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今日，罗云的经历仍然是个谜。在镇政府找不到她的档案，榆树镇甚至没有她的户籍卡片。
　　镇子在一天天扩大，新修的柏油路西夏天散发着沥青臭味，弥漫在新建的屋舍楼房之间，而八十岁以上的和她同时代的老人好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十年前那场流脑的伤害，老人和儿童是一九八三年夏天肆虐一时的乙脑进攻的主要目标，一些缺乏照料的老人死掉了，还有一些患了失语症。榆树镇不是一个使人长寿的居住地，这在镇史上有所记载，这里的平均年龄从来没有超过六十二岁。
　　四十年前，罗云忽然回到了榆树镇，并花了当时令人咋舌的价钱买下了花子胡同一百二十三号的整个院子。
　　矮胖而臃肿的罗云回到榆树镇，正是举国欢庆之时。那场在异国战场上打了三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和平的到来使人们被战争拖疲了的神经松弛下来，并对凯旋的英雄充满了感激和爱戴之情。榆树镇街道两旁的白榆树挂满了彩旗和标语，人们衣衫破旧但很干净，他们终日沉浸在激动之中。工厂、商店、学校、甚至幼儿园的儿童都展开了向英雄学习的运动，他们还和镇郊的菜农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联欢和交流。
　　据传说，罗云回到镇上的第一天，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就找到她，她给了他们一张证明，并被安排在镇医院工作，身边忽然出现了英雄，令榆树镇人大喜过望，务实的榆树镇人喜欢把一切都落到实处，比如他们对腌咸菜的咸盐粒的大小、酱油颜色的浓淡的要求都近乎苛刻。宣传活动的组织者一拨拨走去罗云暂住的朝阳旅社，热情洋溢地请求她参加报告会和各种庆祝活动。
　　头一天去的人都遭到了婉拒。罗云礼貌地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辞了。人们见到的罗云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梳着齐耳短发，就和宣传画上的女战士装束一样，不同的是她的长相和身材，她看上去差不多有四十岁，黑红松弛的两颊布满雀斑，她甚至不用流行的香脂和蛤蜊油，鼻梁上方起癣，爆着白屑。她的腰粗，个子又矮，这和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形象相差太远。但她对十年从军生涯的只言片语却足以引起人们更大的好奇心。第二天一包包慰问品堆满了窄小的房间，而罗云则表现了克制的冷淡，心不在焉。她的这种表现被人们接受了，因为这正像普通人对英雄的要求那样，谦恭、平和、不张扬，又身怀惊人的精神动力。这更坚定了人们非要请动她的决心。
　　那天，榆树镇下了小雷阵雨，轰隆隆的雷声和潮湿的南风摇动着白榆树，通往朝阳旅社的土道脚印混乱，一片泥泞。
　　第三天，有三四百人打着红旗，举着标语口号来到了朝阳旅社，激动的学生们眼含热泪请罗云见面，可他们得到的答复是罗云留下了满屋的慰问品，在清晨退房了。
　　罗云的这一举动掀起了一次规模不小的学习高潮。关于她的各种说法也不胫而走，有人说她是淮海战役中的孤胆英雄，并在一年前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有人说她曾在长春做过地下工作，并信誓旦旦地说在菜市场见到过她，她机警、干练、武功超群。镇医院布置好了会场，准备罗云一报到立刻选她为党支部书记。
