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密列西耶夫也一天天地虚弱下去。在另一封信里，他甚至告诉“气象学中士”（现在他确信她是他唯一能诉说痛苦的人）：大概他已经不能离开这里了，这样倒好些，因为没有脚的飞行员，就等于是没有翅膀的鸟儿。它要是活着，啄食还行，可是要想飞那是做梦。他说他不想变成没翅膀的鸟儿，他准备平静地迎接最坏的结局，但愿它能快些到来。这样写信是很残酷的：因为姑娘在通信的过程里承认，她对“上尉同志”早已倾心，若不是他遭受这般痛苦，那她是绝不会向他承认的。
　　“想嫁人，我们男人如今可值钱呐。脚对她来说不过是多一些配给证罢了。”总是自信的库库什金刻薄地解释道。
　　然而阿列克谢明白当死神在他们头顶上呼啸时，他的脸色是多么地苍白。他知道，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他也知道姑娘读到他那封忧伤的坦诚的信会多么痛苦。他连“气象学中士”的名字也不知道，却仍旧向她诉说自己郁郁寡欢的情思。
　　对所有的人政委都能找到钥匙，但是唯有阿列克谢未予理睬他的把戏。阿列克谢手术后的第一天病房里出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伙开始朗读。阿列克谢明白这是念给谁听的，可是这对他的安慰甚少。保尔·柯察金是他从小就钦佩的。他是他喜爱的英雄之一。“不过柯察金可不是飞行员啊，”阿列克谢想，“难道他能体会‘想飞上天而得了病’的滋味吗？！要知道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病榻上写作的时候，并不是全国的男男女女都在作战，也没有连流鼻涕的小孩都站在箱子上旋磨炮弹啊——他们个子那么矮，连机床也够不着。”
　　总而言之，这本书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奏效。于是政委开始迂回运动。仿佛出于无意识，他讲述了另一个人，尽管双脚瘫痪了却能完成重大的社会工作。对世界上一切都感兴趣的斯捷璠·伊万诺维奇惊叹起来。他自己就回忆起他们家乡一位只有一只手的医生，区里的头号医生，又能骑马，又能找猎，打猎的时候用一只手开枪，粒粒子弹击中猎物的眼珠子。这时政委又想到已故的科学院院士威廉斯①，他是因为农耕站的事而认识他的。这个人半身瘫痪，只用一个手干活，仍旧领导着一个研究所，进行规模宏大的工作。
　　①威廉斯，苏联杰出的土壤学家、农学家。
　　密列西耶夫一边听一边冷笑：思考呀，说话呀，写作呀，发命令呀，治疗呀，甚至打猎呀，没有脚当然可以，可他是个飞行员，是个天生的飞行员。从他作为小孩看守瓜田的那天起，他就想做个飞行员。那天在瓜地里（瓜地干裂，瓜叶也已枯黄，一个个驰名伏尔加的又大又圆的花皮西瓜躺在瓜地里），他先是听到，继而又看见一只小小的银色蜻蜓，在阳光下闪闪点点震动着双重翅膀，高高地在灰蒙蒙的草原上朝着斯大林格勒方向飘然而过。
　　从那时起他要当飞行员的幻想一直就没有改变。在上课的课桌上，在做旋下的机床旁，无时不想。晚上，当全家人都入睡时，他就与李亚宾杰夫斯基①一起搜寻和搭救“契留斯金号”②船员，同沃陀比雅诺夫③一起将重型飞机降落在北极冰峰叠峦的冰层上，和契卡洛夫④一起开辟了无人探险的途经北极而到达美国的空中航线。
　　①李亚宾杰夫斯基，苏联著名飞行员，因救“契留斯金号”船员而获“苏联英雄”称号。
　　②“契留斯金号”，1933年苏联北极探险船只，在朱柯特卡海触冰沉没。
　　③沃陀比雅诺夫，苏联著名北极飞行员。
　　④契卡洛夫，苏联著名飞行员。1937年完成由莫斯科途经北极到美国的不着陆飞行。1938年试机飞行失事身亡。
