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白天，吉塞尔·杜普雷像个梦游人一样，领着她那两个旅游团在卢尔德观光。她那颗心却早已飞向遥远的纽约，思念着她的忠实的朋友，罗伊·齐姆博格，不知他进展的顺利与否。有时候，她的思路也飘忽地返回到卢尔德，想到她与之相交的一些人，她的杰克尔医生、海德先生、塔利博士以及季霍诺夫。这些人，为了自身的健康，天真地（却又秘密地）参加了这里的宗教朝圣活动。
　　给第二个旅游团的导游结束后，吉塞尔在旅行社休息等候第三个旅游团，这时，她佯装周期性的偏头痛突然发作，那表演的功底使雷捷尔和伯恩哈特都望尘莫及。最后，得知可以临时找人代替，便恳求休班，坚持说自己头痛得厉害，无法忍受，必须服药，卧床休息。
　　一脱身，她就立刻冲向所见到的第一辆出租车，径直赶回多米尼克的公寓。
　　终于，她稳妥地回到了公寓的起居室里，有着足够的时间等待她的长途电话，她佯装的偏头痛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坐在了电话机旁边，祈祷着电话铃快点响起来。
　　约定时间已经到了，电话铃没有响。约定时间已经过去一会儿了，电话仍旧没有动静。
　　此时，差不过已过去了半个小时，她真的开始感到有些头痛，这是因为自己过度紧张和失望的缘故。
　　突然，像嘹亮的号角声，电话铃响了起来。
　　吉塞尔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想去接电话，突然意识到电话机就在自己身旁，于是她又一屁股坐下来，紧紧地抓起了话筒。
　　仿佛是从风洞里传了过来，她异常清晰地听见了她亲爱的罗伊·齐姆博格的说话声，那是从遥远的土地上传来的，那里天空辽阔，原野一片金黄。“是吉塞尔吗？我是罗伊。你能听见我的说话吗？”
　　“声音非常响亮、清晰，”吉塞尔向着远方喊叫着。
　　“很抱歉，有点迟了，不过——”
　　“没关系，罗伊。快告诉我是否弄清楚了。”
　　“我真的尽了最大努力，吉塞尔，我想你将会很失望。”
　　吉塞尔的心“咯噔”一下。
　　她不愿再听下去，不过还是说：“快告诉我吧。”
　　“我与哥大的朋友通了话，要他们弄清楚后给我回话。我甚至趁午饭前的间隙还亲自跑了一趟哥大。正如刚才我所说的，我很抱歉让你失望了。在卢尔德的那位自称是哥伦比亚大学语言系教授的塞缪尔·塔利——是在说谎。他无非是想哄骗你上当。我真不该带给你这个坏消息——”
　　吉塞尔眼睛直直地盯着电话机，仿佛是在圣诞节一大早送来的一枚科希鲁尔大钻石。这一笔大财富她一时还无法消受。她真想吻吻罗伊，告诉他真相，可这怎么能三言两语解释清楚？于是她极力控制着自己，装出一副失望的腔调，掩盖着她内心的激动。
　　她打断了他的安慰。“你是说哥大没有这个塔利教授？”
　　“哥大没有人叫这个名字。教职员中也没有一个叫塔利的。从来都没有这么个人在那里上过课，从来都没有。你遇到的这个人，和你交往的这个人，他不是在骗你就是在愚弄你。”
　　“这个家伙，”吉塞尔脱口而出，这话既清楚又模棱两可。
　　“我很抱歉——”齐姆博格那遥远的声音在极力安慰她。
　　“没关系，罗伊，”她说着回过了神。“我还要活下去，得活着见到你，当面向你表示感谢。”
　　“我想事情就到此了结吧。”
　　“你已经尽了力，我感激你。你真好，我恨不得立即见到你。我去纽约时，一定给你写信。”
　　“我真希望那一天快点到来，吉塞尔。”
　　“不管怎样，真的很快了，我向你保证，罗伊。”
　　她放好电话后，发现自己竟傻乎乎地笑了起来，欣喜若狂。
　　天啊，这太棒了。
　　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压根儿就没有塔利，只有一个季霍诺夫。他就在这里，在卢尔德，在她的手心里。
　　现在就该擒住他。
