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克莱因伯格注意到伊迪丝·穆尔扫视餐厅时看见了他，正向他招手示意。
　　克莱因伯格勉强地露出了笑容。
　　伊迪丝·穆尔正用无声的身态手势询问他，她的手势意思很清楚：有新消息了吧？
　　克莱因伯格竭力假装着，做了一个夸张的口形：快了。
　　他赶紧移开自己，假装和埃丝特一块看菜谱。
　　他咕哝着：“很快，一切都会在这里结束，”他指着菜谱。“点菜吧，我要和穆尔先生谈谈，了结此事。”
　　“好吧，”埃丝特说，“可是这里的饭菜不怎么样，博士。这里有两套饭菜，便宜的，份量太多；可是另一种，可能是高级的，价格又实在太高——因为，吃甜食时就能和卢尔德最新的奇迹女人伊迪丝·穆尔见上一面，说上几句话，”埃丝特皱了皱鼻子。“太贵了，我想肯定是她丈夫的主意，”她不无同情地看着克莱因伯格的眼睛。“我担心事情办起来将不会那么顺利。”
　　“我知道这将是一顿很难受的晚饭。”克莱因伯格咕哝着，“不过，是谁逼我们来吃的呢？好吧，对付着吃得了。”
　　一小时后，克莱因伯格和埃丝特差不多已经吃完了饭，正喝着咖啡。这时，克莱因伯格注意到伊迪丝·穆尔桌旁有人站起来，他看见，那人正是雷杰·穆尔，他显然是想到别的餐桌上走走，和熟识的客人寒暄几句。
　　克莱因伯格放下杯子。“趁她没在跟前，我要立刻和穆尔先生谈谈。埃丝特，你去结帐，我回头再补给你。别等我，临睡前在旅馆走廊里再见。”
　　克莱因伯格站起身来，放下餐巾，径直向和蔼可亲的雷杰·穆尔走去。他放慢了脚步，等着穆尔从一张餐桌走向另一张餐桌的空隙，半道上他拦住了这位英国人。
　　“是穆尔先生吗？”克莱因伯格说，“我是保罗·克莱因伯格，你妻子的会诊医生——”
　　“我知道，她把你指给我了，很高兴见到您。愿意到我们那桌去坐一会，问候一下吗？”
　　“不，现在不行。”
　　“我知道伊迪丝很想从你这里听到好消息。”
　　“我会告诉她的，”克莱因伯格说，“现在，我想先和你谈谈。”
　　“哦，可以，无论你谈什么——”
　　“这里不行，”克莱因伯格说，“我想同你单独谈谈，如果您不介意，我们出去走走好吗？”
　　雷杰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困惑的表情。“我无法想象，什么需要我们单独谈谈，不过——”
　　克莱因伯格抓着雷杰的胳膊，把他推到了门边，“我来解释一下，”克莱因伯格说完，俩人就来到了人行道上。
　　他们边走边谈。“我希望是与伊迪丝有关的，”穆尔说。
　　“正是，”克莱因伯格看见前面有一家咖啡馆——珍妮咖啡馆，街边的黄色柳条椅子大都空着，“在这儿坐上几分钟好吗？”
　　“怎么都行。”穆尔说。
　　他们刚坐下，侍者就走了过来。克莱因伯格要了一杯茶，可他并不想喝，雷杰要了一杯矿泉水。
　　雷杰仍然困惑不解。“若是有关伊迪丝的消息，我希望那是我们一直都在盼望的消息。”
　　克莱因伯格暗自嘲笑自己。干他这一行，也不知有多少次了——带给人们坏消息。虽然情况和这次不尽一样，但过后同样令人伤心难受。“穆尔先生，恐怕我告诉你的不是一个好消息。”
　　雷杰的表情一下子由困惑变成了恐惧，他那水汪汪的眼睛好像冰冻了一般。“不是好消息，这是什么意思？”
　　“她的肿瘤又出现了。要么是复发——要么就是根本没有根除。”
　　“真是荒唐，”雷杰的面颊开始抖动起来。“我根本不相信，你是怎样确定的？”
　　“穆尔先生，我一直和肿瘤打交道，这是我的专业。X光透视表明，肿瘤明显存在，属于早期。”
　　雷杰开始以攻为守。“她已经痊愈了，这你已经知道了。她的痊愈是奇迹康复，这已经被全世界16位一流的大夫证实了。”
　　这对克莱因伯格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他本不想与这个可怜的无赖争辩，但是他现在已别无选择。“穆尔先生，他们也会由于疏忽某些东西，出现差错。”
　　“你也是一位医生，你也会和你说他们一样，犯同样的错误。”
