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工作岗位减少和工资下降的当然不仅仅是财务经理们以及公司董事会，还有第三个当事人参与此事，这就是各国政府。一如既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大多数部长们和执政党派都相信，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应当受到足够的限制，这样，繁荣和新的就业机会就会自行到来。在这一主张的名义下，从东京到华盛顿，再到布鲁塞尔，一切尚由国家控制和以国家为界的独占垄断公司或寡占垄断公司逐渐消失。竞争就是一切，就业算不了什么。各国政府通过使邮政和电信事业，供电和供水事业，航空和铁路事业私有化，通过使这些服务事业在国际间的交易自由化，通过放松对包括技术和劳动保护在内的一切事务的调控，进一步激化了危机，而它们本来是为了对付这种危机才被投票选举出来的。
　　在美国和英国，这一矛盾现象早已一目了然。放松对美国航空运输事业的调控的始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出于安全和加强监控的原因，在70年代，一家由国家组建的卡特尔把各条航线分配给各家公司，竞争在当时成了一种例外。那时，各航空公司有足够的盈利，多半对它们的员工实行终身雇用制，当然，服务价格是相当高的。于是，谁时间充裕而货币不充裕，谁就去乘汽车或火车。里根政府把这一切倒了过来。服务价格急剧下跌，许多公司也垮台。无论航空公司还是飞机制造公司都成为极度不稳定的部门。大规模的减员，心怀叵测地加以接管并随后加以分割，空港陷入混乱状态，这一切就是接踵而来的后果。最终，只剩下六家举足轻重的公司。它们雇用的人员少于20年前，卖出的飞机却多于以往任何时期，这样一来，飞机的成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降低了。而且报酬优厚的工作岗位也永远地消失了。
　　80年代这一方针在西欧的管理层中曾博得一些热心的支持。不过，除在英国外，几乎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为此取得政治上的多数地位。倒是布鲁塞尔的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发展成了市场激进派的真正中心，其官员把欧洲绝大部分立法活动同依附于产业的咨询公司和院外集团紧密协调起来。几乎未经公开讨论，一切由国家控制的成分的私有化和非调控化便成为庞大的集团内市场规划的固定组成部分。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前委员彼得·施米特胡贝尔不无道理地把这称作“经济史上最大的非调控化计划”。“欧洲1992年”首先在私有经济中掀起一股巨大的集中浪潮，这一形势以丧失至少500万工作岗位为代价。再向前一步，就是欧洲联盟各国必须开放原来由国家保护的部门和垄断成分；为此，计划要进一步裁减人员。
　　在新的欧洲，也如同从前在美国一样，首当其冲的是航运部门。在起飞的1990年，欧洲联盟开放了跨越国界的全部空中交通。价格下落，随此所有的国家航空公司均遭败绩，只有事先已实行私有化的英国航空公司和汉莎航空公司是两个例外。首先是一些小的航空公司，其中包括意大利国际航空公司、澳大利亚航空公司、伊比利亚航空公司、比利时航空公司和瑞士航空公司，几乎不再具有竞争能力。在同公司员工的持续争执中，相继发生改组，这大多是在国家财政注入上百万货币的助力下进行的，但前景仍不妙，并且已裁减了43000个工作岗位。从1997年4月开始，务航空公司可以开辟欧盟各国的国内航线，例如英国航空公司开辟了汉堡至慕尼黑的航线。正如所预料的，这一新的提高效益的行动在各公司引起了第二次巨大的解在浪潮。单是在德国的汉莎航空公司中，五年内就将节省15亿马克的工资支出。除将裁减未详数目的员工外，汉莎航空公司的首脑于尔根·韦贝尔宣布冻结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和削减休假权利。这场争夺欧洲空中市场份额的斗争，结局只使得四五家大公司能够保存下来。
　　各国推行的这种削减工作岗位的计划，再加上同时存在的不断蔓延的失业现象，就造成了一种混乱的政治方针。同整个的计划比较起来，航空运输事业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实验。从1998年初开始，欧盟内部的整个贸易，包括电信服务在内，也实行开放，这对于投资者和资本雄厚的大公司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幸福天堂。从赫尔辛基到里斯本，以往的国有独占垄断企业都要为进行竞争做好准备，同对私营的国际联合公司也已披挂整齐准备向庞大的市场进行冲击，这个以亿万美元为容量的市场以两位数的增长率扩大着，并且为人们提供的年盈利率可望以40％的幅度向上增长，从而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归根到底这意味着什么呢？