　　然而，罗云却好像失踪了，直到十天以后，她出现在花子胡同一百二十三号的门口一。她花了一大笔钱把那个大院全部房屋：一处正房，两处厢房一起买了下来，摇身一变成了当年崔家大院的主人。她的举动使榆树镇人十分困惑震惊。
　　花子胡同一百二十三号曾是榆树镇最为显赫的门庭。
　　时光倒流七十年，那时三通河的河道就在胡同南边二百五一十米的地方，那时三通河汇集着窝集河，辉发河、大柳河三条莽水，逢雨季，河水暴涨，河上能行得上百吨的驳船，顺流而下，一直驶入松花江，直通出海口。
　　榆树镇恰是这三水汇流之地，这里当初只是一个不大的村落，三通河通航之后，很快便成了方圆百里的商品集散地。榆树镇的渡口崔家也奇迹般地发达起来。那时崔家刚刚从关里逃荒来到榆树镇，落脚不过三年，传说中的崔家头两代人，一条汉子和他的两个儿子，隐忍宽厚，善于经营。在镇里时，一条小船总是在月明之时泊下，月落之前起锚。小船有时也跑远途。一年的重阳节，那条船终于再也没有回到榆树镇，莫名其妙地沉在了松花江。船触礁了。崔家一次殁了三条人命，只剩下了一个小儿子崔振兴和他的瞎眼母亲。
　　然而仅仅过了五年，崔家的一座气派的宅院就造在了榆树镇的中心。船行的崔振兴成了沿河三县有名的富商。
　　有一年春天，从下游驶来了榆树镇人见到的第一艘汽船。一个白俄商人专程来榆树镇拜访崔振兴，白俄黄发碧眼，身材高大，尤其是他的妻子硕大的身体令人们大开眼界。她的奶子像扣着的大号瓷碗，一笑乱颤，腰肥臀厚，镇上的女人说她一坐能压死个半大小子。而男人们立时自惭形秽，估量过自己能深入的长度，对白俄男人充满了羡慕和嫉妒，他们的像伙一定像驴，男人们说。但崔振兴却陪这对白俄夫妻在镇上逛了三天，并且谈笑风生，应付自如。
　　白俄离开之后，崔家修起了高高的门楼，后来又在院墙四角修了护院炮台。
　　就在那年，三通河忽然萎了，辉发河和大柳河瘦成了鸡肠子，而窝集河干脆断了流。榆树镇的繁华很快出现了败相。好歹捱过三年，榆树镇有史以来的一场洪水将整个镇子淹没了，镇子被洪水浸泡了半个月，水退之后，人们便觉得不对劲，原来河水已掉头东南，大河改道了。水灾过后，榆树镇完好无损的只有关帝庙和崔家大院等二十几幢砖房，再就是那些白榆树。
　　民国十八年，一位来自奉天的赈灾官员踏上了榆树镇刚刚干硬的街道，他视察了挨着崔家大院排开去的一趟趟简易房屋，衣衫褴褛的灾民面带饥色，棚户区散发着死猫烂狗的瘴气。官员住进了崔家大院，他让随从把这条胡同的住户统一编号，并赐了一个名——花子胡同。
　　紧接着榆树镇瘟疫流行，赈灾的官员亲自给崔家大院挂了一个木牌：一百二十三号，然后慌慌地走掉了。
　　之后胡匪四起，各种报号的胡匪在大河两岸舞枪走马。大队人马明火执杖。小股悍匪昼伏夜出。只有等到秋风起，树叶黄，天上的大雁嘎嘎叫着南飞，田野没了遮拦，胡匪散去“猫冬”，日子才能平静一些。
　　振兴船行随着大河萎去就自然完结了。崔振兴卖掉了十几条船，置下了大河上下的五百顷地，当了地主。为防不测，他雇了十二名炮手护院。正当壮年的崔振兴一妻四妾，最大的儿子崔平已经十岁，还有三个女儿。精明的崔振兴每到田野庄稼齐腰就再不外出，重阳节父兄的祭日他只站在自家的炮台上默默垂泪，也不亲自到父兄的衣冠冢前烧纸行祭。
　　聪明一世的崔振兴到底失了算。这年重阳节，早饭时，崔振兴闷闷地喝了一壶酒和衣睡倒，中午外出收帐的帐房罗先生慌慌张张地跑进大门，他的小脚妻子一进院子就扬声大哭。
　　崔振兴起身到院子里，崔家大大小小也纷纷跑了出来。罗先生一见崔振兴，张口就问：“当家的，咱家谁去了？”
　　一院子的人都愣了，崔振兴变了脸色，随手给了罗先生一耳光，破口大骂：“谁去了？你他妈撞见鬼啦！死人会这么消停？”
　　罗先生也变了脸色，喃喃地说：“这就怪了。”
　　“什么怪了？”
　　“我从崔家的茔地那边走过，我看见茔里有人在打墓子。我还以为院里有谁殁了。”