　　一想到即将来临的一切，她就禁不住心花怒放。她把卢尔德的电话号码簿摊在膝头上，来回翻阅着，直到查到格罗特旅馆的电话号码为止。她一边拨号一边考虑，是否直接接到塔利的房间，不久又否定这种想法。她觉得在电话里谈论此事不太合适，还是当面和他讲条件好些，那样对他的威胁更大、更有力。如果他现在已经回寓所了，她愿意到他屋里去谈。她必须弄清楚他是否在家。
　　跟总机联系上以后，吉塞尔要求和旅馆接待室的朋友加斯顿通话。
　　“我是接待室，”她听到加斯顿说。
　　“加斯顿，我是吉塞尔·杜普雷，你好吗？”
　　“吉塞尔，亲爱的，我很好。你呢？”
　　“还不错，我想打听一个旅客，就是我们替他安排住宿的，这你知道，塞缪尔·塔利先生，从纽约来的。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在房间？”
　　“等一会儿，我马上告诉你。”停顿了片刻。“对了，吉塞尔，他的钥匙不在这儿。他一定是拿了钥匙回房间了。要不要我替你接过去？”
　　“不用了，我想见见他，我过一会儿来。”
　　她挂断了电话，起身抓过小挎包，不到一分钟便出了门。
　　她走出公寓后四下找出租车，可是一辆也没看见。她知道要过两个街区才有出租汽车站，便大步朝那儿走去。街上停着三辆出租车。最前面一辆的司机是个熟人，正在向她打招呼。她拉开后座车门，车子已发动起来。
　　“格罗特旅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开快一点，亨利。”
　　“很乐意为你效劳，吉塞尔。”
　　十分钟后，他们拐进一条黑色路面的车道，来到旅馆大楼的蓝黄色大篷前边。这是一座白色水泥建筑物。
　　吉塞尔打开后面的车门说：“别熄火，亨利，我还坐你的车回去，我在里面待不了多久。”
　　司机打算把车开到下边的停车场，停在旅馆旁边。“我把车停在下边。”
　　“我很快回来，”她喊道，匆匆跑到天篷下面，推开玻璃门。她信心十足地穿过门厅，直奔电梯。电梯在柜台另一边。柜台前加斯顿一面从一个男旅客手里接过钥匙，一面和他说话。
　　吉塞尔刚要从两个男人身边走过，突然瞥见那人转身向大门走去。她立刻认出了他，斯拉夫型的脸庞，得体的假胡子，一望便知是塞缪尔·塔利，他从来就不是什么教授。
　　她猛地停住脚步，把一个手指头放在嘴唇边，示意加斯顿千万别作声，随即扭头追上去，紧紧跟在她的猎物身后，一前一后来到门边。
　　她猝不及防地喊道：“季霍诺夫先生。”
　　他突然停住脚步，以至于她差点撞到他背上。她后退一步，等候着。他则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
　　她不知道他是否惊呆了，需要恢复神智。
　　“季霍诺夫先生，”她毫不留情地重复道。
　　这儿没有别人，无疑是在叫他，他只得慢慢转过身子，故作诧异地说：“哦，是你呀！杜普雷小姐？刚才你叫我什么？你准是把我当成别的什么人了。”
　　吉塞尔露出天真无邪的表情，轻轻晃了晃脑袋和那条金色的发辫。“不，我没弄错，我找的正是你。也许更确切的称呼是外交部长谢尔盖·季霍诺夫。现在我称呼的对吗？”
　　他佯装恼怒，“杜普雷小姐，你知道我叫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不短了。你这是在做什么恶作剧呢？”
　　“我认为在大多数国家里，甚至在你们那里，这也该叫名副其实吧。我猜你会跟我演好这场戏的。我很想告诉你一句话，季霍诺夫先生。”
　　他开始发起脾气来。“除非你停止叫我那个滑稽可笑的名字——否则我和你无话可说。”
　　“我看你最好为你自己着想。”吉塞尔说。“我看我们应当坐下来好好谈谈。跟我来吧。”
　　“说真的，杜普雷小姐——”他抗议道。“我得去吃晚饭。”
　　但是她已经回到门厅，她知道他跟在身后。她继续走着，没有放慢脚步，一直穿过接待柜台，然后对身后的这个人说：“这儿的小客厅挺不错，咱们到里边单独谈谈吧。”