　　克莱因伯格竭力不理会他的攻击。“或者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假定她完全康复了，病历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但那已是过去的事。彼一时，此一时，我的诊断是今天做出的，我对她检查过，再次看到了肿瘤，她确实是病了，而且——”
　　“她非常的健康，完全彻底痊愈了，”雷杰提高了嗓门，打断了他的话，“你也能看得出来，她已完全康复了。没有什么病痛，没有什么不适，她现在是百分之百地没问题了。”
　　“我很抱歉，她并非如此。她的病情不久就会恶化，我别无选择，只能如实地告诉你。我告诉你后，希望你能委婉地告诉她，也许这样能减轻对她的打击。作为她的丈夫，你应当知道这事该如何处置。”
　　雷杰瞪着眼睛，盯着克莱因伯格好几秒钟。“博士，我不打算告诉她，不想搅乱她的安宁，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你。我一点也不相信你会比医学界最杰出的专家还高明。”
　　克莱因伯格耐着性子，竭力心平气和。“我不是到这里来和你讨论我的诊断的。我到这里来只是通知你，你妻子病得很厉害——还有，顺便告诉你，你对此完全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当务之急就是把她送往巴黎——或者伦敦，只要是你愿意——去接受最新、最先进的手术治疗。在巴黎我有一位同事，莫里斯·杜瓦尔博士，也是一位肿瘤专家，他在一种包括遗传工程在内的外科手术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我不清楚他是否打算用于人体。假如他愿意，那穆尔太太有缘份，很可能会因此恢复健康。晚饭前，我给杜瓦尔博士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插手此事。可是我被告知他现在不在巴黎，明天一大早他回来后就会给我回电话。手术后，穆尔太太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一线希望，”雷杰勃然大怒，但是竭力压低声音。“什么一线希望？难道你不知道我妻子在卢尔德已经奇迹般地痊愈了？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会受到热烈欢迎，称她是奇迹女人。如果给她动手术，她就和其他人一样了，变得微不足道了。一旦奇迹消失，她就完了，我也就完了，我们一切都完了，生意也完了，我们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克莱因伯格冷冷地盯着这位英国人。“穆尔先生，”他字斟句酌。“现在的问题不是你是否有一个奇迹妻子——而是你是否还会有妻子。”
　　雷杰怒不可遏，跳了起来。“别瞎操心！我有妻子，今后一直也会有。因为每一个专家都说她已经痊愈了，只有你例外，上面会来人取代你的，为伊迪丝的康复作证。他们再也不会信任你了——他们不可能——因为他们知道了你的——你的背景——”
　　“我的宗教信仰。”克莱因伯格替他把话说完。
　　“他们不会相信你，因为你根本不是教徒。”
　　“穆尔先生，我对你那固执己见无能为力，如果我能打通你的思想的话，你就会明白，这并不是一个宗教问题，这是一个科学问题。”
　　“这就是一个宗教问题，”雷杰厉声说，“我妻子的痊愈完全是奇迹，你这个草包医生根本分不清。克莱因伯格，晚安，让你费心了。”
　　说完就转过粗笨的身躯，气呼呼地沿街走了。
　　克莱因伯格仍旧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陷入了沉思。他深为这位来自伦敦的可怜太太痛惜。若不是她丈夫置她的生死于不顾，作为一名医生，作为给她会诊的大夫，为她的病做点什么应该是责无旁贷的。明天，他要做的，就是把整个事情控制起来。
