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7月23日，一个炎热的夏日，经历了长时间痛苦的挣扎，玛西娅·莱温斯基终于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莫妮卡·塞米尔，她生产的医院是圣弗朗西斯科儿科医院，这里恰恰也是她本人出生的地方。初为人父的伯尼·莱温斯基——他本人也是个医生，骄傲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小姑娘有75磅重，长着长长的、像小扇子般的睫毛。伯尼喃喃地叫着她“我的小面团”，这是犹太人最爱吃的一种面食。
　　20世纪20年代，伯尼·莱温斯基的父母为了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欺凌，离开了德国。他的父亲乔治，在巴西的萨尔瓦多迎来了新生活，他在当地一家咖啡进出口公司做会计。1939年，就在二战前夕，他去伦敦旅游时，遇到了苏茜，一个年轻的德国老师，原先在汉堡的一所小学里教授希伯莱文，当盖世太保带走了她整班的犹太学生后，她不得不逃离了在汉堡的家。两个星期后，乔治和苏茜闪电结婚。他们在萨尔瓦多定居了下来，相比战火滔天的欧洲，此时，这里俨然成了世外桃源。尽管他们的祖国远在千里之外，可是，这对年轻的夫妻还是希望他们的后代保留德国人严谨的作风，当他们的孩子伯尼在1943年出生后，他们将日耳曼人勤奋、自律和将法律奉若神明的传统与信仰都慢慢灌输给了这个孩子。伯尼14岁那年，一家三口移民去了美国加州，随后，伯尼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医学。正是在读医的时候，他遇到了玛西娅·维兰斯基，那年，他25岁，她刚刚20。
　　和乔治·莱温斯基一样，玛西娅的父亲塞缪尔也曾被迫离开祖国，20世纪30年代，塞缪尔不得不离开苏维埃立陶宛。他先是在旧金山生活了一段时间，1948年，他的女儿玛西娅在旧金山出生。玛西娅4岁那年，他们全家去了东京，因为父亲发现战后日本有着无穷无尽的商业机会。塞缪尔在东京的进出口贸易做得很顺利，一家人在这里过着富足的生活，而且拥有一大批俄罗斯和日本朋友。玛西娅与比她小7岁的妹妹黛布拉的生活，仿佛就如同两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她们住的豪华别墅里，似乎每个角落都塞满了仆人，甚至还拥有专门的豪华轿车司机。两个小姑娘很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圈里，日语都说得很流利。可是，突然间，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被打破了。
　　1964年，塞缪尔·维兰斯基突发心脏病而死亡。他一去世，家族生意立刻陷入混乱，母亲伯妮丝不得不在绝望中，拖着两个女儿回到加州，投奔伯妮丝的母亲奥尔加。为了负担起一大家子的生活，伯妮丝找了一份秘书的工作，可是却似乎永远生活得入不敷出。豪宅与铺张的生活一去不复返。玛西娅这样回忆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突然之间，你必须离开你生长多年的国家。”
　　由于家里几乎没了经济来源，玛西娅只能在一所社区大学里注册读书。两年后，她的一个叔叔接济了他们家，玛西娅得以入读加州州立大学，主修城市学，她想要在毕业后成为一个城市规划师。这个梦想也只能成为她永远的梦，因为1968年复活节，她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伯尼·莱温斯基，一个说话轻声细语、比她长5岁的医科学生。“我们都曾在国外生活过，这种共同的经历把我们拉得很近。”玛西娅说。不过她也承认，在她父亲去世后，此时她确实也急需情感上的慰藉。