　　共青团组织派他去远东。他要在原始森林里参加一座年轻的城市——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团城的建设。即使到了那里，到了原始森林里，他还是带去了自己飞行的梦想。他在建设者中间竟然寻觅到一拨像他一样幻想从事令人羡慕的飞行职业的青年男女。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果真用自己的双手在这座目前仅仅处于计划中的城市里建起了自己的航空俱乐部。当夜幕降临、暮霭笼罩着巨大的建设工地的时候，所有的建设者早早地钻进帐篷，关闭窗户，门前用潮湿的树枝点燃一堆烟火，来驱赶成堆成堆的蚊子和飞虫——空中到处弥漫着它们那尖细的可恶的嗡嗡声。就在这时，就在建设者们经过一天辛劳之后休息的时候，以阿列克谢为首的航空俱乐部的会员们，浑身涂满了驱逐蚊子和飞虫的挥发油，带着斧头、镐头，带着锯子、铁锹和炸药向大森林里进发。他们锯树伐木、炸掉树墩、平整土地，他们要征服森林，整治出一块机场空地。他们征服了森林，终于在密林深处开辟出一块几公里的飞机场地。
　　就是从这个机场上阿列克谢第一次驾着教练机飞上了天，终于圆了儿时的梦想。
　　后来进入空军学校学习，自己也教授青年人。战争爆发的时候，他还在学校里。为了参战他不顾学校领导的劝阻，毅然放弃了军官的职位，加入了作战部队。他一生的所有的志愿，他所有的激情和喜悦，他所有对未来的憧憬，他毕生所有的真正的成就——一切都是与飞行联系着的……
　　可是他们竟然跟他谈论威廉斯！
　　“他（威廉斯）又不是飞行员。”阿列克谢说道，转身向墙。
　　但是政委并未放弃“开启”他的努力。有一天，阿列克谢像平常一样冷淡、麻木不仁，他听见政委低沉的嗓音：
　　“阿辽沙，看看吧：这里写到你呢！”
　　斯捷璠·伊万诺维奇把一本杂志递给密列西耶夫。里面有一篇不大的文章，下面用铅笔划了线。阿列克谢匆匆扫了一眼加记号的地方，并未发现自己的姓名。这是一篇短文，说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俄国飞行员的故事。杂志上一个陌生的青年军官的脸正对着阿列克谢，他留着鬈曲得像锥子的胡子。船形帽一直压到耳边，帽子上嵌着一颗白色的帽徽。
　　“念呀，念呀，简直就是写你。”政委毫不让步。
　　密列西耶夫读了一遍。文章讲述的是俄国军事飞行员，瓦连里扬·阿尔卡其耶维奇·卡尔波维奇的故事。中尉卡尔波维奇在德军阵地上空飞行时，一条腿被敌人的杜姆弹炸伤。他拖着一条炸烂的腿，硬是驾着自己的“法尔曼”型座机穿过前线，降落到自己的阵地上。他的腿被截去一只，但是年轻的军官不愿离开军队。他发明了一种结构独特的假肢，长久不懈地做体操，训练驾驶操作，由于这样他在战争的后期又重返军营。他在一所空军飞行员学校任检查员，据文章里说，有时甚至“驾着自己的座机腾飞上天，去历险”。他曾获得军官“乔治”勋章。他在俄国空军服役期间，成绩卓越，一直到他因飞机失事而去世。
　　密列西耶夫将这篇文章读了一遍、两遍、三遍。照片上的这位面色疲倦而又果断的瘦精精的青年中尉略带紧张，但总体上还是气宇轩昂地微笑着。全病房的人都鸦雀无声地注视着阿列克谢。他把头发挠得乱蓬蓬的，目不转睛地看着文章，用手摸到床头柜上的铅笔，认真仔细地把它框起来。
　　“读完啦？”政委狡黠地问。阿列克谢没吭声，眼睛仍旧在字里行间扫来扫去。“喂，你说说看！”
　　“他嘛，只少了一只脚。”
　　“你呢，是苏维埃人呀。”
　　“他驾驶的是‘法尔曼’机。难道那是飞机？那是个楼架子，驾着它怎么飞不起来呢？上面的操纵装置既不需要手脚灵活，也不需要手脚敏捷。”
　　“可你是苏维埃人呀！”政委仍不让步。
　　“苏维埃人。”阿列克谢机械地重复了一遍，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篇文章，顷刻他那苍白的脸上泛出一丝红晕来，他用惊喜的目光环顾着大家。
