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来说，我已达到了目的。而阿兰，我从他那儿得到了这么多的恩惠，他该怎么办？而且还有谋杀案和格兰士的詹姆斯，这两件事我都在第二天早晨向阮克勒坦白了。大约六点钟的样子，我就在肖家大屋前来回走着，眼前只有田野和树林，这些都是我的先人留下的，现在它们属于我了。即使我谈着这些严肃的事件，在这片景色面前，我的眼睛里闪现的都是喜悦的光芒，内心充满了骄傲。
　　至于我对朋友的责任，律师没有一点疑虑。我必须冒任何风险帮助他离开这个国家，但是在詹姆斯的事情上他有不同的看法。
　　“汤姆生先生是一回事，”他说，“而汤姆生先生的亲属是另一回事，我不太了解事实。我猜测那位贵族，如果你愿意我们就称呼他为阿公爵①，对此有些关心，甚至可以认为有一点憎恨。毫无疑问阿公爵是位杰出的贵族，但是戴维先生，timeo qui nocuere deos＠，如果你想要阻碍他的复仇计划，你得记住有一种方法可以取消你的证人资格，那就是让你到被告席上。这样你就会和汤姆生先生的亲属一样麻烦了，你会反对说你是无辜的，那么他也是。你的这件死亡审判要是在高地陪审团面前，在一场高地争端中，上面坐着的是高地法官，到绞刑架上只不过是一个短暂过渡罢了。”
　　①　阿公爵：指阿吉尔公爵，坎贝尔族首领。
　　②　拉丁文：意为我怕那些冒犯上帝的人。
　　我也做过所有这些推理，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所以我只好简单明了地说：“这样的话，先生，那我只好被绞死了，是吗？”
　　“我亲爱的孩子，”他大声说，“以上帝的名义，做你认为正确的事。在我这个年龄让我建议你选择一条安全但耻辱的路走，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我抱歉地收回。去吧，履行你的职责吧。如果必须的话，就像个绅士一样上绞刑架，世上还有比上绞刑架更糟的事呢。”
　　“不太多吧，先生。”我笑着说。
　　“什么？是的，先生，”他大声说，“太多了。我们无须扯远了，如果你叔叔体面地在绞刑架上晃悠，也比现在好上十倍。”
　　然后他走进屋子，他的情绪仍然很热烈，因为我认为我让他非常满意。他给我写了两封信，一边写一边发表着意见。
　　“这是，”他说，“写给我的银行家，英国亚麻公司，以你的名字建一个信用户头。问一下汤姆生先生，他知道怎么做，而你有了这个户头，你就可以支配财产了，我相信你会好好用你的钱。但在你朋友，比如汤姆生先生的事中，你甚至可以挥霍一下。那么对于他的亲属的事，最好去找检察官，把你的故事告诉他，提供证词，他是否能相信就是另一回事了，要由阿公爵决定了。现在通过推荐，你可以去找检察官。我给你一封信，去找一个与你同姓的人，博学的皮尔瑞格的贝尔弗先生，一个我非常尊敬的人。把你介绍给一个与你同姓的人比较好一点，这位皮尔瑞格的地主在律师公会里非常受人尊敬，与检察官相处得很好。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不会拿一些具体的小事去麻烦他。你明白吗？我想也没必要谈及汤姆生先生。你要照着他的样子去做，这位地主对你来说是个好榜样。和检察官打交道时，务必小心，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愿上帝指引你，戴维先生。”
　　他道别后，和托兰斯出发回渡口了。阿兰和我转向爱丁堡，我们沿着人行道，靠着门柱和未完工的小屋走着，不住地回头望着我先祖的房子。它矗立在那儿，光秃秃、庞大、没有炊烟，像是没人居住的地方，只在顶层的一扇窗户里有一顶睡帽上下前后地摆动，就像洞穴里伸出来的兔子头。我来的时候没有受到欢迎，呆在那儿时没有受到善待，但至少我离开时是被关注的。
　　阿兰和我慢慢地上了路，既没心思说话，也没心思走路。同样的想法萦绕在两人的心头，那就是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了。回想起过去的日日夜夜，心中感到难过，我们确实谈了应该做什么，我们决定阿兰应该呆在这儿，有时在这儿等，有时在那儿等，但一天一次到一个特定的我能与他联络的地方和我本人或我的信使会面。同时我要找一个阿潘的斯图加特的律师，可以完全信赖的人，让他找一条船，安排阿兰安全上船。这件事一谈妥，我们好像又找不到话说了。尽管我可以用汤姆生的名字来与阿兰开玩笑，或者由他嘲笑我的新衣服和家产，大家都深切地感到我们的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我们沿着小路上了科斯托潘山，当我们走近一个叫安息感恩的地方时，我们俯视着科斯托潘沼泽、城市和山上的城堡，我们都停下了脚步，我们无须说话就知道到了分道扬镑的时候了。在这儿他又向我重复着我们谈妥的事：律师的地址、每天和他相见的时间、来找他的人发出的信号，然后我把身上的钱（阮克勒先生给的一两枚金币）给了阿兰，好让他不要饿死。我们站了一会儿，默默地看着爱丁堡。