　　他赶上来时，她已跨进那个蓝色小客厅。他再次抗议道：“杜普雷小姐，我没功夫和你这样的无赖纠缠。我——”
　　她没搭理他，径自向一把扶手椅走去，稳稳地坐下，顺手拉过旁边的一把椅子，不由分说地指了指她旁边的座位，他只得勉强坐下来。
　　“你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吧？”她低声说。“现在我原原本本告诉你。先听我说，别打岔。我曾对你说过，我从前在联合国做过事。在那里我见过你，时间很短。我那时陪同法国大使查理斯·萨拉特。你刚来卢尔德的那个星期，我并未认出你。可上星期一我在山洞附近拍照，我看见了你，偶然拍下几张照片。你那时刚好洗完澡，没戴假胡子。我把我拍的照片和报上的照片以及一家杂志资料室的照片做过比较，发现山洞旁边的塞缪尔·塔利和谢尔盖·季霍诺夫的照片一模一样。现在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吧……”
　　“无独有偶，”他笑了笑插嘴说。“以前也有人说我像季霍诺夫。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总能找出一个相貌相像的人来。”
　　“我想证明我并没搞错，”吉塞尔毫不留情地答道，“所以我决定对你的身份做一番调查。我和纽约通了电话，询问哥伦比亚大学语言系有无塔利教授。”她略一停顿，“一小时前，我得到了从纽约来的答复。哥伦比亚大学没有塔利教授，而且从来没有过。但是可以肯定，非常肯定，在法国的卢尔德有一个谢尔盖·季霍诺夫部长——外交部长，他即将升任当今某个大国的总理。他此次来卢尔德，是想在圣母玛利亚的圣坛前面祈祷健康。我告诉自己，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我还告诉自己——这事只有俩人知道，你我俩人，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想做个明白人的话。”
　　她拎起小挎包，端详着他神色紧张的面孔，冷冷地站起身。
　　她一刻也不曾从他身上移开目光。“如果你想要照片、底片并希望我不外传，你必须拿出一笔钱，对我的聪明才智有所表示。毕竟，正如你所知，我只不过是个穷导游，希望生活下去，生活得好一点。如果你带上1.5万美元到我的寓所——一个临时寄宿的地方——明天上午11点，我愿在那里等着你，把这事了结。给你，这是我的住址和公寓号。”她从小挎包里拿出一张纸条递给他，他没理会，她把纸条放在身后的桌上。
　　“用现金支付，”她补充说。“必须用法郎、美元或英镑。如果你认为携带大量现金的要求过于苛刻，也可使用在巴黎、纽约或伦敦银行提款的支票。如果这样不好办的话，务必在下周把钱如数邮寄给我，并给我移交照片、底片的地点。你看怎么样，季霍诺夫先生？”
　　他像一尊斯芬克司石像那样端坐着，双手平放在扶手椅上，扬起刚毅的脸庞望着她。“让我说什么呢，杜普雷小姐？我只能说你确实是疯了。不管是明天上午11点还是其他的什么时间，我都不会去你的公寓。我不允许自已被你编造的谎言吓住——不怕吓唬，不怕讹诈。要我在你的疯狂举动面前屈服，真是异想天开。”
　　她心里暗想，这个外交部长真是个难对付的恶棍，跟石头一样死硬。但她确信，即使是一块铁板也会有缝隙。
　　“随你吧。”她高兴地说。“自掘坟墓也罢，跳出坟墓也罢，悉听尊便。我等着你。”
　　吉塞尔和季霍诺夫会面后，心情舒畅，认为胜利在望。由于当天用不着去作导游，她叫司机把车开到照相馆。她取出她为游客拍的一叠照片，兴冲冲地回到车前，要亨利送她回多米尼克公寓。
　　他们驱车驰向圣地。由于傍晚时分交通拥塞，汽车只得放慢了速度。吉塞尔突然瞥见露天咖啡座上有一个正在吃饭的人十分眼熟。从反光镜望去，那一头蓬松的橘黄色头发，肯定是利兹·芬奇无疑了。