　　伯尼即将要进行紧张的实习，双方家长都觉得，如果这对年轻人能够尽早结婚，那么，伯尼至少可以在实习前，先过上一段稍稍正常点的婚姻生活。两个年轻人迅速开始准备结婚，新婚的喜悦让所有人都暂时失去了判断力，忽略了他们的不同——她迷人、羞涩，同时又忽视礼教，充满创造力，他含蓄、坦诚、务实，而且勤奋。1969年2月，在旧金山的费尔蒙特酒店，他们举行了传统的犹太婚礼。
　　婚后不久，小夫妻俩去了伦敦，伯尼在皇家马斯登医院作了一年住院医生，主攻癌症治疗。这段时光也许是两人婚姻生活中最美好的岁月。玛西娅非常仰慕英国的历史与传统，而伯尼则为自己身处全世界最顶尖的癌症专科医院而感到兴奋不已。在这里，玛西娅幸福地发现，她怀孕了。在伯尼在伦敦的住院医师生活即将结束时，玛西娅提前回到了旧金山，然后，某一天，丈夫突然收到了一封电报，“亲爱的伯纳德，我们有了一个孩子。爱你的玛西娅。”
　　对玛西娅来说，女儿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到来意味着她实现了某种价值，正如玛西娅自己所说，“和很多与我同时代的女人一样，我从来没有很认真地去想，自己要怎样出人头地，要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成为一个母亲，这就是我的目标。我的孩子们对我来说，就如珍宝般重要。”
　　在莫妮卡很小时，大家就发现她是个聪明的小孩。在她学会走路之前，她已经学会了说话，过两岁生日前她已经可以流利地说话了。玛西娅溺爱她的小女儿，可是很快她就发现，女儿反而成了她的主人。带着一丝疲倦的微笑，玛西娅说，“她是个意志坚定的小孩子，永远清楚地知道她想要些什么，不过，她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并不是为了控制他人，莫妮卡永远只为自己而存在。”
　　母亲和小姨妈黛布拉都可以一连串举出很多例子，证明在莫妮卡很小的时候，她已经是个倔强、甚至有些认死理儿的小姑娘。在她两岁的时候，有一天，黛布拉带着她去她们家附近的公园里玩荡秋千，玩了好一会儿，黛布拉觉得她们应该回去了，可是莫妮卡拒绝从秋千上走下来，黛布拉对着小姑娘恩威并施，没有用——尽管莫妮卡非常崇拜她的小姨妈，而且在莫妮卡的生命里，姨妈始终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可是，莫妮卡仍然不愿意回家。最后，黛布拉不得不使了个花招，她做出要走开的样子，对莫妮卡挥手说了声再见，觉得莫妮卡这回总该奔向她，与她一起回去了。她完全错了。尽管天色已黑，莫妮卡仍然一个劲地荡着秋千。黛布拉回忆起这件事时，说，“对我来说，这并不完全是件坏事——在两岁时，莫妮卡就完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她真是个与众不同的人，非常迷人。那时的她就和现在一样，富有魅力、甜蜜，非常聪明而且与众不同，极端有毅力。”
　　莫妮卡的顽强意志，也许有些人会称之为顽固抑或倔强，在1976年，黛布拉的婚礼上再一次体现出来，黛布拉的丈夫是比尔·费纳曼，一位心脏病专家，两人打算在贝弗利山，也就是比尔祖母的家中举行婚礼。当时3岁的莫妮卡将是婚礼上的花童。就在婚礼前20分钟，这位花童突然觉得，她身上的那件浅蓝色的长袖连衣裙，如果将袖子剪掉，变成无袖，那看起来会更┖谩—此时的她已经有了对时尚的判断力。此时所有人都陷入忙乱中，新娘还在忙着对婚纱作最后的修改，没有人还有空去答理这位总是惹麻烦的花童。为了省事，玛西娅决定顺着女儿的意思来，找来了一把剪刀。讨人厌的长袖终于被剪掉了，莫妮卡开开心心地重新穿上了面目一新的漂亮裙子，她的小姨妈因此抱怨说，“莫妮卡偷走了众人对我的注意。”
　　玛西娅也承认，莫妮卡的双面性格或许也影响了她成年后的行为，在母亲看来，莫妮卡一方面相当固执，另一方面她又极其缺乏安全感，同时总是尽可能在事情接踵而来时保持镇静，她说，“我自己就是个不喜欢与人争执的人，而伯尼却非常专断，非常严厉，你可以从我们两人中看见莫妮卡的性格。”