　　“好吧，再见了。”阿兰说，伸出左手。
　　“再见。”我说，紧紧握住他的手，转身下了山。
　　我们都没有正视对方的脸，即使当他还在我视线范围内时，我也没有回头望一眼我即将离开的朋友。但当我走在进城的路上时，我感到茫然而孤独。我内心深处只想在堤坝旁坐下，像个孩子一样痛哭一场。
　　当我沿着西教区和草市场进入首府的街道时，已快到中午了。高楼大厦都是十到十五层楼，狭窄的拱形入口不断吐出行人，橱窗中的商品、喧哗和熙熙攘攘、难闻的气味、漂亮的衣服，上百种其他不值一提的细节使我进入一种昏沉沉的状态，使我惊讶。我在人流的裹胁下挤来挤去，而我一直想着的是在安息感恩处的阿兰。尽管你们会认为我置身于这些华服美食中一定会感觉快乐，可我一直深切地感到像做错了什么事一样而悔恨痛苦。
　　上帝之手牵着我游荡到了英国亚麻公司银行的大门口。
　　律师乌特森先生轮廓鲜明、面目粗犷，不苟言笑。他生性冷淡，话语不多，与人交谈时颇为腼腆，喜怒哀乐也很少流露出来。他身材高瘦，缺乏活力，枯燥无味，但仍有其可爱之处。如果碰上好友聚会，如果酒合他的口味，他的眼睛里也会流露出极富人情味的一面——这是人们从来没有从他的言谈中发现的一面，但这一面不仅可以从他饭后那些沉默的表情中看出，而且更明显地见于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这个人非常克己，独自一人时，只喝杜松子酒，过一过品尝陈年佳酿的瘾头。他也喜欢看戏，但他已经有二十年没有踏进任何一家剧院的大门了。不过，他对别人却是极为宽容，有时甚至带着几分羡慕来看待他人胡作非为时的快感。即使事情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对别人也总是帮助多于指责。“我比较赞同该隐的异端邪说，”他常常风趣地说，“我让我的弟兄们自己到魔鬼那里去报到。”有了这样的性格，他常常有幸成为那些每况愈下的人在这世上最后一个值得尊敬的朋友，并对这些人最后施展一点良好影响。这些人中任何一个只要来他府上登门造访，他都会一如既往地对待他们，态度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毫无疑问，对于乌特森先生来说，善待他人是一种非常容易的本领，因为他这个人特别不爱抛头露面，甚至就连他的友谊似乎也建立在一种善良的天性之上。谦虚的人的标志就是随遇而安，有什么现成的朋友圈子就依照什么圈子——而这也正是我们这位律师的做人原则。他的朋友不是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就是与他相识多年的熟人；而他与人的感情就像常青藤，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长月深，绝不是那种一夜之间就发展起来的事。因此，他与他的远房表亲、大名鼎鼎的理查德·恩费尔德之间的友谊，无疑也是这样形成的。他们俩如何看待对方？有什么相投的志趣？许多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据那些星期天碰到他俩一起散步的人说，他俩均默不作声，沉闷得出奇，每当碰到一个熟人，都会如释重负般地高声与人招呼。尽管如此，乌特森先生和恩费尔德仍然非常重视他们的散步，把它看作每周最宝贵的活动，不仅将其他娱乐活动推到一边，甚至会将手头的要事搁在一旁；就是为了能尽兴地享受这散步的乐趣。
　　就在这样一次散步时，他们碰巧走到了伦敦闹市区的一条小街上。居住在这里的人似乎个个日子都过得不错，而且人人似乎也都热切地希望能好上加好，所以家家户户都把多余的钱花在了装点门面上，弄得沿街两旁的店铺更加引人注目，宛如两排满脸堆笑的女店员。由于是星期天，它灿烂的一面罩上了一层面纱，街上行人相对较少；但即使是这样，这条街仍然与附近那些邋遢的街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犹如森林中的烈火一样光彩夺目。新油漆过的百叶窗、擦得闪亮的黄铜把手、一尘不染的街道、艳丽的色调，所有这一切不仅立刻能引起路人的注意，而且让人感到赏心悦目。
　　到了一个街角，顺左手向东拐，过去两个门面，一座院子打破了笔直成一条线的街道。这里竖立着一座样子极为难看的房子，山墙临街向外凸出。这房子为两层楼建筑，除了一楼有扇门外，整个山墙上没有任何窗户；二楼的墙面已经退色，就像是没长眼睛的额头。种种迹象表明，这地方己长久没有人照料了，所以才显得如此脏乱。门上既没有门铃也没有门环，漆皮已经起泡，肮脏不堪。流浪汉曾在这里过夜，还在门板上划燃过火柴；孩子们曾在台阶上摆过小摊；小学生们曾在门框的装饰木条上试过刀子。差不多有一二十年了，房子里从来没有人出来将这些不速之客赶走，也从来没有人维修那些遭到破坏的地方。
