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特斯同他的工人开战这件事轰动一时，但事情并非就此结束。履带拖拉机制造公司野蛮地强加于人的东西，在美国的大多数其他大企业里也照此办理，当然方法更巧妙。自从日本以及欧洲的竞争者涌入美国高价消费品市场，例如汽车和电子消遣品市场以来，美国经济也今非昔比。为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各公司只剩下一条战略还可以采取，这就是推行合理化进程和降低工资。“经营规模小型化”、“生产外移化”和“生产改组化”，这就是立即可用来同美国工人相抗衡的手段。其结果看来是必然要作出牺牲。自从大入侵后过了十年，美国现在有了“世界上最具生产效率的经济”。美国经济杂志《商业周刊》在1995年秋天曾下此断语。美国政府对此也欣喜若狂。1996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前举行的争取连任总统的选民集会上挥着拳头说，今日美国经济运行之“良好，是30年来从未见过的”。他强调指出，当时新工作岗位的提供远多于失业数，单是在他在职期间，据说就新增加将近1000万个就业机会，平均每月增加21万个。失业率为5．3％，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其他成员国都低。
　　确实，美国又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美国公民要为此付出痛苦的代价。因为世界上生产率最高和最富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低工资国家。美国的“环境优势”——这是德国人的习惯说法——今天不再归结为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卓越的科学家，而只在于廉价的劳动力。半数以上的居民在强制的竞争中陷入一场新的美国式的恶梦：处境不断下降，望不到尽头。在1995年，在全体男性职工中，有五分之四的人一个工作小时的实际收入比1973年减少七个百分点。这表明，20年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实际的生活水平下降了。
　　当年，黄金时期60年代的总统约翰·肯尼迪曾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描述预期的不断增长的大众福利：“水涨船自高。”但是，到了里根时代，自由化和非调控化浪潮造成了一种经济形式，使得对国民经济的上述比喻不再适用。固然，在1973年至1974年之间，美国人均社会总产值实际增长了整整三分之一，但与此同时，所有就业者（管理人员除外），也就是劳动人口中将近四分之三的人的平均工资总额下降了19个百分点，也就是下降到每周258美元或相当于380马克。而且，这还仅仅是统计上的平均值。对于收入金字塔中占三分之一的底层来说，工资的缩减更具戏剧性：在居民中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所得工资额甚至比20年前减少了25个百分点。
　　尽管如此，美国社会同以前相比整个说来并未变得更穷些。美国公民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这么多的财富和收入，只不过全部增长按统计只使得占金字塔上层的五分之一的人或大约200万个家庭受益。甚至在这一阶层的内部，收入的分配又进一步两极分化。这些家庭中的最富有的部分自1980年以来收入提高了一倍，而“最上层的一万户”，即百万富翁中的一半，今天拥有美国全部私有财产中的三分之一。显然，美国经济的这种彻底的变化，对大公司的高层经理人也是有利的：他们的一向很高的收入自1979年以来平均又净增了66Oh。在1980年，他们的收入大约就相当于他们的普通员工的40倍。今天，这一比例已达到1：120，其中包括例如消费品巨子海因茨公司的首脑安东尼，奥雷里的高额收入，此人每年收入规皿万美元，或每小时平均挣得近4万美元。
　　大部分上层人物过去和现在所以受到犒赏，是因为他们利用种种手段使劳动开支降了下来。生产服装、鞋子、玩具和电气设备的低技术工业部门所采取的办法是再简单不过了。这些部门的大部分生产已从“天赋之国”中消失。制造商变成了进口商，他们或者从亚洲购进货物，或者自己在国外设厂生产。世界市场的龙头企业如运动鞋生产厂家耐克公司或儿童玩具巨头马尔特耳公司如今已不再自行经营生产。它们只是同生产厂家订立生产合同，而且这种厂家不断变换，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波兰、墨西哥的厂家，甚至还有美国的厂家，就是说，谁的成本最便宜，就向谁订货。仅仅在墨西哥，美国各公司就招雇了近100万工人，而支付的只是饥饿工资，每天还不到五美元。那里根本不存在社会福利，如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等根本不为人所知。首先，对所谓“蓝领”工人，即那些没有技术的人和大宗生产厂家的流水线上的工人来说，情况是如此。据政治上中立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位经济学家约瑟夫·怀特回忆，在80年代，“没有一个工会干部在谈判桌上不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你们的会员提出过高的要求，那么他所干的活就会转移到墨西哥”。