　　温暖的童年：莫妮卡·莱温斯基对弟弟“像是个小母亲一样爱着他。”6岁时入读戴尔私立学校，她的前校友包括前总统里根和他的妻子南希，《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儿子，还有为数众多的加州众议员和参议员。她的文学天赋使其成为一个早熟的姑娘。但贝弗利山的肤浅传统却使这位小姑娘受到伤害。
　　1976年，伯尼结束了他在旧金山莱特曼医院两年的工作，全家离开了他们在旧金山的三室一厅，来到了洛杉矶，在这里的一家私人诊所，伯尼找到了一份薪水相当高的工作。一年后，玛西娅又生了个孩子，这次是个男孩子，他们给他取名叫“迈克尔”。莫妮卡简直为此激动坏了。为了避免姐弟俩产生矛盾，父母们是特意在生下莫妮卡4年后才决定要老二的，可是父母显然是过虑了，从一开始莫妮卡就极其喜欢她的小弟弟，还给他取了个昵称，叫“乔乔”。当母亲抱着刚刚出生的儿子回到她们位于贝弗利山的那幢西班牙式别墅时，她们发现家中的大门上挂着很多丝带和小旗，上面写着，“乔乔，欢迎回家。”莫妮卡对弟弟的喜爱超出了想象，她甚至常常躲在弟弟房间的壁橱里，等到保姆巡查完房间、将弟弟哄上床后，她再偷偷爬出来，与弟弟一起玩耍，直到保姆发现她，这才作罢。玛西娅说，“莫妮卡像是个小母亲一样爱着迈克尔。”玛西娅也发现，与姐姐不同，迈克尔是个性情散淡，面对生命中的种种关卡和困难，往往会轻松处之的孩子。
　　迈克尔认为姐姐对他“过于关心”，不过他还是表示，她是个“伟大的姐姐”，他表示在姐弟两人中，他是相对来说比较冷静的一个，“莫妮卡在很短的时间里，情绪可以出现360度的大转弯。”这种区别，在两人回忆他们贝弗利山的那幢故居时体现得很明显，迈克尔最先回忆起的，是在自家的游泳池里，与父亲一起嬉水时的温馨场面，而莫妮卡却面带恐怖地回忆说，常常有浣熊在他们家附近出没，有时甚至会大摇大摆地走进屋子里。
　　尽管有些人会将玛西娅形容成一个轻浮的交际花，也许这是因为她用“玛西娅·刘易斯”的笔名，在《好莱坞报道杂志》上开设专栏，可是事实上她是个相当顾家的女人，她将自己的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她的孩子们。除了弟弟的诞生，还有一件事影响了莫妮卡的生活：6岁时，她上学了。入读的是位于贝尔·艾尔的约翰·托马斯·戴尔学校，这是一家享有盛誉的私立学校。学校的校舍几近完美，老师都相当有经验，而且培养出了一大群在美国的政治界和经济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校友包括前总统里根和他的妻子南希，《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儿子，还有为数众多的加州众议员和参议员。
　　在这座学校里，莫妮卡一度过得如鱼得水。她的数学成绩相当优秀，作文总是能拿高分，而且老师已经注意到了她对诗歌的热爱。父母在她很小时就鼓励她阅读大量文学作品，这使得莫妮卡成为一个早熟的姑娘。在约翰·托马斯·戴尔学校这种特殊的环境里，莫妮卡立下雄心壮志，想要美国总统也就不奇怪了。不过，她也有个不那么宏伟的志愿，7岁时，在作文里她写道，“我想成为一名教师，教书育┤恕…我会是一个严厉但又非常善良的好老师。”
　　南希·克拉森曾经与莫妮卡·莱温斯基坐一辆车上下学，两个女孩相识了20年之久，在她记忆中，莫妮卡在一群出色的学生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女孩”。南希说，“我一直觉得莫妮卡会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她非常聪明，让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印象深刻。而且她很勤奋、负责，在很多方面，她都像是个小大人，可是在另一方面，她在情感上却非常不成熟。最大的问题总是在于，她根本就不适合在贝弗利山生活，尽管她一直试图取悦他人，努力加入同学的行列，可是效果却是适得其反。”