　　利兹从她眼前消失后，出租车仍在飞速奔驰。突然，吉塞尔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
　　她和季霍诺夫会面取得的成功，只是一种可能，还没有十足把握。而且会谈中笼罩着一层怀疑的阴影。她并不想戳穿那个S国领导人——只是想从他那里搞到钱——因此季霍诺夫有可能死硬到底。他这个人性情古怪，表面看起来很固执，有可能打定主意顽抗到底，宁愿冒天大的风险，让他的变态丑行公诸于众，也不会满足她的要求给她钱。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顶住任何风浪。吉塞尔相信他不会蛮干，也许他的固执会促使他硬碰硬——这是她喜欢的另一句美国话。
　　如果她没有抓住机会从季霍诺夫身上弄到钱，这一切只不过是空欢喜一场，充其量毁灭一个S国领导人。这样看来，她得另想办法，把钱搞到手。匆忙中她瞥见利兹·芬奇，不禁心里豁然开朗，想出一条妙计。
　　回想起上星期六和利兹·芬奇的初次见面，吉塞尔记得利兹曾经说过：揭穿伯纳德特的真面目，必然成为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不过，吉塞尔知道，动摇对伯纳德特的信仰，搞垮卢尔德的基石，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她问利兹其他东西是否也能构成特大新闻。得到的答复是：成千上万的人从世界各地涌向卢尔德，明天还会有更多的人赶来，亲自参加圣母显灵的盛会。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就可能具有新闻价值，他们身上就可能出现某些疯狂举动，他们中间不乏值一大笔钱的新闻。只是，必须是特大新闻。
　　吉塞尔茅塞顿开，她手上正有利兹想要的东西。
　　S国外交部长在卢尔德祈求圣母玛利亚治愈不治之症。
　　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新闻了。
　　吉塞尔意识到，利兹·芬奇说不定便是她的救星。如果不能直接从季霍诺夫那里弄到钱，也许利兹能帮她弄到。
　　吉塞尔主意已定，认为不能坐失良机。她俯身拍了拍司机的肩膀。
　　“亨利，刚才我看见一个人，想和她说两句话，你找个地方掉一下头，回去一趟好吗？”
　　司机点点头，把车开进第一个街口，绕了个U字型，开到主要的街道上，重又奔驰在刚才来的路上。“去哪儿？”他问。
　　“我想是罗伊·阿尔伯特咖啡馆，”吉塞尔边说边望着窗外，但愿利兹仍在那儿。
　　当她再次看见那头蓬松的橘黄色头发时，感到心里轻松了许多。“我在这里下车，亨利，”吉塞尔说，“找个地方停下车，我只耽搁一会儿。”
　　吉塞尔等着横穿马路时，看见利兹·芬奇独自一人悠闲自在地坐在一张红色藤椅上，边吃油煎土豆，边喝加冰可口可乐。美国人的饮食习惯很奇特，吉塞尔心里暗想，不过她对美国人印象并不坏。
　　“嗨，芬奇小姐，”吉塞尔招呼道。
　　利兹抬头看见她。“是你呀！你好吗？”
　　“老样子，挺忙的。”吉塞尔拖出一把椅子。“坐一会儿不介意吧？”
　　“请便，”利兹说。“晚饭以前出来随便填点肚子。你也来点什么吧？”
　　“不，谢谢，”吉塞尔说。“近来怎么样？搞到重要新闻没有？”
　　利兹沮丧地摇摇头。“没呐，这鬼地方人们除了一个劲地唱圣歌，你别想再找到什么。我在这儿整整呆了八天了，听到的都是‘我又见到圣母玛利亚’的欢呼声。尽管我知道这件事很荒唐，可我总不能空着两手回巴黎砸掉饭碗呀！”
　　“砸饭碗？”
　　“那是另一回事，别提了！”她拿起一块马铃薯片放入嘴里。“怎么样？替可怜的利兹搞到一点抢手新闻吧。”
　　“说真格的，也算有吧。我想和你谈谈，芬奇小姐。”