这里可以比较一下德国电信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情况作为例解来加以说明。美国的这家左右市场的公司，在1995年这个营业年，仅以77000名员工而获利54．9亿美元。德国公司的销售额大致相同，为470亿美元，经换算利润仅为35亿美元，但是却雇用了21万名员工，几乎等于美国公司员工数的三倍。索尼公司的前经理和今天德国电信公司经理罗恩·佐默尔同工会达成协议，在1998年前，首批六万名电话工人在给以赔偿和提前退休条件下下岗。为了保持电信公司的竞争能力，至2000年，还应减员十万人，这是战后德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大裁员。或许，这些工作岗位的一部分在德国电力和矿山联合股份公司和莱茵一威斯特伐里亚电站这两大电力公司实行竞争联合（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荚国电信公司也有合作关系）的条件下，又会重新形成，因为新的机构可以以自己原有的同供电线路一致的内部电话网为依托，并作为供电垄断企业拥有相当数量的人员储备，这些力量现在可以重新安排并能从中获利。此外，立法者向它们保证，它们可以以优惠价格使用电信分线网，并且首先可以集中力量发展获利的人口稠密地区的事业，因为后者可以使用较少的人力。
　　政府机关的后令人物当然不想再亲自决定扩大失业人数。联邦政府自1996年11月起在全世界各大交易所出售电信公司的大部分债券。稍后其余部分被一些大基金公司的追逐红利者买走。类似这样的事情又在整个欧洲重复上演，并且不可避免地使欧洲联盟各国的失业率达到新的高度。正当欧洲各电信公司为对付未来的竞争者而进行准备之际，政界又使下一轮的自由化出台。
　　1996年春，美国国会决定开放直到那时为止在美国还受保护的地方电信市场。三家跨地区的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MCI公司和Sprint公司将同此前的七家地区性垄断公司展开全方位竞争。每次总是两家地区性公司一瞬间就联合为一个更大的单位，同时员工被裁减。连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也宣布要进一步削减四万个工作岗位。甚至英国电信公司也要采取重大步骤，进一步削减人员以增加利润。虽然在1984年实行私有化之初，该公司已削减113000人，就是说裁减了原来员工中几乎一半的人，但是到2000年，计划还要削减36000入。可见，英国人和美国人准备开展一杨全世界规模的总体竞争，政界已为此开辟了道路。从1995年秋开始，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日内瓦总部内，各国代表团便就电信领域的一项世界性贸易协定的细节进行磋商。这项协定一旦生效，——各大公司院外活动集团正在为此而奔走——，“全世界就将只剩下四家或五家巨霸公司”，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行业研究家埃利·诺阿姆教授曾作此预言。
　　实际上，华盛顿、布鲁塞尔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首都的市场信徒们，并不是只放松一下电信事业方面的调控就算了事了。按照欧盟委员会的设想，从2001年开始，该轮到邮政事业的改革了，而这又牵涉到欧洲180万邮政员工。电力事业方面的垄断现象也要取消。继美国人之后，德国联邦政府也想单独采取行动，要这样做的还有美国的一些州。
　　如果欧洲的政治家们对他们一再作出的保证能认真对待，确实把失业当作他们最关心的事情，那他们就会明白，他们的做法纯属发疯。他们还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吗？毫无疑问，他们自认为是有理由的。1996年初罗恩·佐默尔的经验就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一年的元旦，这位电信事业统帅改变了付费结构，长途通话变便宜了，本地通话则加了价。为了让德国电信公司做好准备参与竞争和股票上市流通，这一措施只能认为是合理的。在竞争中，那些多半是私人性质的近距离通话，却要由跨地区的更频繁的业务性通话客户来弥补其费用，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新的竞争对手首先想要通过降低长途通话费用来招揽大客户。佐默尔必须让公司为此做好准备。可是，新的价目表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德国的马路新闻报刊和政界就密切配合在民众中掀起一场对恶劣的电信公司的愤怒指责，结果公司不得不向靠电话消磨时间的孤独老奶奶们让步，并为富有的业务用户打折扣。联邦议会各政党的制订经济政策的人们，昨天曾批准新的价目表，今天却要求为亲戚朋友之间的通话收取社会福利价格。这些人当中为首的，就是来自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的邮政部长沃尔冈·特奇。佐默尔只能抱怨一番，说什么这套民粹主义“简直令人愤慨”。