一个典型的事例是，有一个周末，莫妮卡一直在家里努力地学习跳绳，她认为这样一来，在平时上学的时候，她就能与小伙伴们一起玩了。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敢于这样承认自己在体育上一点天赋都没有，这就已经说明她是多么渴望拥有朋友。莫妮卡的学业倒是相当出色，她的作业总能赢得老师的赞许，而且常常能带着一张优秀的成绩单回家。她形容约翰·托马斯·戴尔学校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好学校……非常具有挑战性，而且治学的理念非常开放。”
　　可是她在学校的生活也有一些阴影。由于她的家离学校颇有些远，所以她的同学们几乎不可能在放学后去她家里玩，在那时，孩子们最流行玩的芭比娃娃和以歌舞片《Grease》（火爆浪子）中的玉女奥利维亚·纽顿·强为蓝本的洋娃娃。在莫妮卡9岁那年，也就是她上三年级时，莫妮卡又遇到了一件很大的烦心事，这件事甚至在她成年后，仍然给她的心理带来伤害。那时，她已经有一点超重了，在游戏时，一个女生欺负她的同班同学马修·斯普丁，她出于本能，上前护住马修，结果，她反被马修起了个绰号，叫“巨无霸”。
　　莫妮卡对于另外一件事同样记忆犹新。当时，她的同学托莉·斯佩林，也就是好莱坞著名女星阿伦·斯佩林的女儿，将要在她父母的家里举行一个盛大的生日派对，让这班同学羡慕不已的是，超级巨星迈克尔·杰克逊和世界上最小的一匹小型马也会出现在这个派对上。托莉的全班同学都在派对前收到了请柬——惟独落下了莫妮卡一个人。全家人都感到很意外，玛西娅特地拨通了斯佩林家里的专职社交秘书，想要弄清楚此举究竟是无心之过，还是有意为之。结果，社交秘书老老实实地承认，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名字确实不在原来的客人名单上，但她会马上将请柬寄到她家。
　　当然，为了保护女儿的自尊心，玛西娅小心翼翼地隐瞒了她未获邀请的事实，莫妮卡是从两个同学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想来想去，莫妮卡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托莉偏偏不愿邀请她，毕竟她们还曾一起当过女童子军。可是，一旦确认自己真是没被邀请，莫妮卡立刻就对家人表示，她绝对不会去参加这个生日派对了。对于一个如此渴望融入集体，渴望取得别人的欣赏的女孩来说，这无疑是个痛苦的决定，可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件事中发现莫妮卡性格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她的意志极其坚定。多年后，莫妮卡这样评价这个小插曲，“我妈妈常常教育我说，你想要别人怎么待你，你就应该怎么去对待人家。所以在你开生日派对时，你应该邀请每个同学和朋友；在情人节时，你应该给每个同学一张卡片；你不应当排除任何一个人。如果总是有意无意将别人排除在千里之外，这就已经不能叫做坏习惯了，它是一种非常伤害人的行为。”
　　这种对言行举止的严格自律，在某种程度上来源自莫妮卡父母所受到的欧洲传统教育，对于这一点，那些曾经去过莫妮卡家的同学看得很清楚。她童年时的一位朋友米歇尔·格拉佐夫回忆说，当年的莫妮卡在家时，言行举止完全遵循着“维多利亚式的礼仪”，与她的大部分同龄人完全不同。不过，莫妮卡也不能完全算得上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她的父母并不是十分虔诚的教徒，但他们还是遵照犹太人的传统习俗，将莫妮卡送到犹太教堂学习希伯莱文——不过这件事受到了莫妮卡的强烈抗议，她表示自己非常不喜欢那些陈腐的宗教仪式。