　　睡觉时阿列克谢把杂志塞到枕下，塞过之后他就回忆起来，小时候他爬到和兄长们同睡的高板床上，他也是这么把一只丑兮兮的短耳朵小熊塞到枕下的，那是母亲用一件旧的绒布短衫为他缝制的。想到这里他一下子吃吃笑起来，笑得全屋的人都听见了。
　　夜里他没合眼。病房里的人都进入了梦乡。葛沃兹捷夫在床上翻了一下，弄得弹簧吱吱咯咯地响。斯捷璠·伊万诺维奇的鼾声像瞿瞿的哨声，似乎他的体内要炸裂了一般。政委偶尔翻身的时候，透过牙缝在静静地呻吟。这一切阿列克谢均未听见。他不时地拿出杂志，就着微弱的过夜灯光看着中尉那张笑吟吟的脸。“你真不简单，你到底干成了。”他想着，“对我虽是十倍的困难，你瞧着吧，我不会甘拜下风的。”
　　夜间政委突然没有了声息。阿列克谢欠起身来看见他躺在那里面色惨白、神情安详，好像已经断气。飞行员抓起小铃挡疯狂地摇起来。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帽子也没戴、满脸惺松、披头散发地就跑进来了，几分钟后主治医生也被唤来了。给他搭脉、给他打强心针、往他口中插氧气管。这次抢救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有时病人似乎是毫无希望了。但是最后政委还是睁开了眼睛，微弱地、几乎不可察觉地对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笑了笑，轻轻地说：
　　“请原谅，我让您受惊了，还是虚惊一场。我压根就没走到地狱，所以除雀斑的油膏没带来。所以嘛，亲爱的，毫无办法，您只好让您的雀斑出出风头喽。”
　　几句笑话让大伙儿的心里轻松了许多。这棵橡树的确坚实，这样的风暴他是能经受住的。主治医生走了，咔嚓咔嚓的皮鞋声渐渐地消失在走廊的尽头，助理护士也走了，只有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呆在这里，侧身坐在政委的床上。病人们又睡着了，密列西耶夫也闭目躺着，却琢磨着假肢的事情。起码可以用皮带把假肢拴系在飞机的脚蹬操纵上。他记得曾在航空俱乐部听过教官（内战时期的老飞行员）说过一个短脚飞行员把一块木垫绑在脚蹬板上的故事。
　　“老兄，我不会甘拜下风的！”他向卡尔波维奇发誓，“要飞，一定要飞！”他的脑海里反复出现这句话，驱走了他的睡意。他静静地躺着，闭着双眼。别人可能认为他已进入梦乡，做梦发笑呢。
　　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一段谈话，这席话他在以后生活困苦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想起过。
　　“唉，您这是干什么呀，干什么呀？疼得这个样子了还说笑逗乐的。我一想到您病成这样，我的心都凉了。为什么您拒绝单人病房呢？”
　　似乎说这话的不是病房护士，不是那个妩媚、和蔼，有些超凡脱俗的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而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抗议的女性。她的话语里饱含痛苦，也许还含有一种更深的情感。密列西耶夫睁开双眼。头巾遮住了小灯发出的暗淡的光，他看见了枕头上政委那张苍白浮肿的脸和一双安详而柔和闪光的眼睛，他还看见了护士温柔的女性侧影。一束从背后反射来的灯光把她一头蓬松的褐发映得发光。密列西耶夫尽管知道不该偷看，但是他的目光怎么也不能从她身上挪开。
　　“唉呀呀，小护士，都淌眼泪了呢，这可不好啊！大概我们要吃安眠药了吧？”政委像对小姑娘一样对她说。