　　他伸手去端那杯已变得温热的茶，此时此刻他很想喝点什么，但不是这个，他很想喝点烈性的饮料。他拿起帐单看了看，连同几个法郎一起放在了桌子上，起身向旅馆走去，径直奔向旅馆的酒吧。
　　这个晚上，对吉塞尔·杜普雷来说，真是漫长难熬而又出人意料。即使她生活中的转折点姗姗未迟，等候得令人难忍难熬，但她并不介意。她把这种等待权当作是她在纽约时的一个晚上与她的情人同床共枕一同做爱的过程。她渴望立即得到满足，但对在高潮到来前的等待更令她心摇神驰。高潮肯定会来的，等待就是一种乐趣。
　　整个晚上她都沉浸在这种等待的情绪之中，只是不能肯定等待过后是否是她渴望的高潮。
　　她钻出出租汽车，回到特区附近她租借的公寓，立刻又被那种等待的情绪所吞没。
　　吉塞尔在卢尔德给一批爱尔兰朝圣者做完导游后，依照惯例去旅行社结了帐，打听夜间是否有安排。当然，晚间做导游只是个别情况，不料这次夜里有安排，旅行社安排她为20多位日本天主教徒做夜间导游，时间是从八点开始，十点结束。
　　起初，吉塞尔想方设法推托，因为这妨碍了她自己的计划，不过，她磨了半天也毫无结果，因为旅行社一时也无法找到别的导游代替，再说又不能使日本朝圣者失望，更重要的还有夜间需按特别导游收费，吉塞尔的老板无法拒绝这笔可观的收入。
　　在开始这次为日本人导游前，吉塞尔需要弄清楚的一个重要情况，就是新闻局在八点钟以后是否还开着门。她答应在八点钟去取《巴黎竞赛画报》给她的那些决定命运的照片，而现在只能推迟到十点钟以后，她给米歇尔·德玛里奥特打电话，心里指望那里晚一点关门。米歇尔还补充说，她已经和《巴黎竞赛画报》的朋友说好了，那位朋友满口答应把季霍诺夫的照片捎来。下飞机后，他会直接把照片带到新闻局来的。“因此照片将会在这里的，吉塞尔，你用不着担心。那时我若不在这里——我要去‘穆尔太太的奇迹餐厅’去吃点东西——不过我已经告诉了我的助手，到时候会把照片给你的。”
　　吉塞尔松了一口气，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无须再为加夜班烦恼了。她急匆匆地跑出去，赶在上班前胡乱吃点什么东西，因为此时想去美美地吃顿晚餐，已经是太迟了。不过去咖啡馆吃个奶油鸡蛋热面包，喝上一杯滚烫的浓咖啡，还是来得及的。先垫垫肚子，等下班后到多米尼克的公寓里，再自己做点吃的。
　　此刻，已差不多晚上10：30分了，她渴望的高潮已迫在眉睫。她放下从新闻局取回来的那只宝贵的马尼拉纸袋——在这以前她还没有看里面的照片——她伸手到那只海军蓝小挎包里找公寓的钥匙，打算一个人在餐厅里坐下来后，再仔细察看袋里的照片。
　　她找出钥匙，打开房门，拎起那个纸袋，走进了与外界隔绝的公寓。
　　她顾不上已经是饥肠辘辘，此刻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吃饭，必须办更紧迫的事，查明塞缪尔·塔利和谢尔盖·季霍诺夫究竟是不是一个人。
　　吉塞尔将马尼拉纸袋和小挎包放在餐桌上，然后又连忙奔向卧室，那儿有她在山洞拍的照片。照片小心地藏在她朋友多明尼克那装满内衣的抽斗里。她把那些照片通通抖落出来，找到塔利没戴假胡子的那一张，随即拿着它返回餐厅。
　　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心怦怦地跳个不停。打开《巴黎竞赛画报》给她的大马尼拉纸袋，她从里面抽出两张照片，这是两张放大了的黑白照片，是闻名世界的S国外交部长的头像。两张照片异常清楚，几乎分毫不差。谢尔盖·季霍诺夫的照片看上去很少有变化，面部表情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冷峻。他的这两张照片同样冷峻威严，犹如大理石雕像：低低的布满皱纹的前额，咄咄逼人的眼睛，鳞茎状的鼻子，薄薄的嘴唇，唇边有颗棕色的肉赘，光洁的方下巴颏，两张照片毫无二致，唯一的区别就是拍摄时间相差一年。一张是去年在巴黎的爱丽舍宫外面拍摄的，另一张是前年在布鲁塞尔阿伯丁纳的一座大厅里拍摄的。由于季霍诺夫的头部几乎占据了整个照片，实际上，要不是照片背面的文字说明，拍摄背景是很难辨认的。
