃完午饭回来。“唔？”他打了个哈欠。“怎么样？”他还不很习惯外交家的吃饭方式，慢慢地呷着烈酒，时间既长，菜肴又丰富，他总是吃得大饱。
　　“房子漂亮极了。在绿林区，就在湖旁边。甚至还有一个网球场！价钱便宜得简直可笑，还不到一百元一个月。你能马上来瞧一下吗？”
　　帕格去了。那是一所灰色的石头房子，屋顶上铺着红瓦，构造得十分坚固。房子坐落在一丛高大的老树中间，前面有一块平坦的草地，往下倾斜到水边。网球场在屋后，在一个正式花园旁边。花园里有一个大理石水池，养着肥大的红鱼。水池周围的花床上盛开着花朵。屋子里面有东方地毯，配着金框的大幅古画，一张胡桃木餐桌和十六把配有蓝色绸椅垫的软倚；还有一个长长的客厅，里面布满了雅致的法国家具。楼上有五间卧室和三个大理石浴室。
　　那掮客年约三十左右，胖敦敦的，一头棕色的直头发，戴着无边眼镜，一副讲究实际的神气，看去很象美国做地产生意的掮客。后来他说，他的确有个哥哥在芝加哥当房地产经纪人，他曾在他办公室里工作过。帕格问他租金为什么这么低。掮客用流利的英语笑嘻嘻地解释说，房产主罗森泰尔先生是个犹太工厂主。根据管理犹太人的一个新条例，这所房子必须腾出来。因此他急需找一个房客。
　　“这个新条例什么内容？”亨利问。
　　“我也不太清楚。是限制他们房地产所有权的。”诺德勒讲话的口气完全若无其事，仿佛他正在谈论芝加哥划分区域的条例。
　　“您要将这所房子租给我们，收多少租金，房产主是不是都知道？”帕格问。
　　“当然知道。”
　　“我什么时候可以跟他见面？”
　　“你说什么时候都成。”
　　第二天，帕格利用午饭时间约了房产主见面。那掮客在住宅门口给他们作了介绍，就走开了，自顾自坐列他的汽车里。罗森泰尔头发花白，挺着个大肚子，穿一身用英国式样剪裁得极合身的黑色西服，一副上流人的气派。他把亨利请到屋里。
　　“这所房子很漂亮。”亨利用德语说。
　　罗森泰尔带着恋恋不舍的神气环视一下，朝一把椅子做了个手势，自己也坐了下来。“谢谢您。我们很喜欢这所房子，为它花了不少工夫和金钱。”
　　“亨利太太和我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把这地方租下来。”
　　“为什么？”犹太人显出吃惊的样子。“你们是理想的房客。要是你们嫌租金太贵——”
　　“老天爷，一点不贵！房租已经低得叫人难以相信了。可是您真收得到钱吗？”
　　“当然收得到。要不谁来收呢？这是我的房子。”罗森泰尔说得很坚决，很自豪。“除去掮客的佣金和按规定缴纳的税钱，每一分钱我都能收到。”
　　帕格用大拇指朝大门口一指。“诺德勒告诉我说，某种新条例迫使您出租这所房屋。”
　　“这影响不到象你这样的房客，我可以向您保证。您愿意不愿意订一个两年的合同？我很愿意。”
　　“可是那个条例是什么内容？”
　　虽然他们单独呆在一个空房里，罗森泰尔还是扭过头去左右望了望，然后压低声音说：“嗯——这是个紧急法令，您要知道。我肯定它最后是会取消的。事实上有一些地位很高的人已经向我作了保证。但在这段时间内，这个产业很可能被托管，可以不经我同意随时出售。可是，假如有一个享有外交豁免权的房客借住，这地方就不会被托管了。”罗森泰尔微微一笑。“因此租金比较便宜，中校先生！您瞧，我什么也不瞒您。”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您干吗不把这些东西卖掉离开德国呢？”
　　犹太人眨巴一下眼睛。他脸上仍保持着愉快和高贵的神情。“我的家族在这儿立业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我们提炼白糖。我的孩子们都在英国上学，可我妻子和我在柏林觉得相当舒服。我们都是在柏林生长的。”他叹了口气，环顾一下他们坐着的图书室（房间镶嵌着花梨木护墙板，十分舒适），继续说道：“目前的情况比起一九三八年来要好一些。那时候真是糟糕透了。要是不发生战争，情况准会很快好转。有几个高级官员郑重地跟我谈过。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罗森泰尔迟疑一下，又加了一句：“元首对国家作了不少贡献。否认这一点是愚蠢的。我经历过其他困难时期。一九一四年我在比利时受过伤，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一个肺。谁的一生都少不了受磨难。”他把两手一摊，优雅地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维克多·亨利说：“嗯，亨利太太很喜欢这所房子。可我不愿意乘人之危。”