　　尽管如此，美国的各家公司已不想再同工会打什么交道。总经理们已把他们的战略推行到所有的部门，通过这种战略，他们可以防止自己的职工提出任何利益要求。正是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本人发出了起跑信号，1980年他断然宣布，所有工会会员都要置于国家严格的安全监控之下。随后，政府和国会多次放宽劳动法，使得公司首脑和经理们可以以激进方式处理劳工事宜，而这是战后期间还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洛夫写道：人们完全可以说，美国的“资本家向他们的工人们宣布了一场阶级战争，并且他们战胜了他们的工人’。
　　使管理和生产的某些局部领域再分离出去，是公司领导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诸如在工资会计部门、计算机和建筑机械维修部门以及税款结算部门中工作的无数职工，纷纷收到解除雇工合同的通知。他们被告知，他们的工作将由一个下属机构接管。稍晚些时候，这类部门的工作人员又有许多人发现，他们只有接受无比低的薪金，不领取医疗保险金和养老保险金和几乎普遍允诺不在工作单位组织工会的条件下才会受雇。
　　另一个受欢迎的办法是把受雇人员变为独立工作者。上百万昔日的雇员现在以计算机专家、市场调研家或导购人员的身份完成着他们从前的工作。不过他们领取报酬是一事一结，或者按合同办事，并且是有需要才受雇，市场风险则自行承担。像这种表面独立的人员一样，临时工和租赁工的数字也急剧扩大了。随机生产是一种订货生产，它无须建立颇费钱的贮备仓库；在开展这种生产的同时，老板们还发明了一种随机工人，他们随叫随到，从而这种人简称为临时工。美国公民中有500万以上的人就是这样非自愿地在这种毫无保障的劳动状态下养活自己，有些人同时为两个或三个公司干活。可见，经理们有时是在本公司内部，有时是在公司外部拥有一批不费分文的机动力量以供支配，他们视市场景况随时利用这一力量。所以，美国今天最大的私人雇主已经不再是通用汽车公司、电话电报公司或IBM公司。临时工公司——劳力公司无可争辩地在雇工统计中占居首位。
　　这一转变几乎已席卷了整个劳工界。在1979年至1995年间，有4300万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其中多数人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工作。但是他们当中三分之二的人不得不满足于低得多的报酬和更糟糕的工作条件。从前的大企业有所收缩，劳动划分为许多空间上和法律上完全分立的单位。随着劳动组织的细分化，工会的组织基础也瓦解了，例如履带拖拉机制造公司就是如此。在1980年，全体员工中有20％是某一工会的会员，而今天这一数字为10％，就是说减少了一半。单是全美汽车、飞机和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就减少了50多万会员。
　　可见，在没有遇到任何反抗力量和不受国家监督的情况下，美国经济逐步贯彻了一条原则：“赢家通通吃杀”。这一原则现在已通行于整个美国社会。这是菲利普·库克和罗伯特·弗朗克这两位经济学家所概括出来的公式，目前大多数公司都照此行事。这样，一项长期适用的、不言自明的社会契约在事先没有发出警告的情况下就宣布废除。从前，IBM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或其他某个公司倘若业绩良好，它们所雇用的员工便同样受益。这种现象如今不复存在了。据布鲁金斯学会的威廉·迪肯斯估算，在80年代初，美国大多数大公司还把它们盈利的大约70％拿出来分配给员工。这些公司付给公司员工的数额，高于劳动市场上各类可比较的工种平均可得到的数额。同时，公司中盈利较好的部门通常会资助盈利较差的部门。整个公司可能是盈利的，但并不是每一部分都必然会达到盈利最大化。然而，放松调控的金融经济把这种社会优点变成了经营管理上的一个弱点。华尔街投资银行的聪明的金融据客们首先发现了这种“无效能”现象，并为80年代的投机者打开了天上乐园的大门。他们心怀叵测地靠信贷收购股份公司，然后化整为零地重新向市场抛售以谋取利益，同时却免除了一切可能避免的和费用过高的劳动力支出。这种削减雇工战略随电影《华尔街》的上演而风靡一时。在这部影片中，毫无人性的金融界据客戈登·格科靠牺牲全体员工把一家航空公司搞垮了。该片为好莱坞增了光，片中描绘的战略在全世界获得极大成功。
　　为了从这种居心不良的招法中逃生，大多数公司首脑立即行动起来着手改革，没有人可以幸免此难。例如，IBM公司甚至把从前公司自设车队的司机们改变为独立业主，并把公司经理的女秘书们的工作内容一分为二。各分部的工作人员一再获得新的出价，例如IBM公司在法国的分公司的14000名职工在1994年圣诞节前夕也面对了这种出价，他们面临这样的抉择：或者削减工资，或者2000名职工被解职。结果他们自愿放弃原薪金的十分之一。在1991年至1995年间，IBM公司把工资开支削减了三分之一，并解除了122000人的工作。同时，管理处对这种削减措施的执行者即五名理事也给予了补偿，给他们每人发放了与他们的薪金不挂勾的特殊津贴560万美元，以奖励他们的行动。不管是就IBM公司还是其他什么公司而言，所传达出的信息是一致的：只有“股东的利益”才是衡量企业成败的尺度。拿IBM公司来说，无论股票的行市还是红利，自1995年以来都打破了以往的纪录。这一情况说明，为什么那些能获得正常利润的企业的职工也随时要准备好被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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