　　在愤怒和虚伪之间的这种政治上的舞蹈，不只是荒谬的，它还证明，执政者中的大多数人对经济政策上的世界性计划的结果看不大清楚，而他们却要以此为基础来立法。欧盟委员会有关事务的主管委员卡勒尔·万·米尔茨曾就竞争问题保证说：“对一些原本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实行自由化，这样的决策决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只是一种为适应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所采取的顺乎自然的步骤的另一说法。”只不过，万·米尔茨所选择的用语恰好透露了那种早已不是秘密的意识形态。每当政治家们在分配国有财产、税额和经济上的实惠时，也总是说要顺乎自然，这时，这种意识形态不是昭然若揭了吗？那些有关利益的代表者，如迪尔克·胡迪格，倒是直率得多。此人曾为英国实业公司在布鲁塞尔大搞院外活动。他抱怨说：“欧洲的各种公共服务的令人自豪的价格，乃是国有企业降低效益的果实，它们与其说是为客户服务，不如说是为它们自己的员工服务。如果欧洲要具备竞争能力，这种效益低下的包袱就不应当由社会的有生产效益的部门来长期负担。”
　　这乍一听来似乎是有道理的。为电话、运输、供电或业务性出差付出更高的费用，这在全球性竞争中是欧洲经济的一个弱点。私人消费者同样要向垄断公司付出过高的价格，并且常常被令人难以置信的服务弄得不快。毫无疑问，大多数相关的部门，用技术上的最佳值来衡量，是效能低下的。但是在危机时期，它们提供了大量有保证的工作岗位。本来，上百万的居民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或者说正在为自己的工作和子女们的前途担心，所以这时再实行非调控化，就会引发政治动乱。但是，大多数政府仍坚持这种做法，因为它们身边的专家们对新自由主义理论深信不疑，并作出这样的保证：降低成本会促使高新技术服务部门创造出新的更好的工作。
　　但是，这样的奇迹一直没有出现。甚至一再发誓要创出奇迹的交通工具生产部门也没有什么两样，而本来电信事业的私有化据说已为这类部门的有成就的发展拓宽了道路。人们预言将出现多媒体热，这种多媒体将借助于廉价的网络信息高速公路而大展宏图。可是这种多媒体计划首先又只能是一种排挤员工的计划。顾客的旅行付费、现金存取和各种购买越是能方便地通过在线服务办理，银行、保险公司、旅游社和零售业所提供的工作岗位就变得越少。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损失在开展电子数据处理服务的条件下哪怕会近似地得到补偿，而通过这种服务系统的程序和电脑可以在导线上把未来世界组织起来。在未来的多媒体工业的少数劳动密集型部分中，如影像制品部门和娱乐部门中，可惜德国和欧洲在全球是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这就是德意志银行的一家下属单位罗兰德·贝格尔管理咨询公司所得出的结论。因此，关于我们已经启航驶向信息时代，希望政界最好不要再说那么多的错话。
　　可见，非调控化战略已把效益梦想强调过了头，反过来推向自我毁灭。尽管如此，世界经济的一些权威机构，不管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已发出信息，要继续推进全球的一体化。当然，这些机构的乐观估计由于高度发达国家中种种问题日趋尖锐化而遇到麻烦。但是一些专家们却异口同声地开导人们说，无边界的市场至少为第三世界开辟了一条摆脱贫穷和落后的道路。例如，基尔经济研究所，德国新自由主义的这座科学堡垒的两位研究人员埃里希·贡德拉赫和彼得·努南卡姆普曾这样写道：“全球一体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好的机遇，使它们在经济上向工业国家靠拢。”《法兰克福总汇报》，为资本争取自由的这个报界急先锋则论证说，只有“通过全球一体化，才能使全世界另外的60亿居民分享已取得的种种成果，而直到80年代为止，还只有老牌工业国家的6亿人才能享受到这种成果。”这是一个有力的论据，但是还能言中吗？北方的福利的丧失，真的能造福于南方的贫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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