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扇朝东的窗户外面，白杨树枝已经吐露出淡黄色粘乎乎的嫩叶，嫩叶下面钻出了红色的毛绒绒的柔美花絮，像一条条胖乎乎的毛毛虫。清晨这些嫩叶在阳光下熠熠闪光，仿佛是用湿漉漉的纸剪贴出来的。嫩叶浓烈而酸涩地散发出微成的青嫩的气味。它的馨香扑窗而入，冲淡了医院的气味。
　　斯捷璠·伊万诺维奇喂着的那群麻雀变得胆大包天。“冲锋枪手”到了春天又长出了新的尾巴，变得格外地好动好斗。每天早晨鸟儿飞到窗檐上聚成一团，又打又闹，以至于收拾病房的助理护士忍无可忍，唠唠叨叨地爬到窗上，把手伸出窗外，用抹布驱赶着麻雀。
　　莫斯科河解冻了。一阵咆哮之后，河流平息下来，重新卧躺于两岸之间，用强壮的脊背温顺地托起一艘艘轮船、驳船和河上电车（它们在那些艰苦的岁月替代了首都日渐稀少的汽车运输）。与库库什金悲观的预言相反，四十二号病房没有一个人随春汛而逝。除了政委，大家的病情都在好转，整天谈论着出院的事。
　　第一个出院的是斯捷璠·伊万诺维奇。出院这天他忐忑不安地在医院里踱来荡去，既兴奋又喜悦。他一刻也按捺不住，在走廊里东串西串，又回到病房，坐在窗口，开始精心地撕碎面包，但是立刻又放到一旁跑出去。直到傍晚，暮色苍茫的时候，他才安静下来坐在窗台上深思，唉声叹气，这正是治疗的时候，病房里只有三个人，另两位是：默默注视着斯捷璠·伊万诺维奇的政委和千方百计想入睡的密列西耶夫。
　　病房里静谧无声。斯捷璠·伊万诺维奇的侧影映在被晚霞抹成金色的窗上，政委朝他转过脸，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起来：
　　“在乡下这会儿正是黄昏的时候，非常安静。到处都能闻到化冰的泥土气息，潮湿的马粪和炊烟的气味。牛圈里的母牛把地上的干草弄得窸窸窣窣，它在焦急：该下小犊了吧。春天来了……还有婆娘们，她们会怎么样呢？地里的肥料下了吗？种子呢，马具呢——都弄好了吗？”
　　密列西耶夫觉得斯捷璠·伊万诺维奇甚至不是惊奇地，而是恐怖地看了看微笑着的政委，说：
　　“你是个巫师！团政委同志，别人心里嘀咕什么您都猜中了。是的，是的，婆娘们当然挺会来事，这话不假；不过我们不在那里，鬼知道这帮婆娘会怎样，这倒也是真的。”
　　大家都沉默不语。轮船在河上鸡鸣地行驶，它的叫声欢快地飘过水面，在花岗石铺筑的两岸飘荡着。
　　“你估计战争快结束了吧！”斯捷璠·伊万诺维奇不知何故低声问道，“到割草的季节会结束吗？”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像你这样年岁的人可以不必再去打仗了。你是志愿参战的，你已经尽责了。现在你可以提出申请，他们会放你去的。你可以去指挥婆娘们嘛，后方也需要能干的人呢！怎么样，大胡子？”
　　政委带着和蔼的微笑望着老兵，老兵霍地从高台上跳下来，脸色激动，精神焕发。
　　“他们会放我？是吗？我也这么琢磨着，是该放了。刚刚我还嘀咕呢，难道还要向委员会写申请？我参加了三次战争呢：帝国主义战争、整个的国内战争，还有这次。我想够了吧，啊？团政委同志，您给拿个主意，行吗？”
　　“你在申请书上就这么写：请放我回到后方娘们那里去吧！让别人来保护我不受德国人的进攻吧！”密列西耶夫实在忍不住了，在床上呐喊起来。
　　斯捷璠·伊万诺维奇内疚地看了看密列西耶夫，而政委则温怒地皱了皱眉毛：
　　“给你拿什么主意呢？斯捷璠·伊万诺维奇，扪心自问好了，你的心是俄罗斯的，心会给你出主意的。”
　　第二天，斯捷璠·伊万诺维奇出院了。他换上自己的军装，走进病房来辞行。身材矮小的他，身穿一套旧的、退色的、浅得发白的军装，紧扎腰带，军服整得没有一丝皱褶，似乎年轻了十五岁。胸前佩带着用白粉擦得耀眼的“苏联英雄”金星勋章、“列宁勋章”和“勇毅”勋章，闪闪发亮。肩头上像雨衣一样披着一件白大褂，大褂敞开，掩饰住他的军人气度。斯捷璠·伊万诺维奇浑身上上下下，从很旧的油布皮鞋到细细的小胡子（他把胡子沾湿，朝上翘着，像锤子似的，挺潇洒）都有点像1914年大战期间印在圣诞卡上的雄赳赳的俄罗斯战士。