　　这事出得蹊跷，崔振兴拔脚就走，他想去看个究竟。走了两步，他忽然警觉，收住脚，他唤过两个长工，“你们去看一看，好好打探谁这样大胆，敢在我崔家的坟地埋人。”
　　不一会儿，两个人跑了回来，报告说：“墓子打好了，就要埋了。”
　　崔振兴急火攻心，脸上没了一点血色，他定定心神，叫过罗先生，“你去一趟，告诉他们，死人的丧葬费用崔振兴出了，让他们另择风水。”
　　罗先生很快就回来了，脸上青肿，奔进屋子，说：“赶不走，我赶他们还挨了打，已经开始埋了，好大一口花头棺材。”
　　崔振兴再顾不上细想，带上几个人就出了大门。崔振兴来到他家坟地，远远地就见地当中摆着一口棺材，一些身着孝衣的男女正在嚎啕大哭。崔振兴猛醒，他中计了。
　　果然，前后左右都有人逼了上来。
　　绑走崔振兴的是当地没什么名气的胡匪黄天，黄天没有坏掉崔振兴的性命，他得了十二条长枪和一把德国造镜面匣子，还有崔家大院的多半家财。绑了崔振兴使他名声大震，他因此拉起了三百人的队伍。黄天两年后死于抗日，死时握着的仍然是崔振兴护身的短枪。
　　崔振兴回到榆树镇后完全变了一个人，他的面部经常性地抽搐，他白天大部分时间在崔家的坟地度过。他在那几盔坟之间爬来爬去，一棵棵拔掉坟上的杂草，时而大哭，哭过即笑，他的精神垮了。
　　崔家最快速度地走向没落。三进院落卖了两进，崔振兴做的最后一个决定是给儿子崔平娶进一房媳妇。
　　崔平娶的团圆媳妇是帐房罗先生的侄女，一个十三岁的乡下小姑娘。崔振兴在儿子成亲之后两月，撒手西归，时间是一九三一年春天。
　　少爷崔平二十五岁才使崔家振兴，他继承了崔家善于经营的传统，成了当地的粮栈老板和军火商人。崔平在一九四七年春天离开了榆树镇，因为囤积居奇，他被一队过路的军队裹进马队，从此一去不返。
　　和崔平同时绑走的还有崔家的少奶奶，一个读过洋学的女子。父亲崔振兴为他娶进门五年的团圆媳妇在一个风雪之夜离家出走了。
　　花子胡同一百二十三号的新主人开始对这座破旧的宅院进行改造和修缮，她拔去了院墙上的杂草，提着一只小桶去商店买回了油漆。漆黑了大门，漆绿了窗框。她还买回白灰，雇了一辆驴车拉了回来。她把房子后面的两棵很少结果的海棠树砍掉了，植了两棵丁香。扒掉了房檐下的一个鸡架和一个狗窝，扒下来的砖砌了一个五角形的花坛。她还把门口的一排白榆树做了修剪，砍下了枯枝，送给邻居做了烧柴。
　　邻居主动要求帮忙，都被罗云婉言谢绝了。木料、水泥等材料准备好了之后，人们看见她离开了镇子。过了两天，她领回了一对乡下夫妇。那两个人很结实勤壮，言谈虽然有些粗鄙，却极和善，肯于吃苦。人们这才知道，罗云还有一个叫罗成仁的亲弟弟。
　　胡同口的老宅彻底变了，正房因为涂了白灰变成了一座白房子，两侧厢房屋脊上的小白榆树也给除掉了，房檐板涂了一层黄油漆。罗云和弟弟用了三天的时间把院子里老榆树下的一口六角形水井填死了，在离原井位七米的地方又挖了一眼，并改成了压水井。因为原来那口井淹死过崔振兴的一个小妾。罗云对这座老宅如此熟谙，让人们十分吃惊，他们渐渐窥出了蹊跷。
　　“多奇怪呀！”他们说，“咱们在这住了这么多年还没她知道的多呢！”
　　“还有更稀奇的呢！”胡同里有名的长舌妇花生五嫂说，“她家来的那个乡下媳妇叫徐立群，是她的弟媳，好一个勤快人，她最愿意买我的花生吃，说我的花生炒的香，看她那个馋样好像怀孕了，可是身板却看不出来。”
　　“别罗嗦那么多，你说到底有什么稀奇事？”
　　“你往下听啊！抓几个花生吃，怕什么，我不要钱。罗云这个弟媳妇还是个好客的人呢！前天她领我去那院子里玩，你说怎么着，我看见罗云让她弟弟在西厢房的门槛底下挖出了一把药壶，药壶里泡的那东西的味道，唉，就别提了。徐立群说罗云告诉罗成仁那是崔振兴当年埋下的，是用来长力气对付女人的药，你说她怎么知道的？我听我们家那个死鬼他妈说过崔振兴有那个病，可老辈人也不知道那药壶的事。”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罗云还换了正房的门槛，说那门槛底下埋过死孩子的胞衣。”摇着蒲扇，因为布衫太短，露着肚脐的井匠媳妇说。