　　除了宗教，贝弗利山的生活方式也使得莱温斯基家常常出现小小的冲突，莫妮卡与父亲间的矛盾尤甚。有一次，莫妮卡最好的朋友拥有了一条专门属于自己的电话线，还得到了一部史努比造型的电话机，于是莫妮卡便问父母，她是否也能享受这种待遇，当父亲严厉地拒绝时，莫妮卡抱以痛哭和大怒。同样的冲突，在父亲拒绝在迪斯尼乐园给她买一条米奇老鼠裙子时再次爆发。莫妮卡因此说，“我发现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妈妈常常是说‘好’的那一个，爸爸却经常对我说‘不’。这种情况好像并不常见。”父亲也同意这种说法，他自我解嘲说，“好像是这样，我的孩子们都叫我‘不博士’，或者其他这样类似的称呼。”
　　对于在贝弗利山成长的年轻人来说，将全部心思放在鲜亮的名牌货，比如新鲜上市的名牌时装和各种时髦物品，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贝弗利山原本就代表了肤浅与浮夸的生活，在这里，身材苗条、拥有一头金发、开着最新款的宝马车，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一种档次、一种标准。这种对地位与金钱的迷恋和盲目崇拜，使得莫妮卡的小姨黛布拉痛下决心，与丈夫和儿子阿历克斯一起搬到了东部，他们决定过一种更平实的生活，黛布拉说，“对于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来说，贝弗利山确实是个精彩绝伦的地方，可是，这里绝对不利于培养孩子。莫妮卡根本就不适合这个地方。如果她的身材纤细，而且善于交际，她在贝弗利山肯定会备受瞩目，可是，这就绝对不是她了。”
　　过了这么多年后，玛西娅也后悔在贝弗利山度过的日子，她发现她的孩子，尤其是莫妮卡，根本就不适合那种生活，她说，“我自己在洛杉矶过得一点都不快乐，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我想，这种情绪也许是在无意中传染给了我的孩子。”
　　在这方面，莫妮卡倒更加务实，在她看来，孩子们既然要在某个特定的地方成长，他们的家长就应当接受环境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她也承认，在她的性格中确实存在自私与功利的成分，假使生活在一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文化背景里，兴许她就不会是这样的人。她说，“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骄横自大、目中无人的家伙，从始至终，我都不适合贝弗利山——事实上，这是我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之一。可是我必须承认，我确实会因为自己的出生和成长背景，而对自己和别人提出苛刻的要求。”
　　莫妮卡的苛刻，使得在当莫妮卡要求父亲为自己举行隆重的成人仪式时，矛盾又一次激化。在贝弗利山，按照传统习惯，犹太少年在年满13周岁时，将要举行一个盛大的成人仪式，仪式往往会在犹太教堂的舞厅或宴会厅里举行，到时候，大厅里会挤满这家人的亲朋好友，在莫妮卡看来，“这就跟婚礼一样隆重。”有时候，孩子的父母还会特意在成人仪式上安排点花样，比如邀请某个知名的音乐家到场献艺。莫妮卡希望和别的小孩一样，举行这样一场热热闹闹的成人仪式，可是父亲却不答应，他情愿只花500美元，在自家后院里举办一个小型派对。当然，父亲此时的收入颇丰，应付一场大型宴会是绰绰有余，可是在他看来，举行一场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成人礼，根本就不应该搞得那样铺张浪费。莫妮卡当然不答应了，在她的想象中，一场盛大的宴会可以让朋友们对她印象深刻，她可不想让一生中这么重大的日子就这么草草度过。这一次，母亲也站到了莫妮卡一边，结果便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大吵大闹，最后，掌握经济大权的父亲还是取得了胜利。当然，预算达到500美元的生日派对显然已经足够，莫妮卡的生日派对，有DJ来进行现场主持，花园里还有一个卖热狗的流动摊位，莫妮卡自己也承认，这场派对“其实很好玩”。