　　这时，吉塞尔心里感到有了把握，但是她必须进一步地确认，确保不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她恋恋不舍地将季霍诺夫那两张放大的照片，相距几英寸放在餐桌上，然后把她在山洞附近拍摄的塔利的照片，小心翼翼地放在两张照片中问。她仔细审视着季霍诺夫在巴黎的照片和她自己在卢尔德给塔利拍摄的照片，随后又对比在布鲁塞尔的季霍诺夫和在卢尔德的塔利。
　　她心跳如狂。
　　三张照片，完全一样。头发、前额、眼睛、鼻子、嘴唇、肉赘、面颊，全部都一模一样。
　　纽约的教授塞缪尔·塔利和S国的外长谢尔盖·季霍诺夫原本是一个人。
　　如果事情确实这样——吉塞尔再次对自己说，那么S国外长在卢尔德山洞附近的照片势必在S国引起轰动。因此，季霍诺夫必定会不惜任何代价来销毁证据。
　　不过吉塞尔心里明白，证据还不是很充分。对于这样耸人听闻的事件，你必须有确凿无疑的证据。
　　吉塞尔提醒自己，毕竟在这个大千世界里，有很多相貌完全一样的人。两个人，天各一方，看上去像是一个人，但很可能两人毫不相干。有时候，大自然也会像复印机一样做出一些复制品。塔利和季霍诺夫看上去像是一个人，酷似孪生兄弟，也许事实上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人。究竟是两个长相一样的人呢，还是同一个人扮演的两个不同的角色呢？
　　只有一个办法去证明：查一查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语言系的俄语教授，看看是否真有塞缪尔·塔利其人。吉塞尔知道，谢尔盖·季霍诺夫的存在不会有什么疑问，因为他是S国的外长、总理候选人。难道和他长相一样的塞缪尔·塔利真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难道这个教授真的和S国外长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人？
　　如果哥伦比亚大学确实有个塔利，有个和S国外长长相一样的塔利，那么吉塞尔就明白了，这一切只不过是偶然的巧合，她也就只好认栽了。对她来说，通向自由的门仍然是紧闭着。
　　反过来说，如果……她不愿多往下想。她只想得到事实，而且过不了多久她就能够拿到事实了。
　　她瞥了一眼放在铺有亚麻桌布锃亮的写字台上的电子钟。
　　卢尔德已是晚上10：46分。
　　此时在纽约是午后4：46分。
　　太早了。在联合国工作的老朋友，罗伊·齐姆博格现在还忙着。6点钟以前，他是不会回公寓的。她恨不得立刻给他办公室打电话，但是她还是克制住了。你请人帮忙总不能让人家扔下手头的重要工作，你必须等人家闲下来，虽说罗伊·齐姆博格这人不错，但她还是不得不考虑得周全些。
　　吉塞尔决定控制住自己，耐心地等到午夜，那时已是纽约的下午六点钟，给罗伊挂长途是比较合适的。
　　她必须使自己忙碌起来，以便打发从现在到午夜的这段时间，必须找点事干，以此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她不能一味地老想以后遥远的事情，未来成为现实之前得沉住气。还是做顿晚饭吧，尽管她不再感到饿了，但是做饭会让自己忙上一段时问。
　　吉塞尔在厨房里转来转去，烧菜做饭。一个小时过去，她把饭菜端到了餐厅里，想慢慢地吃这顿饭，可是注意力怎么也摆脱不了摆在桌子上的那三张照片。
　　她吃完饭，洗干净碗碟，把一切都收拾停当了，此时还差15分钟到12点。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要给纽约的罗伊·齐姆博格挂电话，心里暗暗祈祷，此时他已经下班回家了。
　　5分钟后，电话里传来了他气喘吁吁的声音，她料定是电话铃响时，他刚刚进家门。