　　恩费尔德先生和乌特森律师在街道的另一边散步，当他们走到正对着这座房子大门的地方时，恩费尔德先生突然举起手杖指着那扇门问：
　　“你有没有注意过那扇门？”
　　听到律师说注意过，恩费尔德先生又说：“这扇门在我的记忆中总是和一件非常离奇古怪的事联系在一起。”
　　“是吗？”乌特森先生说，他的声音有些异样，“什么样的古怪事？”
　　“嗯，是这么回事，”恩费尔德答道，“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冬夜，凌晨三点左右，我刚从某个遥远的地方往家赶路。我回家的路线要穿过伦敦的一个区域，这地方除了路灯外什么也看不到。一条又一条的街道，两旁的人们都已进入了梦乡；一条又一条的街道上灯火通明，仿佛在准备迎接仪仗队的到来——然而街道上空旷得简直像座教堂。我一路向前走去，两耳倾听着周围的动静，到后来竟巴不得能见到一名警察。就在这时，我突然看到两个人影：一个是身材不高的男人，正蹬蹬蹬地快步向东走去；另一个是八九岁或十岁的女孩，正拼命从一条横街上跑过来。可想而知，这两个人自然会在街角撞在一起。接着便发生了可怕的事情：那个男人若无其事地踩着那孩子的身子走了过去，任凭她躺在地上尖叫。这件事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可当时那情景简直惨不忍睹。那家伙简直不是人，更像那该死的印度教神车①。我大喊一声，猛地冲了过去，一把抓住那男人的衣领，将他拉到了女孩的身旁。那女孩仍在惨叫，而她的周围已经围了一群人。那男人毫无表情，也没有作任何反抗，只是朝我看了一眼，可他那凶狠的目光吓得我立刻出了一身冷汗。那些闻声跑来的都是女孩的家人，不一会儿医生也赶来了，原来那女孩是被家里打发去请医生的。据医生说，那小女孩伤得倒是不重，只是被吓坏了。你大概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吧？可是没有，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怪事。我第一眼就非常憎恶那家伙，那女孩一家憎恨他也是可以理解的，可那医生居然也讨厌他，这就使我感到非常诧异了。那医生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行医者，说不上年纪多大，也没有什么特点，操一口爱丁堡口音，也像苏格兰风笛一样没有任何表情。怎么说呢？他的反应也和我们其他人一样，我见他每次朝那家伙望去时，都会感到一阵恶心，都会脸色发白，都会恨不得杀了那家伙。我知道他心中在想什么，就如同他也知道我心中在想什么一样。既然无法杀了那家伙，我们便退而求其次。我们告诉那家伙，我们可以也愿意拿这件事大做文章，叫他的名字从伦敦的这一头臭到那一头。如果他这个人有朋友也有信誉，我们可以立刻让这些丧失殆尽。我们一面这样威胁他，一面尽量不让女人们靠近他，因为那些女人一个个已经变得像妖婆一样疯狂。那家伙就站在中间，冷冷地摆出一副讥讽的神情。我看出他也很害怕，不过他表面上却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十足像那魔鬼撒旦。‘要是你们想拿这件事来敲我的竹杠，’他说，‘我自然是别无选择。任何绅士都不愿意丢人现眼，你们开个价吧。’嘿，我们逼着他给孩子家赔偿一百英镑。他显然不愿意付这么一大笔钱，但看到我们人多势众，而且个个都不怀好意，他最后只好同意了。接下来便是去取钱。你知道他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取钱吗？就是对面那道门！——他掏出一把钥匙，走了进去，不一会儿又走了出来，带着十镑金市和一张库茨银行见单即付的支票。支票上签有一个人的名字，但这个人的名字我不便说出来。虽然这也是我这段故事有趣的一个方面，但我至少可以这么说，在支票上签字的这个人鼎鼎有名，而且常常见报，支票上的数额固然不小，但那签名如果是真的，恐怕比那支票本身还要值钱。我冒昧地向那家伙指出，那支票恐怕是假的；并且说，在这个世界上，哪儿有什么人在凌晨四点钟闯进什么地窖，拿出来一张数目多达一百镑、而且上面有另一个人签字的支票来。但他对此似乎胸有成竹，带着嘲讽的口气说，‘你尽管放心，我和你们一直呆到银行开门，然后我亲自去兑换支票。’于是我们一起动身，那位医生、孩子的父亲、我们这位仁兄和我自己在我家熬到了天亮。第二天早晨，吃罢早饭后，我们一起去了银行。我亲自将支票递了进去，并说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那支票是伪造的。结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支票是货真价实的。”
　　①　印度教神车：每年例节载着印度教主神毗湿奴塑像游行时的巨车，善男信女多甘愿投身死于轮下，以求得永福。