　　士兵走到每一个病友的跟前一一道别，唤着他们的军衔，那么使劲地碰着脚跟敬礼。大家看他这么做，心里很高兴。
　　“团政委同志，请允许我向您辞行。”在最后的一张床前他尤其喜悦，铮铮有声。
　　“再见啦，斯捷璠。祝你幸福。”政委忍住疼痛，迎着他挪了挪。
　　士兵跪下来，拥抱住他的大脑袋，他们按照俄罗斯人的习俗相互吻了三次。
　　“祝你早日康复，谢苗·沃罗比约夫，上帝保佑你健康长寿。你是一个好人！做父亲的也没有这样心疼过我们，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士兵感动地讷讷道。
　　“走吧，走吧，斯捷璠·伊万诺维奇，激动对他不好。”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拉着他的手强调说。
　　“还有您呢，小护士，谢谢您的关心和爱护。”斯捷璠·伊万诺维奇郑重其事地对她说，又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您是我们苏维埃的天使，是的，您正是……”
　　他一下子不知所措，不知还要说什么，他退到门边。
　　“那么怎么给你写信呀，往西伯利亚，是吗？”政委笑吟吟地说。
　　“老地方，团政委同志！你知道战争期间给士兵往哪儿写。”斯捷璠·伊万诺维奇窘迫地答道，然后再次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次是给大家），就在门后消失了。
　　病房立即显得寂静和空荡起来。后来大家开始谈论自己的团队、自己的战友，以及等待他们的大战役。大伙都在痊愈，所以这次不是空谈，而是实实在在的交谈。库库什金能在走廊里走动了，总是找护士的茬儿，讥笑伤员。他还居然巧妙地和大多数能行走的病人争吵。坦克手也能起床了，并且常常站在走廊上的一面镜子前久久地细看着自己已拆了绷带的烧伤的脸、头颈、肩膀。他与安纽塔的通信愈频繁，愈深深地了解医学院的情况，他就越发不安地审视他那烧得丑陋无比的脸。在黄昏或房间昏暗的时候那张脸挺好看，甚至可以说是很美丽：细细的线条、高高的额头、小小的稍勾的鼻子、在医院里长出的黑黑的短胡子，青春气息的嘴唇上刻着倔犟的表情；但是在明亮的光线下就暴露无遗了：皮肤上布满了疤痕，疤痕旁的皮肤紧紧绷着。每当他激动时或者水疗后热气腾腾地回到病房，这些伤痕使他变得奇丑无比，这个时候照照镜子，葛沃兹捷夫真想大哭一场；
　　“喂，你怎么垂头丧气的？怎么，你打算当电影演员吗？如果她，你的这位女朋友，是真心的，那她就不该害怕；如果她害怕，那她就是个傻瓜，让她滚去见王八蛋吧！这样的人走了倒好，你还会找到真心的女朋友的。”密列西耶夫安慰他说。
　　“娘儿们都这副德性。”库库什金插了一句。
　　“那么您母亲呢？”政委问道。病房里所有的人，唯有对库库什金，政委尊称“您”。
　　很难表达这样一个一般的问题对中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库库什金噌地从床上蹿起，满眼凶气，气得脸色比被单还要苍白。
　　“这么说，您瞧世上还是有好女人的，”政委和解地说，“为什么葛里沙会有好运呢？青年人，生活的道理是这样的：付出多少辛劳就得到多少甘美。”
　　总而言之，整个病室里的人都在渐渐恢复。只有政委的状况越来越恶化，他靠吗啡和强心剂在维持生命。因此有时他处于一种麻木的半昏迷状态，在病床上不安地抽搐。斯捷璠·伊万诺维奇走后，他似乎越来越衰弱。密列西耶夫要求把自己的床靠近政委，这样可以照应照应他。他越发喜欢这个人了。