　　“噢，是吗？”利兹不吃了，立刻站了起来，“你搞到什么新闻了？”
　　“我想是的，也许吧，”吉塞尔热心地说道。“我记得，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你告诉我要留心特大新闻。你说如果我能搞到一条值大钱的新闻，你的通讯社愿意花钱买下来，是这样吧？”
　　“是的，是的，”利兹马上活跃起来，“你究竟搞到什么了？”
　　“哦，芬奇小姐，我是说有可能搞到这样的新闻——”
　　“你能肯定是特大新闻吗？不是什么骗人的鬼话吧？”
　　“芬奇小姐，我敢保证，这岂止是特大，简直称得上特大特大新闻。也许它会震惊全世界呢。”她稍一停顿。“有兴趣吗？”
　　“你知道任何真实的新闻我都有兴趣，尤其是你能提供的独家特大新闻。这是关于伯纳德特的，对吧？”
　　“不，是最近发生的事。”
　　利兹俯过身：“好吧，说下去。”
　　“得等到明天。到明天我才知道要不要告诉你。”
　　利兹向后一靠。“如果新闻确实，如果我认为新闻重大而且你又提供证据——好吧，开个价吧？”
　　“你出1.5万美元。”
　　利兹轻轻嘘了一声。“我说，不是闹着玩吧？你能肯定值这么多钱？”
　　“也许应该比这还多，不过对我来说，1.5万美元足够了。”
　　“我得承认，这不是笔小数目，吉塞尔。如果这则新闻确实轰动而你又有足够的证据，我想我们的报业辛迪加肯定会出钱的。你说要到明天才能知道，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搞到手呢？”
　　吉塞尔从小挎包中取出旅行社名片，在背面写了几个字，递给利兹，随后起身说：“这是我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住在女友的公寓里，明天中午给我打电话，我答复你。”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来，祝咱俩走运，一言为定。”
　　这是吉塞尔欣赏的另一句美国话。她笑着说：“一言为定，再见。”
　　她大步向拐角处的司机走去。一想到无比美妙的前景，她禁不住心花怒放。现在不但有一个而且有两个主顾了。
　　正如罗伊·齐姆博格常说的那样：万事齐备。
　　阿曼达·斯潘塞在记者站听说利兹·芬奇去了咖啡馆，便沿街上的咖啡馆一个挨一个地找她，终于看见利兹坐在人行道边的桌旁，正和一个年轻女人说话。那年轻女人起身离席，阿曼达立刻加快脚步，好在利兹走以前赶上去。
　　利兹吃完最后几片油煎马铃薯时，阿曼达已来到桌前。
　　“真高兴见到你，利兹。我正四处找你呢。”
　　“好啊，这个星期真是宾客如云，”利兹说，“请坐，请坐，有事吗？”
　　阿曼达迟疑地拉过一把椅子。“半小时后我和鲁兰神父约定见面。我想或许你愿意陪我去一趟。”
　　“我的事就够鲁兰神父忙一阵子了。你找他干吗？”
　　“关于伯纳德特的日记之事。昨天在内韦尔，弗兰西丝卡修女不是提到那本日记吗？我想进一步了解，弄清楚教堂是如何搞到手的——他们怎么断定是原物的？”
　　“忘了这事吧，”利兹说，“确实是真的，像我以前告诉你的那样。你要相信教堂没有把握的事不会随便说。”
　　“你真这么肯定？”
　　“因为，”利兹说，“我这个人一刻也闲不住。今天一大早我就和鲁兰神父谈过了，他原封不动地搬出了伯纳德特的日记，里面有圣母玛利亚告诉伯纳德特秘密的回忆。这样神父通过不同方式证明了日记的权威性。”
　　“你是说用碳14确定写作年代的方法？”
　　“不，不是——那种方法适用年代久远的文件、羊皮纸、纸草纸——伯纳德特的日记没那么古老。检验方式很简单，就近找到不少伯纳德特的笔迹，经许多笔迹专家比较鉴别，均认为同出一人。此外还做过一些其他检验——其实多此一举——紫外线照射，墨水色素化学分析。学者们对日记文体语言的研究伺样证明与伯纳德特从前的文字（譬如书信）完全吻合。别去了，你这是白白浪费时间，阿曼达。日记千真万确，无懈可击。我想我们最好停止对伯纳德特的研究。”