　　“崔家这座房子的确是阴气太重，出了不少横事。”九十八号的杨回民是花子胡同的老住户，他指点着那个黑漆大门说：“正对着窑子街，日本人时候，那门口还死过一个窑子娘们儿。下身塞着一块风花雪月的铜钱，这钱上刻的图都是男女的事，可不敢给孩子们说。好姑娘一进窑子就发一个钱。活着压箱底，死了陪葬，结果让日本人派了那么个下流用场。说起来崔平崔掌柜的也是个善人，亲自给那女的套件衣服，抬出镇子埋了，是我亲眼见着的事。”
　　“别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你们不觉得罗云有点来历吗？”
　　“下雨了，我得赶紧回去盖酱缸了。”
　　“我回去收衣服了，衣服还晾在院子里。”
　　聚在胡同口闲谈的人们被忽然到来的雷阵雨打散了。但他们的话题却在全镇传播开去。
　　人们的话题五天之后又有了新的内容，一个儒雅的青年男子左手提着一只黑皮箱，右手提着一个装着黄色液体的塑料桶在一天下午走进了罗家。起初人们没有往那方面想，但青年男子走进罗家的当天，罗云不近人情地送走了她的弟弟和弟媳。
　　花生五嫂在胡同日遇到了眼睛红肿的徐立群，“这就要走吗？”她故作吃惊地问。
　　果然，那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立刻把她当成了知心人，抱怨说：“活干完了，用不着咱们了，外面的金窝银窝也比不上自家的狗窝，我家里还有口猪呢，我可不像别的人看中城里，其实不也是斜纹布裤子，苞米面肚子？谁愿意赖着不走吗？”
　　徐立群忘了五嫂也是城里人，五嫂并不和她计较这些，她说：“可不是，城里也没什么好，怎么比得了乡下眼亮。”她看看后面站着说话的罗云和罗成仁，小声说：“你那个姐姐可是个有钱的主，没给你们两个？”
　　徐立群的气更大了，“人家有钱还养男人呢！要不是用着了，她才想不起有个弟弟，我们家那个死鬼还美得很呢，哼，穷人难得狗头金，我一看就来气。”
　　“养男人？”五嫂捕捉到了这一重要信息，当然不会放过，“什么男人，你说的是昨天来的那个小伙子吗？”
　　徐立群顾不上回答她了，她看见罗云正往丈夫的口袋里揣钱，罗成仁憨憨地推辞着。她慌忙走了回去，方才的不快在脸上早消失了，忙笑着说：“你看大姐，真是的，家里有吃有烧就行了。大姐刚刚立家，有的是用钱的地方。”没等罗云说话，徐立群又回头数落罗成仁，“你也是的，大姐又不是外人，让你揣着你就揣着呗！”
　　罗云看上去很疲惫，她没有理会徐立群的乖巧，揉着太阳穴，有点厌烦地说：“你们走吧！我不送了。”她的声音沙哑。说完，转身往回走了。
　　徐立群尴尬了一小会儿，也拉上罗成仁走了。五嫂在他们后面走了几十米，她听见徐立群小声抱怨说：“给这么点，她打发要饭的呢！抠到家了。”
　　花子胡同没有必要再对罗云和那个青年男子的关系发生怀疑了。这天早晨，罗云敞开了一百二十三号的大门，她宣布成亲了，就和那个青年人。
　　那个小伙子在罗云的面前简直就是个雏儿，他局促地对贺喜的人笑着。他是一个南方佬，操着江浙一带很软的方言。他比几天前多了一副秀琅眼镜，镜片的度数很大，他摘下镜子揉眼睛时鼻梁上就有一道红印，眼泡像是肿着，发青的眼眶向里凹，显出很凸的眼球。他的一双近视眼使没见过多少文化人的榆树镇人平添了几分尊敬和神秘。
　　见自己的话大家听不懂，年轻人就不说了，只是微笑着用勺子从一个大盆里给客人们舀甜水，大人们有滋有味地品咂，孩子们则灌个水饱，凸了肚皮。盆里是香精兑的水，年轻人拎来榆树镇的塑料桶里是十几斤香精。浓浓的香味，带来了遥远的南方的水气，和甜甜的青草气息。