　　“您做的恰恰相反。您现在应该明白了。两年？”
　　“先订一年怎样，到时候再续订？”
　　罗森泰尔马上站起来伸出一只手。亨利也站起来，跟他握了手。“咱们本来应该喝一杯庆祝一下的，”罗森泰尔说，“可是我们离开的时候把酒柜都搬空了。在一间空房子里，酒是搁不住的。”
　　头一天晚上，亨利夫妇睡在罗森泰尔家又大又软的床上，觉得有点异样。可是几天以后他们就习惯了，忙着布置一种新的生活。通过掮客的介绍，他们从一个职业介绍所里雇到一个女仆、一个厨师和一个男仆兼司机，他们都是头一流的用人，可是在亨利看来，他们都是安插进来的特务。他检查了屋内的电线，看看有没有窃听器。但他不熟悉德国的设备和线路，结果什么也没发现。尽管这样，他和罗达谈论一些担风险的事情时总是到草地上去散步。
　　转眼过了两个星期。他们在新歌剧首演式上又看见一次希特勒，这次距离比较远。希特勒在一个漆成深红色衬着锦缎的包厢里，他身上的白领带和燕尾服仍旧嫌大，那派头真有点象查利·卓别林扮演的衣冠楚楚的流氓，尽管他神情严肃，用一种僵硬的姿势频频行礼，而一些美丽的妇女和要人模样的男子都拚命向他鼓掌欢呼，个个都伸长了脖子尊敬地瞪着他。
　　大使馆为亨利夫妇举办了两次欢迎会，一次在代办家里，另一次在福莱斯特上校的住宅里，他们在两次酒会上结识了不少外国外交官和德国要人：实业界、艺术界、政界和军界的重要人物。罗达在社交上大显身手。经过总理接见前那场虚惊之后，她给自己添制了大量华贵的衣服。她穿了新装更是艳丽动人。她的德语越说越好。她喜欢柏林和柏林的人民。德国人意识到这一点，就对她特别亲切，虽然使馆里也有人憎恨纳粹制度，看见她对纳粹分子那么亲切，不免觉得吃惊。在这些酒会上，帕格看去真有点象一只熊，默默地站着，除非先有人跟他说话他才答腔。可是罗达的成功把他的缺点遮掩过去了。
　　罗达不是没看到纳粹的丑恶一面。她去了一次动物园，以后再也不肯去了。她承认柏林动物园要比美国的任何一个公园都整洁、美丽和富于魅力，但是长椅上钉着的“Juden VerB boten①”的牌子叫人作呕。她要是在餐馆的门口看到类似的牌子，就马上退缩，宁肯到别家去。帕格把他跟罗森泰尔会面的经过告诉了她以后，她立刻患起严重的忧郁病来：她要放弃这所住宅，甚至谈到要离开德国。“嘿，想一想！把这所美丽的住宅廉价出租，只是为了防止人们背着他卖掉——毫无疑问是卖给有权势的纳粹，这帮人都等着廉价收购呢。多可怕啊！”但最后她还是同意租下这所住宅。他们总得找地方住，而这所住宅实在太理想了。
　　①德语：犹太人不准坐。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她的反应也逐渐冷淡，发现这类事情在柏林已经习以为常，一点也不足为奇了。有一次，憎厌纳粹的萨丽·福莱斯特邀请她到一家餐馆里午餐，尽管餐馆外面的橱窗上挂着“不招待犹太人”的牌子，她觉得拒绝进去是愚蠢的。不久她连想也不想，就到这类馆子里吃饭了。很快地动物园成了她星期天散步最爱去的场所。但她坚决认为，排犹主义是这块可爱的、令人兴奋的国土上一个污点。她向一些纳粹要人说出她的这种看法。他们有的显得很僵，有的宽容地假笑一声。也有少数人暗示说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在美国住了六代啦，”她会这样说，“在虐待犹太人这个问题上，我永远没法跟你们有一致的看法。实在太可怕啦。”
　　对于美国妇女那种独立不羁、直话直说的作风和她们丈夫那种听之任之的做法，大多数德国人似乎都能谅解；他们把它看作是民族的特点。
　　维克多·亨利避开了犹太话题。纳粹德国是一种过于巨大、一时难以消化的新生活。大多数外国人对纳粹的态度不是竭力反对，便是竭力赞成。外国记者们正如基普·托莱佛所说那样，都一致痛恨纳粹。大使馆内意见很不一致。有些人认为，希特勒是一七七六年①以后对美国的最大威胁。他不取得世界霸权决不会罢休；有朝一日他有了足够的力量，就会向美国发动进攻。另有一些人把他看成是救星，认为他是欧洲唯一的反共堡垒。他们说，那些民主国家已经证明无力对付布尔什维克政党的发展。希特勒用更猛烈的火力来对付极权主义的火力。