　　“罗伊，”她说，“我是吉塞尔——吉塞尔·杜普雷——是从法国给你打电话。罗伊，找到你我真高兴。”
　　“吉塞尔，上帝，不是开玩笑吧？现在几点了？我瞧瞧，唉唷，才5：50分。刚进门就听见电话铃响，不得不跑来接电话。”他仍在喘着粗气，“嗨，吉塞尔，真的是你吗？好极了，你在哪里？”
　　“还是在卢尔德，还是干导游。你怎么样？”
　　在遥远的另一端，齐姆博格还是直喘粗气，似乎是在调匀呼吸。“我？还是在联合国做事，仍为美国代表团工作，老样子。除了这里，谁还肯雇用法文翻译呢？”
　　“也许不久我就能和你在联合国一块干了，还是跟从前一样。”
　　“太棒了！”
　　“是的，可眼下还不行。罗伊，有这样的可能。首先，我得先去巴黎进翻译学校，然后才有可能在联合国法国代表团里找到事干。在这之前，我得挣一笔钱进翻译学校。眼下我有一个机会，这一切唾手可得，不用等多久，有个宝贝可能要资助我。”
　　“噢，是吗？”
　　“一个美国学者，看起来很有钱，现在他还在卢尔德。他对我挺好。我想请你帮个忙，罗伊，是有关这个人的。”
　　“只要是能办到的，你直说好了。”齐姆博格说。
　　“这事还与哥伦比亚大学有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对吧？”
　　“很荣幸，小宝贝。”
　　“你在那里，是否知道或听说过一个叫塞缪尔·塔利的教授？”
　　“叫什么？拼一下他的名字好吗？”
　　吉塞尔拼出了他的名字。
　　“塔利，塞缪尔·塔利，”齐姆博格说，“不知道，他不是很有名。你为何要了解他呢？”
　　“他是我遇到的那个人，塞缪尔·塔利教授，他说他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语言系任教。”
　　“这也有可能，”齐姆博格说，“哥大有成千上万的教授，副教授，我唯独没有听说过这一位。也许是在我离开学校后他才去的。毕竟，我已经离开哥大好几年了。”
　　“你还和哥大有联系吗，罗伊？”
　　“你是指什么联系？是指还有认识的人吗？我和系里不少人都很熟，因为我在联合国很出风头。每年至少有一两次和他们在一块吃饭。”
　　“罗伊，若是请你在哥大的朋友帮个忙，不会给你添麻烦吧？我直接给哥大挂电话不方便，不知你能不能……”
　　“没问题。你想打听点什么？你想打听那位塔利教授吗？”
　　“是的。我想打听一下，是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在哥大任教。”
　　“稍等一会，吉塞尔，我去拿纸和笔记一下，别弄出什么差错，别挂上电话。”她拿着听筒，不大一会儿就又听见了他的声音。“嗨，吉塞尔。好了，你再慢慢说一遍。”
　　“我想打听一下现在或最近，哥大语言系是否有一个塞缪尔·塔利教授。他在曼哈顿有一套公寓，长期住在弗蒙特。我只是想证实一下他的话是否属实，是否真的是哥大教授。能帮这个忙吗？”
　　“这事不难办到，小宝贝，明天中午就能弄个水落石出。到时我给你打电话。你看什么时候给你打电话合适呢？”
　　“我想想，两地相差六个小时，纽约午后一点，卢尔德正好是——几点？——正好是午后七点。你明天下午一点钟给我打电话，行吗？那时我借住在别人的公寓里，我给你电话号码。还是在卢尔德。电话是62-345353，你记下来了吗？”
　　“记下来了，”齐姆博格说，“明天午饭后我给你回电话。”
　　“你可帮了我一个大忙，罗伊，我会感谢你的。有用得着我的地方，罗伊，尽管开口。干什么都行。”
　　“你还是老样子吗，小宝贝？”
　　“当然，还是老样子，也许更好。”
　　“那么你就应该知道我想干什么了。”
　　她对着话筒格格地笑了起来。“帮我到纽约去，”她说，“那时你也就如愿以偿了。”
　　米凯尔·赫尔塔多一直耐心地等到接近午夜才离开旅馆向山洞走去。他满以为，在这如此深夜，最后一个朝圣者也该回去睡觉了，值班警察也该下班了。他想会有足够的时间爬上山洞旁边的斜坡，安好装置，把炸药的引线接到山洞内圣母玛利亚的雕像背后——然后，再调好定时器。引爆前他得走得远远的。