　　小镇上的人毕竟没有见过大世面，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觉得两个人并不般配，他俩相差看上去要有二十岁。自从不兴娶团圆媳妇以后，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女大男呢！他们有意无意地探问那青年的家事，他们很快发现，罗云竟然也对这个小丈夫知之甚少。她甚至还叫他袁老师。小袁老师说话的时候，她的表情也极其平常，大多数时候她笑眯眯地爱抚地看他，像一个母亲看儿子那样。有时她就忽然变了脸，惶惑不安，面带羞惭。
　　直到小学校放学，小学校长白光走来贺喜，人们才从白校长的嘴里知道了有关小袁老师的情况。
　　白校长逢人便先赞叹：“那可不是个简单人，别看年轻，人家已经是大学教师了。”
　　没成色又好奇的人问：“什么大学？”
　　白校长就不屑，说：“说了你也不知道，武汉大学，你知道吗？”
　　“这倒是一桩奇事！”饶舌的女人说，“他俩差了二十岁，这个小伙子也没什么缺陷啊，你看那个罗云——”
　　说这话的女人立刻遭到了丈夫的训斥：“你懂什么，人家罗云是抗美援朝下来的战斗英雄。当年的老红军找的还净是小媳妇呢！”
　　白校长点点头说：“难能可贵，难能可贵！”叹一番，又说：“他是看见报纸上罗云的事迹，然后主动要求和她结婚的，组织上批准的。”
　　“什么事迹？你看见报纸了吗？”
　　白校长一愣，他摇摇头，莫名其妙地又说：“难能可贵，难能可贵。”
　　小袁老师在榆树镇的头一周一直没在人前露面。
　　在这七天里，一场奇怪的虫灾来到了榆树镇。接下来的是绵绵秋雨，晚秋可不是什么让人舒心轻松的时节。凉雨之中，镇里人家急躁的棒槌声此起彼伏，勤苦的主妇们忙着浆洗被褥，赶制冬衣。由于水汽太浓的缘故，她们舀出的米汤变得水一样没有黏度，飘满了小米粒大的蚂蚁，这使她们十分苦恼。
　　镇子的土路上覆着树叶，孩子们皱着眉头踢踢踏踏，焦灼不安。花子胡同口花坛里的花早谢了，花秆被谁连根拔去，做了炉子引火的烧柴。
　　这一天，偶得闲暇的几个女人不约而同地来到花坛那儿，在凉瑟瑟的街头闲聊。扯了很长时间。扯着扯着，这几个有心人忽然意识到，她们聚在一起站在那儿的原因实际上是为了一百二十三号，即使这样的天气和时节，她们对别人的好奇心也没有减弱。
　　确实如此，七天过去，她们始终没有看到那个黑漆大门打开。
　　一百二十三号新抹的白灰墙不知是由于白灰质量不好，还是当初的活计粗糙，总之院墙竟然发黄发霉了，而且还有大面积的剥落，露出了青黑色的旧墙砖。
　　好心肠的女人们自然会继续前些天的话题，对榆树镇这样一桩特殊的婚姻品头评足，她们侧着耳朵仔细捕捉那院子里的动静，认真的程度不亚于抱着猬亵心理站在新房窗下听房的小伙子。
　　一个小时后，她们意外地听到那座院子里传出喊声，那声音是罗云的，几个女人交换一下眼神，为了表示她们对此并无兴趣，她们开始谈论别的话题，以掩饰彼此探究别人隐私的恶癖。可她们的声音越来越小，终于停了下来，因为又有三声惨叫传了出来。
　　一定要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一个胆小的妇女拦住了过路的小个子王警察，机警果断的王警察带着疑惑和职业性的紧张被几个妇女怂恿着敲响了一百二十三号的黑漆大门。
　　这次事件的经过将由认真的小个子王警察写进单位的工作日志，这将是榆树镇有关罗云仅有的记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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