　　①美国宣布独立的一年。
　　但上述两种论断都缺乏可靠的根据。每逢维克多·亨利向他的那些新相识逼取事实时，得到的只是激烈的言词和手势。一捆捆的分析材料和报告里倒有不少统计数字。但它们极大部分都来源于猜测、宣传和花钱买来的可疑的情报。他试图研究德国历史，看书一直看到深夜，结果发现这个历史可以上溯一千年，深不可测。他在这里面找不到解答一九三九年问题的方法和钥匙。光是弄清楚纳粹来自什么地方和希特勒怎么会受德国人拥护这个秘密，他就觉得无能为力，跟他谈话的那些人也个个觉得无能为力；甚至问起德国排犹主义这个似乎不值得一问的问题时，也会得到十几种不同的解释，主要看你在十几个外交人员中间问哪一个。亨利中校最后得出结论：如果急于把这些重大问题全部弄个水落石出，那只是白费他的时间和精力。军事潜力是他所熟悉的本行；它是希特勒第三帝国中狭窄的、但是起决定作用的一面。纳粹德国是不是真象经常在街上示威的部队和在咖啡馆里聚会的军人们所显示的那样强大？还是仅仅装个样儿，实际上象高挂着的A字旗上的透明红纱布那样脆弱？维克多·亨利决定不让自己有先入之见，要亲自掌握各种真实材料，因此他立刻埋头工作，深入研究这个难题。
　　在这期间，罗达开始欢乐地适应外交官生活。她对大使馆的人员和柏林的风俗习惯都逐渐熟悉起来，她举办的宴会的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她设了一个盛大宴会招待格罗克，出席宴会的有代办、一个法国电影演员、柏林交响乐团的指挥以及一个严肃、魁伟的德国将军，名叫阿尔明·冯·隆，长了一只很特别的鹰钩鼻，一举一动都非常死板。罗达跟这些人都不太熟。举例说，冯·隆将军她是在福莱斯特上校家里遇见的，有人告诉她说，他在德国武装部队里地位很高，也很有才能，她于是跟他接近。她有一见面就讨人喜欢的天赋。她总是显得那么雍容华贵，可以毫不费力地给人以好感或性感；她使人感到，跟她进一步交朋友是会很愉快的。人们都乐于接受她的邀请。
　　来宾的身份都高于格罗克夫妇。他们有点眼花缭乱，有点得意，而隆将军的出席也有点使他们心慌意乱。格罗克有一次悄悄地跟维克多·亨利说，隆是最高统帅部的真正智囊。于是帕格上去跟隆攀谈，故意把话题引到战争上。他发现隆的英语讲得极好，但关于战争，他只冷冰冰地谈了些一般情况，使这位武官不由得对他另眼相看，虽说从他谈的话里，得不到一点点向上汇报的材料。
　　在宴会结束之前，格罗克喝得醉醺醺的，把维克多·亨利拉到一旁，告诉他说斯维纳蒙台潜艇基地的上校在制造一些愚蠢的困难，不过他会把这次参观安排好的。“我还要请你的英国朋友一起去，他妈的。我说过要请你们，我说了话是算数的。这班岸上的杂种活着就是为了制造麻烦。”
　　亨利夫妇只接到一封梅德琳写来的没精打采的信，是她抵达新港度暑假时寄来的。华伦跟往常一样，从不写信。七月初，拜伦写给他父亲的信终于辗转寄到了：
　　亲爱的爸爸：
　　来信收到，我看了大吃一惊。我揣摩是我给了您关于娜塔丽·杰斯特罗这个姑娘的错误印象。跟她一起工作很有趣，但她年纪比我大，是雷德克利夫学院三年级高材生。她最好的男朋友是个获得罗兹奖学金的优等生。我不是那种材料。尽管这样，我很感谢您给我的忠告。她的确是非常理想的良友，跟她谈话使我得益不少。您知道了一定会高兴。
　　杰斯特罗博士让我研究君士坦丁大帝的战争史。我接受这个工作主要是为了挣线，但我喜欢这工作。当时世界均势正从异教邪说转向有利于基督教，所以这段历史确实很值得研究，爸爸。它同我们今天的现实颇有雷同之处。我想您准会喜欢杰斯特罗博士的这本新书。他只是个学者，分不清一艘鱼雷艇和一辆中型坦克之间的区别，但他有本事抓住古战场的特点加以描绘，使人人都能理解，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
　　锡耶纳马上要挤满游客了，他们都是来观看一年一度的混账赛马的。市镇的广场上到处有马疾驰，他们都说经常发生惨剧。华伦将会成为出色的飞行员。嗯，我揣摩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问大家好。
　　拜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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