　　“您又在取笑人了。您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您是个怪人，懂吗，是个怪人。该哭的时候反而笑；都自身难保了反而安慰别人。我心爱的人儿，心爱的人儿，您听着，您不该这样对待自己！”
　　她垂着头默默地哭了好久。政委忧郁而怜爱地望着她那在白大褂里抽搐的瘦弱的肩头，说：
　　“迟了，迟了，亲爱的。个人大事我总是拖得太久，总是腾不出时间，如今呢，一切都太迟了。”
　　政委叹了一口气。护士挺了挺腰，那双噙满泪珠的眼睛殷切期待地注视着他。他笑了笑，又叹了一声，然后用一向友善、不无戏谑的腔调继续说：
　　“乖孩子，听我讲个故事吧，是刚刚想到的。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发生在内战时期的土克尔斯坦境内。我们的一个骑兵队拼命追击巴斯玛契匪帮，结果误入一片沙漠之中。马匹是俄罗斯产的，不适应沙地，开始一匹一匹地跌倒。这下我们都成了步兵。是的，指挥官于是决定：扔掉驮物，光带武器步行向一个大城市进发。可是离城大约有一百六十公里呢，而且是在光秃秃的沙漠上行走。乖孩子，你能想象吗？我们走呀走呀，走了一天、两天、三天。骄阳似火，干渴难忍，嘴唇开始干裂。空中是热腾腾的沙尘，脚下是沙沙发响的沙土，扑到牙齿上嘎嘎作响，飞进眼里又痒又痛，钻进喉咙里又憋又问。唉，实在又累又乏。有人倒在沙地上，激起一层层沙子，把脸贴到地上躺着。我们的政委叫瓦罗京·雅可夫·巴甫洛维奇。外表上他是个文弱的书生，原先是一个历史学家，可实际上他是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他似乎应该是第一个跌倒的，可是他却边走边鼓励鞭策大家，他说：‘近了，快了。’对那些躺下来的，他晃悠着手枪说：‘起来！不然我毙了你！’
　　“到了第四天，离城只有十五六里了，人们精疲力竭。我们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像个醉汉。身后的脚印一深一浅，像受伤的野兽的足迹。忽然我们的政委唱起歌来，他的嗓子又尖细又蹩脚，唱的又是一支旧军队里的古里古怪的歌：‘褐斑马呀，大角羊呀……’可我们也跟着应和，唱起来。我下了命令：‘齐步走！’就一二一地叫着口令。也许你也不信，队伍走得挺轻松。这支歌唱完之后又唱起第二支歌、第三支歌。您要知道，亲爱的小护士，我们是在那么炎热的地方用干裂的嘴唱着！一路上，我们把知道的歌都唱了一遍，最后我们都走到了目的地，没有一个人留在沙漠里……您瞧，这事。”
　　“那么，政委呢！”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问道。
　　“政委怎么啦？活着，挺好。现在是教授，考古学家，他时不时地从地下发掘出什么史前的遗迹。打那以后，他的嗓音自然坏啦，沙哑了。不过他要嗓音干吗？他又不是歌唱家列梅雪夫……好吧，就到这儿吧。去睡吧，乖孩子，我以军人的名义向您发誓，今晚我不会死的。”
　　密列西耶夫终于酣然入睡，悄悄地进入了梦乡。他梦见了黄沙茫茫的沙漠，那是他生平从未见过的沙漠。一张张血淋淋的嘴里飞扬出阵阵歌声。那个瓦罗京在梦境中不知怎的很像政委沃罗比约夫。
　　阿列克谢一觉醒来已经很晚了，反射过来的点点斑斑的阳光早已照射到病房的中央，标志着中午的到来。他带着一丝快意醒来。是梦吗？什么梦呢……他的视线落到了那本在睡梦中被他的手压皱了的杂志上，在那页被揉皱的杂志上卡尔波维奇中尉还是那样紧张，气宇轩昂地微笑着。密列西耶夫爱惜地把杂志抚摸平贴，又冲他挤挤眼。
　　政委洗漱完毕，笑嘻嘻地看着阿列克谢。
　　“你干嘛和他挤眉弄眼的？”他满意地问。
　　“我们要起飞啦。”阿列克谢答道。