　　阿列克谢明白没有脚的日子与别人的日子相比将会无比的艰难和麻烦，所以他情不自禁地佩服政委，这个人能不顾一切艰难困苦像真正的人那样活着。尽管他自己虚弱无力，但是仍然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人们。现在政委昏睡的时候越来越多，然而一旦清醒依然开朗乐观。
　　一天深夜，医院已经安静下来，静谧笼罩着整个医院，唯有从病房传出的隐隐约约的低沉的呻吟、鼾声和梦呓不时地打破这寂静。突然听见走廊里一阵熟悉的又重又沉的脚步声。密列西耶夫透过门上的玻璃看见了那条泛着昏暗的灯光的走廊和值班护士的身影，她坐在走廊尽头的一张小桌旁编织一件未织完的毛衣。高大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出现了。他的手背着，慢慢地走着。当他走近时护士站起来，可是他烦恼地挥挥手叫她走开。他的白大褂没有扣上，头上的帽子也没戴，一绺绺浓密的银头发搭拉在额头上。
　　“瓦夏来了。”密列西耶夫小声对政委说，他刚刚跟政委讲述自己特别结构的假肢设计。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跌撞了一下，用手扶住墙，鼻子哼了一下，然后离开墙壁。走进四十二号病房。他站在房间中间，一拍额头，似乎在努力回忆什么。他一身酒气。
　　“请坐，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们就黑灯瞎火地聊聊吧。”政委建议道。
　　教授步履蹒跚，走向他的床边，猛然坐下，压得弹簧吱吱哼哼陷落下去了，又用手搓搓太阳穴。以前他不止一次地在查房的时候在政委这里多呆一会谈论战争的进展。他自然认为政委是病人中的佼佼者，所以在今天进行夜巡谈论也就不足为怪了。密列西耶夫似乎感到两人之间的交谈有某种特别的内容，不该让第三者旁听的。他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
　　“今天是4月29日，是他的生日。他该……不，他应该三十六岁了。”教授静静地说。
　　政委竭尽全力从被子里伸出一只浮肿的大手，握住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手。难以置信的是教授竟哭起来了。看着这个高大、强壮、坚强的汉子在抽泣，真是于心不忍。阿列克谢不由地把头一缩，蒙上被子。
　　“临行前他来到我面前。他告诉我他参加了民兵，问我工作移交给谁。他那时在我这儿工作。我非常震惊，竟把他大骂了一顿。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候补医学博士，一个有天分的青年学者非要去舞枪弄炮不可。可是他说——这句话我每一个字都记得——他对我说：‘爸爸，候补医学博士舞枪弄炮是常有的事。’他是这么说的，接着又问：‘把工作移交给谁？’我只要拿起电话，就什么，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了，懂吗，什么事都不会有的！知道吗，他是在军医院里工作，在我这里当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不是吗？”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沉默了，只听见他沉重的呼哧的呼吸声。
　　“……不要这样，亲爱的，您不要这样，把手拿开吧，我知道您动一动会有多痛……是的，我整整想了一夜，琢磨该怎么办。您知道吗，我认识一个人，您知道我要说什么了。他有个儿子，是军官，战争初期就阵亡了。您知道这个做父亲的怎么办——他又把第二个儿子送上前线，让他当战斗机飞行员，那是战争中最危险的职业……当我想到这个人时，我为自己的私虑感到害羞，这样我就没有打电话……”
　　“那您现在后悔了！”