　　走向斜坡的短时间里，他目标明确，丝毫不含糊，只是略微感到有点遗憾。
　　不到一小时前，他还在和纳塔尔睡觉，这已是今天和她第二次销魂了。他出门时，她已甜甜地睡过去。看到她那充满信任，准备奉献一切的神态，他感到痛苦——这痛苦，不仅仅是因为他此刻要亲手毁灭她崇拜的神圣，而且还因为今夜他出城后就再也见不到她了。这样对待她真是太残酷了，同样对他也是很残酷。不过在到斜坡时，他丝毫没有胆怯退缩，事情非做不可。
　　站在通向山洞的斜坡顶上，他看到除了警察再也没有一个人影。今夜仍旧有警察值班，但人数不及往常多，仅有三个人站在那里聊天、抽烟。
　　这一次他没有胆怯。用不着再躲躲闪闪、畏首畏尾，因为在别人的眼里，他无非是个患有失眠症的朝圣者。他想下去后，先虔诚地祷告一番。
　　赫尔塔多趔趔趄趄地向前走，穿过街道，悄无声息地向警察走去。快要到警察旁边时，个子最高的一个警察向旁边一靠，上下打量着他。赫尔塔多向他微笑着招了招手，径直走了下去。警察并没有拦他，也没有叫他。好兆头！
　　赫尔塔多一直走下去，绕过教堂，向山洞走去。
　　他急匆匆地大步朝前走，突然，山洞和它前面的一排排坐凳便映入了眼帘。两个身穿制服，荷枪实弹的警察坐在后排凳子上，在一个劲儿地穷聊。
　　他们并没有看见他，可他却看见了他们，而且他们看起来好像是要呆到天亮。
　　赫尔塔多低声骂了一句。
　　不行了。这些该死的警察何时才能放松警戒呢？何时才会从这里撤岗回去执行常规任务呢？何时才能让他单独在这里呢？他又开始骂他们——其中还包括骂奥古斯汀·洛佩斯。
　　他转过身，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返回斜坡，沿着街走回旅馆。
　　他走进接待大厅，心里在琢磨，不知何时才没有人站岗放哨，何时才会没有一个人，正一筹莫展，却一眼瞥见坐在柜台后面的伊冯娜。她没有打瞌睡，正在看书。他记得上一次正是伊冯娜向他透露了警察在搜捕一名恐怖分子。那是她的女友在和卢尔德的警察巡察官封丹睡觉时听说的。也许，现在，她了解了更多的东西，而且她根本不在乎告诉别人。
　　赫尔塔多凑近服务台。
　　“嗨，伊冯娜，”他说着，掏出香烟盒，抖出一支。“来一支吧？”
　　“不，多谢，难为你还想得这么周到，”她在书中夹上一个书签。“你干吗还不去睡觉？”
　　“今夜我想一个人去山洞祷告，可不成啊，那里有警察。我在祷告的时候，不喜欢有别人在跟前，因此，只得回来了。真是没有办法，每天夜里都有人站岗执勤。何时他们才有个完呢？”
　　伊冯娜放下手里的书，走上来俯下身子低声对他说：“快撤了。”
　　“真的？”
　　“过不了多久，整个山洞就开放了，你爱祷告多久都行。”
　　“到什么时候？”
　　“这些警察还要再值两天两夜的勤，然后便撤岗。他们撤掉最高警戒，星期六恢复正常。封丹警官告诉我的朋友，这也许是什么怪家伙在电话上泄的密。他也不想费力加班加点进行警戒了。你知道，这用不着我去多说，不过，城外的那些宿营地就够警察忙的了，这你知道，那些在卢尔德找不到住处的人们都在城外宿营。你真的以为那些来朝拜圣母的人会守规矩，是吗？不管怎么说，我的朋友说，警官封丹扬言，如果他的人不能撤下来，他就要找军队。如果明天或后天不出事，过了后天他将撤掉特别警戒岗。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情况。”
　　赫尔塔多探过柜台，吻了一下伊冯娜的脸。“多谢你的好消息，”他说，“我再到那里去的时候，我一定为你特别祷告一番，晚安！”
　　他拖着脚步走向电梯。他还要再等两天，心里很不受用，但是想到那桩事业最终能够完成，又感到很欣慰。推迟也给了他一个好处，那就是能够和纳塔尔一起再多待一段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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