　　“怎么会呢？他就缺了一只脚呀，你可是缺了两只呢！”
　　“要知道我是苏维埃俄罗斯人！”密列西耶夫应声道。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话语里充满了自信，似乎他一定能超越卡尔波维奇，一定能飞行似的。
　　早餐时他将助理护士端上来的食物吃了个精光。他吃惊地望着空空如也的盘子，还要添。他处于神经亢奋的状态，哼着小调，试着吹吹口哨，自言自语地大声争论。教授查房的时候，他就利用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对他的好感，刨根究底地问他，尽快痊愈应该注意什么。当他知道应该多吃多睡之后，午饭时他就要了两份第二道菜，还死撑哽咽地将第四块馅饼塞了下去。白天他不能入睡，于是乎就闭目躺上个把钟头。
　　幸福总是自私的。当阿列克谢没完没了地询问教授时，他并未发觉全室的人关注的神情。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像往常一样准时查房，那时当天的阳光慢慢地爬过病室的地板，斜射到一块有缺口的木块上。从表面上看教授的工作仍然仔细认真，然而大家都能感觉到他的内心深处有种与他性情截然不符的消沉。他没有骂人，没有倾喷他那平素惯有的尖酸刻薄的话语。他的由于发炎而发红的眼角旁筋脉在不停地颤抖。晚上来的时候他的面颊消瘦了，明显地衰老了。他轻轻地责备把抹布遗忘在门把手上的助理护士，看看政委的体温记录，给他改写了治疗方案，然后就悄然离去。他的身后簇拥着像他一样的铜然若失默默无语的随从。在门口他绊了一下，若不是有人抓住他的手臂，他就跌下去了。这个嗓音沙哑、大吼大骂的大块头与温文尔雅的气度是绝不相容的。四十二号病房的病人用狐疑的眼光目送着他。所有爱上这个善良的大个子的人都觉得有些不自在。
　　第二天早晨一切都清楚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独生子在西线阵亡了。他也叫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也是一位医生。他是父亲的骄傲和喜悦，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科学家。在规定的时间里整个医院都在屏息等待教授是否会来进行他的传统查房。四十二号病房也在紧张地注视着阳光在地板上缓缓地。几乎是看不见的运动。最后阳光斜射到那块有缺口的拼花木地板上了——大家交换了一下眼色：不会来了。恰恰这时走廊里传来了那沉重的熟悉的脚步声以及许多随从的脚步声。教授的气色竟然比昨天好些。不过他的眼睛还是通红的，眼皮和鼻子都肿了，好像是患了一种重伤风。当他从政委的桌子上拿起体温记录时，他那双胖乎乎的有些脱皮的手抖得很厉害。但是他依然如故，精力充沛，办事认真，不同的是他那大喊大叫的骂声消失了。
　　像是事前约好似的，伤员和病人都争先恐后地想方设法让他开心。这一天大家都感到身体好了一些，连病危的人也毫无怨言，并区发现自己的病情在痊愈。大家甚至过于殷情地交口赞誉医院的种种规矩和令人神奇的种种疗效。这是一个被共同的巨大的悲痛凝结成一体的相亲相爱的家庭。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一边查房一边感到惊诧：为什么今天早晨他的治疗这么顺利？
　　他惊诧吗？或许他已发现了这个无言而天真的计谋。假如他发现了，那么这或许能够减轻他那无法医治的创伤招致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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