　　“不。难道这能叫后悔吗！我一面走一面在想：难道我是杀死自己独子的凶手吗？否则他现在就在这里，与我在一起，我俩能替国家做许多有益的事情呐。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活泼、大胆、引人注目。他会成为苏联医学界的骄傲……只要我当时打个电话！”
　　“您后悔您没有打电话啦？”
　　“您在说什么呀？唉，是啊……我不知道，不知道。”
　　“要是这一切都再来一次，您会重新选择吗？”
　　一阵沉默。只有睡熟的人的均匀的呼吸声，床垫有节奏的吱咯声（显然，教授在冥思苦想，举棋不定）以及暖气管里水流的不时的流动声。
　　“到底怎么办呢？”政委问道，语调里流露出无限的温暖。
　　“不知道……我不能马上回答您的问题。不过，我想，一切再来一次的话，我恐怕还会那样做的。我不是什么好父亲，可也不会是什么坏父亲……战争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东西……”
　　“请您信我一言：别的父亲听到这样的可怕的消息也并不比您好受。是的，不会比您好受。”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默默地坐了好久。他在思考什么？在这漫长难忍的时刻里是怎样的思虑在他那高高的布满皱纹的额头里滑过？
　　“是的，您说得对！他并不好受，不过他还是把第二个儿子送去了……谢谢，亲爱的，谢谢，亲人儿！哎！还谈什么哟……”
　　他站起来，在床边立了一会儿，关心地把政委的手放好、盖好，掖好他身边的被子默然走出病房。
　　夜间政委的病情恶化了。他失去了知觉，一会儿在床上翻来覆去，磨着牙齿，大叫大喊；一会儿又安静下来，忽地挺直腰板。大家感到他的死期来临了。他的情况糟糕透了。所以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他自儿子去世那天起，就从那套又大又空荡的公寓里搬进了医院，如今他睡在自己那间小办公室的油布沙发上）吩咐用屏风将他与其他病人隔开：大家知道这是将病者送到“五十号病房”之前的惯例。
　　后来借助于强心剂和氧气的力量，他的脉搏才正常起来，值班医生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去睡觉。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一人留在屏风那边，她惊恐不安，满脸是泪。密列西耶夫也未入睡，他恐怖地想道：“难道这就完了？”政委仍旧痛苦不堪，他翻滚着，在梦魔中一边偏执地呻吟，一边沙哑地说着什么。密列西耶夫觉得他是在要求：
　　“喝水，喝水，喝水呀！”
　　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走出屏风，双手颤抖着往杯里倒了一点水。
　　可是病人并不要喝水，杯子徒然地碰到他的牙齿上，水泼洒到了枕头上。政委却固执地不时地请求、不时地要求、不时地下着命令说着同一个词。密列西耶夫茅塞顿开，这个词不是“喝水”而是“活着”①。在这一呼声里这个强有力的人的整个身心都在下意识地反抗着死亡。
　　①俄文中“喝水”和“活着”仅差一个字母。
　　后来政委安静下来，睁开了眼睛。
　　“感谢上帝！”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轻声叫道，舒心地把屏风收拢。
　　“不要收拾，放着吧，”政委制止了她，“不要收拾，小护士，这样我们会舒适些。你也不要哭啦，再哭世界就要发大水喷……喂，您怎么啦，苏维埃的天使！多可惜呀，像您这样的天使我只能站在阴间地府的大门口来迎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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