　　与父亲的战争，渴望爱的敏感使她受到极大的伤害。与父母微妙的情感至少凝造了她的性格与行为。少女时期的两段短暂恋情成为她今后恋情的不良翻版。不过，体重问题仍然始终是莫妮卡的梦魇。但她认为父母情感的失败是她不断以吃来对抗痛苦的因素。请不要误解，事实上，莫妮卡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糟糕。莫妮卡记得，她曾经连续几小时，看着父亲做他最喜欢的工┳鳌—木匠活，不过父亲始终不许她插手。她还开心地回忆起了父亲送给她第一辆自行车的情形，那是一辆粉红色的自行车，车座是橙黄色的，紧接着，父亲还带着她看了电影《E.T.》（外星人），之后，父亲亲手做了晚餐，鲜美的烤鸡肉味道，令莫妮卡现在回忆起来，嘴角仍然带着一丝微笑。
　　莫妮卡的父亲伯尼并不是那种典型的贝弗利山专业人士，他们往往关心自己的事业甚于关心孩子。伯尼常常会在深夜或者黎明时叫醒女儿，邀请女儿和他一起看电视直播，比如第一次载人飞船升天，或者威尔士亲王大婚典礼。有些时候，父女俩还会躺在花园的摇椅上，父亲会指着满天星斗，告诉女儿，行星、恒星和星群之间的区别。莫妮卡11岁那年，她在父亲节时给父亲送了张贺卡，上面有一段感人至深的话：“我的爸爸是西方最好的爸爸。他非常善良，而且每天24小时都在关心着我。也许有些父亲并不值得受到这样的尊重，可是我的爸爸确实值得我好好尊敬他。”
　　莫妮卡开心地回忆起她曾经穿过的一件粉红色T恤，上面印着“爸爸的乖女儿”字样，她说，“我真的一直想要成为爸爸的乖女儿。”她说，她一直试图赢得父亲的赞许，可是从来都觉得自己并不是那么受父亲的喜欢，她太敏感，父亲稍稍对她说一句重话，或者批评她一下，她都会一直记在心里。没有人会怀疑伯尼对女儿的爱，可是莫妮卡觉得，父亲不应该把对女儿的爱深埋在心中，他本应该将自己的感情完全表达出来。
　　这样一来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莫妮卡常常会与父亲发生冲突，她为什么会对感情如此渴求，又为何会在自己的愿望无法实现时，会那样难以控制她的失望情绪。她回忆说，“我常常会跟爸爸吵架，而且经常是在吃饭的时候，一吵架，我就一个人冲走，躲在一边大哭。”在她的记忆里，父亲下班回家时，总是带着一身疲惫与不耐烦，现在她才明白，父亲每天面对的都是危重病人，他的工作是那样辛苦，这种工作几乎掏空了父亲的精力与爱心，这也加深了他们之间的裂痕。母亲这样解释，“莫妮卡真的是非常想成为爸爸的乖女儿，她对父亲的期望很高，可是父亲也许真的无法满足她的期望。这并不是说，他是个坏人，只不过是因为他不是那种类型的老爸，习惯于对孩子说，‘过来坐在我的腿上，你真是个可爱的好姑娘。’他不是这种人。”
　　莫妮卡与父亲的关系就是这么微妙，不过，她与母亲之间的感情却非常好，每次家庭纷争，母亲几乎都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女儿这边，莫妮卡也说，“我和我妈妈真的很像，我们说话的声音和语调都几乎一模一样。”有时候，女儿也会对母亲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可是事实上不难发现，莫妮卡其实非常需要母亲的爱与支持。姨妈黛布拉这样分析：“我觉得这是种非常典型的母女之间的关系，彼此深爱着对方，但难免会因为意见不统一而出现一些小分歧。”