　　“啧——啧！”乌特森先生说。“我看你的感觉和我一样，”恩费尔德先生说，“我真不愿讲这件事，因为那位仁兄是个真该下地狱的混蛋，任何人都不愿和他那种人打交道。那位签支票的人不仅家产万贯，而且声名显赫；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你们那些所谓的社会精英之一。依我看，那准是一起讹诈案：一个老实人不得不为自己年轻时干的某些蠢事付出代价。因此，我把那道门里的房子称作讹诈之家。即使说到这个分上，有些地方还是解释不清。”他补充说了这段话后便陷入了沉思。
　　但乌特森先生突如其来的一个问题又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了过来：“你知不知道签支票的人是否住在里面？”
　　“很有可能，不是吗？”恩费尔德先生答道，“不过我碰巧留意了一下他的住址，知道他住在某个广场。”
　　“你从来没有问过……那门里面住着什么人吗？”乌特森先生又问。
　　“没有，先生，我这个人比较知趣。”恩费尔德先生回答，“我倒是很想问个明白，但那样做多少有点像对人进行末日审判。你一旦刨根问底，就会像从山顶推下一块石头。你静静地坐在山顶，那块石头朝山下滚去，撞动别的石头；不一会儿，某个老实人——某个你根本没有想到的老实人——会在自家后院被石头击中脑袋，这一家就得改换主人。不，先生，我给自己订了条规矩：事情越怪，就越要少打听。”
　　“这规矩倒是不错。”律师说。
　　“不过我倒是研究了一下这房子，”恩费尔德先生接着说，“这根本不像幢房子。这里没有别的门，除了那位仁兄隔很长一段时间来一次外，那道门根本没有人进出。一楼没有窗户，二楼倒是有三个窗户正对着院子，虽然擦得很干净，但始终关得死死的。还有一个烟囱，通常都有烟冒出来，所以里面肯定住着人。不过这也很难说，因为院子周围的房子紧挨在一起，说不清一幢房子起于何处、止于何处。”
　　他们俩又默默地向前走了一会儿，乌特森突然开口道：“恩费尔德，你那条规矩真不错。”
　　“是啊，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恩费尔德说。
　　“不过话虽这么说，”律师接着说，“我还是想问你一个问题。我想同一下那个踩在孩子身上的家伙叫什么。”
　　“呃，”恩费尔德先生说，“我看告诉你也无妨，那家伙的名字叫海德。”
　　“那么，”乌特森先生又问，“他长得什么模样？”
　　“很难描述。他的相貌上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有些令人不快、甚至令人厌恶的成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让我如此讨厌的人，可我又说不出为什么要讨厌他。他肯定有什么地方畸形，因为他给人一种强烈的畸形感，但我无法说清是他身上的什么地方。他的相貌非常奇特，但我一下子确实说不上来他身上什么地方与众不同。不，先生，我实在是无能为力，怎么也描述不出来。这绝对不是我记忆力不好，因为我敢说他的形象此刻就浮现在我的面前。”
　　乌特森先生又默默地向前走了一截路，显然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之中。最后他问：“你能肯定他当时用了把钥匙？”
　　“我的好兄弟……”恩费尔德惊讶得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明白，”乌特森说，“我明白我这问题听上去一定很怪。事实是，我之所以不问你那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是因为我已经知道那是谁了。你听我说，理查德，你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如果有什么地方讲得不够精确的话，现在纠正一下还来得及。”
　　“难道这还要你提醒我吗？”恩费尔德带着几分恼怒答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像个老学究一样精确。那家伙的确有把钥匙，而且那钥匙现在还在他手中，因为我一星期前还看到他用那钥匙来开门。”
　　乌特森先生深深地叹了口气，但没有再吭声。不一会儿，年轻的恩费尔德又开了口：“这对喜欢多嘴多舌的我来说又是个教训，我真为我这管不住的嘴巴而感到惭愧。我们现在就说定，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
　　“我由衷地赞同，”律师说，“我们握手为定，理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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