　　阿曼达目瞪口呆，“你可以不干，我可不行。即便日记靠得住，我也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弄清楚教堂是怎样把日记搞到手的？从谁的手上搞到的？能发现什么都行。也许我能发现一点新东西，寻到一点蛛丝马迹，最后使肯明白过来。”
　　“只好祝你走运了。对我来讲，已经不想去调查日记了，我只想守在这里，等待着圣母显灵。”
　　“那好，”阿曼达说，不知如何是好。“从现在起，我只好一个人干了。”
　　他们坐在一间安静、简朴、陈设不多的房间里。鲁兰神父把这当作自己的办公室。由于鲁兰如此开诚布公、慷慨合作，阿曼达极不想让他看出自己的疑虑。但是她发现鲁兰眼光敏锐、思想缜密，对人类的天性有深刻了解。她猜想，从他们见面那一刻起，他必定已看出她的怀疑态度了。
　　她坐在办公室中央一张古色古香的木桌旁边。为了便于她写文章，神父正从墙内的防火保险柜中取出伯纳德特的重要遗物。她告诉鲁兰神父，她正为一家心理学杂志撰写一篇有关伯纳德特的文章。鲁兰拿出的东西，大部分是伯纳德特写下的纸片、书信、文稿等，此外还有她对圣母在山洞显灵的回忆，她和邻居、卢尔德地方官员的谈话——他们是圣母显灵那一年及稍后一段时间的历史见证人。
　　“最使人感兴趣的是伯纳德特日记的最后一部分，里面记载着圣母说出的最富于戏剧性、最激动人心的三个秘密。日记里有圣母再次显灵的日期。”鲁兰神父一边说一边从保险柜里取出日记放在阿曼达面前。“这就是，我们的稀世珍宝。你自己翻着看吧。小心，当然，千万得小心。”
　　“我不敢碰它，”阿曼达说，“你能打开它吗，神父？”
　　“非常乐意效劳，请相信我，克莱顿太太。”鲁兰神父绕过桌子说。当他在她身边俯下身子时，他凝重的体态和胸有成竹的神情，使阿曼达感到自己的怀疑毫无道理，仿佛自己关心的原本是些不足挂齿的愚蠢小事。尽管如此，她仍然全神贯注。
　　他从书套中取出一本皮面日记本，打开放在阿曼达面前。
　　她开始认真阅读这两页日记，旧式的斜体字带给阿曼达一种从未有过的现实感。即便在内韦尔她也不曾有过这种感觉。
　　“怎么，我也能够读懂。”阿曼达说，“是用法文写的。”
　　“你以为会是什么？”鲁兰询问道。
　　“我听说，她用当地土话写东西，谁也读不懂——”
　　“噢，是的，克莱顿太太，那是真的。她小时候讲的不只是当地土话，而且是比利牛斯山的一种特别语言。不过，她到内韦尔当修女写回忆录时，已经有法语基础了。你知道，1858年以后，为了满足许多人的请求，伯纳德特对她在山洞前经历的事有过大量回忆，有些是写给牧师看的，有些是写给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看的。这本日记是她写的最后一次书面记录。她希望在圣母显灵的有关细节从她的记忆中消失以前，在她尚不致因病无法动笔的时候，尽可能把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写下来。这也是她做出的最后一次努力。”
　　“我很想多知道点这本日记的事，鲁兰神父。”
　　“你对此有这么浓厚的兴趣，我很高兴。”鲁兰说。他合上日记，把它放进了封套。他走到保险柜前，把那本珍贵的日记和其它一些记录放进去，然后锁好柜门，回到桌边，坐在阿曼达对面。“只要你想知道的，我全都可以告诉你。”
　　“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发现这本日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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