　　在一篇作文里，莫妮卡谈到了她与母亲之间的深厚感情，这篇作文是关于在匈牙利出生的犹太诗人汉娜·塞里希的，汉娜在二战期间是英国情报局的特工，1944年她在匈牙利被俘，受到纳粹的严刑拷打，然后被枪杀。在看了由伍迪·艾伦执导的电影《汉娜的战争》后，莫妮卡陷入了对汉娜·塞里希遭遇的猜测，她认为纳粹一定是告诉了汉娜，假如她不透露英国间谍网的详细情况，他们就会杀了她的母亲。在这篇作文里，莫妮卡动情地写道：“我连汉娜·塞里希一半的勇敢都及不上，可是，我和汉娜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与我母亲之间的关系也相当亲密。汉娜与她母亲之间的感情是用任何东西都割不断的，我与母亲也是一样。”不过，看起来莫妮卡是记错了史实，事实上，在汉娜被捕时，她的母亲并不住在匈牙利，而是定居在巴勒斯坦，不过人们依然能从她作文的字里行间看出她个人对爱和忠诚的见解。在她的“朋友”琳达·特里普出卖了她后，爱与忠诚孰轻孰重，也许莫妮卡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梳理了莫妮卡与她父亲和母亲之间微妙而又复杂的关系，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莫妮卡本人的个性，不过，光有这些还不够。在了解她的性格与行为时，我们还不能忽视了她那种迫切需要赢得同伴尊重和喜爱的渴望，以及她对自己体重和身材的焦虑。
　　不管莫妮卡的个性与心智是多么不成熟，都不能否认这一点，她的智力确实非常出众。小学毕业时，人们已经公认，她有一个“照相机式的脑袋”，足以过目不忘，她遗传自父亲家族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她出众的口才，使得她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优等生。她的朋友南希·克拉森相信“她绝对是块进常春藤盟校的材料”。
　　10岁时，莫妮卡从约翰·托马斯·戴尔学校转进同样位于贝弗利山的霍索恩小学，很快她在学习上的天赋就受到了人们的注意。可是读四、五年级时，莫妮卡却遇到了更大的问题。在这个学校里，她总算是交到了些朋友，可是与很多同龄的女孩一样，体重问题成了她最大的困扰。在这个世界，瘦成了美的同义词，拥有了纤瘦的体态，就等于拥有了更高的自我价值和社会地位，而莫妮卡恰恰无法拥有苗条身材，她原本就缺乏运动天赋，加上她比同龄人更早进入青春期，这些问题都让莫妮卡感觉很痛苦。她非常想要得到一种归属感，可是她圆润的体形却让她觉得自己始终是个局外人，这加重了她在感情上的矛盾和困惑。
　　就在此时，莫妮卡开始注意起了男孩子们。她的同班同学马卡·斯崔姆斯给了她一块心形的巧克力棒棒糖，于是她一厢情愿地将他看做自己的“男朋友”。
　　读六年级时，莫妮卡看起来瘦了一点，这时，她在同学中已经非常受欢迎了。不过，体重问题仍然是莫妮卡的梦魇，在读八年级前的那个暑假，她的母亲同意让她去圣巴巴拉参加一个“减肥夏令营”，这是一个为肥胖青少年而举办的暑期培训班，在培训期间，学员们要学会适应健康的减肥食谱，同时加强锻炼。莫妮卡说，“参加这种夏令营绝对不能说是件好玩的事情，不过，我还是一心要去。我妈妈也想让我参加，因为在她的一生中，她同样一直在与体重战斗，所以她完全能够体会我的感情。在洛杉矶生活，你的长相真的非常重要，肥胖让我觉得很痛苦。”秋季开学时，她看起来更加苗条、健康，而且更有自信，莫妮卡认为，“这在我的记忆中，是非常顺利的一年。”
　　那一年，莫妮卡被选为班上的副班长，班长丹尼·沙伯尼成了她的好朋友，此时她们都是13岁。作为班长和副班长，他们俩自然少不了要在一起合作组织各种活动，还常常在电话里长谈。莫妮卡对丹尼的印象一直非常好，“他非常聪明、可爱，可是又有那么一点点脆弱，惹人怜爱。”尽管莫妮卡曾经一度对他着迷，可她还是冷静地控制住了自己，因为她觉得自己更看重他们之间的友谊。只有一次，他们曾经有过亲密的约会，那是莫妮卡14岁生日那天，他请她看了一场电影，然后礼貌地送她回家，在家中，莫妮卡竟然收到了一打红玫瑰，那是她最喜欢的花！丹尼这个小绅士竟然想到为莫妮卡送花，这段经历让她回味至今，“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浪漫的事情之一。那种感觉真的很甜蜜。”莫妮卡心想，一切水到渠成，她开始渴望丹尼来吻她，可是横空杀出来莫妮卡的弟弟迈克尔，他一直非常崇拜丹尼，缠着这对心烦意乱的年轻人不肯离开，最后，丹尼惟有悻悻而去。
　　看来，与丹尼的关系只能停留在柏拉图恋情阶段，莫妮卡开始与一个叫亚当·戴夫的少年展开了恋情，他应该是莫妮卡第一个真正的男朋友，莫妮卡觉得，“亚当非常非常聪明，我总是难以抗拒那些充满智慧的男人。”两小无猜的恋情永远是那样甜蜜，当亚当参加棒球赛时，莫妮卡会狂热地在场边为他加油。每晚，他们都要在电话里聊上好几个小时，家里规定了莫妮卡用电话的时间，有时候时间已过，莫妮卡甚至会偷偷钻进衣橱里，继续与她的小情人在电话里絮絮叨叨说个不停。不过，他们依然要面对几乎每对少年情侣都要面对的结局，开始时，总是热情似火，最后，无非是愤愤离去。
　　她的这次恋情，似乎已经在昭示着未来，她与两个已婚男人之间痛苦的纠缠。莫妮卡尝试着分析自己的心态，“我是个非常情绪化的人，我热爱浪漫，可是同时我又非常务实、长于分析。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意味着我渴望一份绝对完美无瑕的爱情。可是问题在于，我总是认为，只有我在做错事，而这个男人会因此而发狂时，这段感情才是‘真的’。如果我的所作所为永远不会影响到他的情绪，我就会觉得他是个伪君子——要么，他就是对我不真诚，要么他就是对自己不真实。同样，我也不喜欢那些永远对我唯唯诺诺的男人。”她与亚当·戴夫分手的原因听来实在有些滑稽，因为他拒绝与她争论，同时又不愿向她表明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真实”的，于是，她主动提出与他分开。可是过后的几个月，莫妮卡又在不断地骚扰亚当，请他吻她，求他与自己复合。这又是一个征兆：尽管莫妮卡对自己的脑袋里想着什么很清楚，可她却难以控制自己的心。
　　在莫妮卡经历着一次又一次情感上的冲击时，她的父母正在竭力解决他们在婚姻中遇到的问题。多年来，他们共同的朋友早就已经发现这对夫妻个性和志向完全格格不入，一个朋友这样说，“他们一开始就不应该结婚，因为他们完全不适合对方。”莫妮卡则说，正是在家庭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她才会通过吃东西来化解巨大的压力，她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我们的家庭生活并不快乐。我父亲的工作很多，压力很大，每天都在与生命垂危的病人打交道，这使得他精力完全透支了。按常理来说，家应该是个纾解压力的地方，可是由于我父母的婚姻也出了很大问题，因此回家对他来说，同样不是件轻松的事情。父母常常吵架，不过他们已经很注意，尽量不在孩子们面前争执。他们根本就不爱、甚至不关心对方。我们一家四口也曾经试图要改善这种状况，可是我们确实不属于那种幸福和睦的家庭。一家人中，我尤其难以接受这种现状，这是因为我是其中最迫切需要家庭温暖的人。我喜欢一家人聚在一起过感恩节和圣诞节，我特别看重家庭。我是看着电视剧《布雷迪家庭》（译者注：20世纪70年代美国最流行的电视剧集之一）长大的，我希望我的家也跟电视上一样和和美美。”
　　尽管莫妮卡注意到了她父母婚姻中的每一个片断和插曲，可她还是没有意识到，这段婚姻的大幕即将落下。1987年9月的一天，伯尼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缓缓地告诉一个女患者，她得了肺癌，而且可能已经到了晚期。突然，办公室接待员打断了他，告诉他有人要找他，似乎有很紧急的事情等他处理。当他正在向外面走去时，一个小个子的男人匆匆向他走来，大叫一声“离婚诉状！”然后将一个小包裹扔给他，正中他的胸口。
　　伯尼对这段戏剧性的情节，只抱以极其简洁的评论，“这真的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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