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产基地和公正合理的全球化的神话
　　他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双手握合在两腿之间，紧抿着双唇。墨西哥人赫苏斯·冈萨雷斯恐怕从未想到过他会落到这步天地。他曾苦干多年才取得了电工资格，终于在蓬勃发展的机动车辆工业中找到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按时领取工资，并且似乎是有保障的。他的工厂为墨西哥的摩托车和拖拉机安装减震器，那里原来一切运转正常。但是后来一切都崩溃了，首先是货币，然后是贸易，最后是国民经济。他的公司倒闭了。现在这位30岁的拖家带口的父亲在墨西哥城中心喧闹的圣何塞大街的人行道上打发日子。他坐在一个白铁皮制的手工工具箱上，在一块硬纸板上以潦草的字迹为自己打出“电工”的广告，希望能接点零活儿干。他不再指望会有好日子。他说，这场危机“持续的时间将比我们料想的要长得多”。
　　赫苏斯·冈萨雷斯的命运1996年在墨西哥属于正常情况。在处于就业年龄的墨西哥人中，有半数人或者没有工作，或者是在影子经济中打零工。一年半以来，按居民人均计算的经济效率下降。政治动乱、罢工和农民起义震撼着这个国家。而政府及其美国顾问们曾经计划过的事情则完全不同。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三位不同的总统顺从地遵循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的建议。他们使绝大部分国有工业企业私有化，为外国投资者清除障碍，降低进口关税并使这个国家向国际金融体系开放。1993年墨西哥同美国和加拿大甚至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借助于该协定，这个国家将在十年内完全与北美市场融为一体。新自由党人国际联合会找到了一个模范学生。199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终于接纳墨西哥加入这个富国俱乐部，以此作为对墨西哥人的这条被误认为可以作为榜样的路线的奖励。
　　乍看上去这个计划似乎运转正常。许多跨国康采恩开办或者扩建了生产企业。出口每年增长6％、1982年还使该国陷入危机的国家预算中的外债在减少。此外，墨西哥还第一次经历了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有购买力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他们创办新的企业并且缴纳税款。但是从这一奇迹中获益的事实上只是少数经济部门和一小部分居民。化学、电子和汽车行业中新的、生机勃勃的新兴工业高度依赖进口，只提供了比较少的新工作岗位。从前国有的大工业落到了几个大股东手里。仅仅25家控股公司就控制了一个生产着一半国民总产值的公司帝国。与此同时，迅速向美国开放使重要的民族经济部门遭受到美国的竞争。进口浪潮淹没了这个国家，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工业屈服了。单是在机器制造业中，就有半数企业不得不关闭，在此前一向稳定的纺织行业情况也是如此。实际的经济增长降到了人口增长率以下。被大力推行的农业资本化本该促进出口并帮助抵御强大的美国竞争者，但是它却产生了灾难性的结果。数百万墨西哥农业工人因采用机器而失去了工作，流入本来就已过分拥挤的城市。自1988年以来，进口的增长比出口的增长快4倍，使贸易逆差不断增加，1994年达到的数额相当于所有其他拉美国家贸易逆差的总和。然而此时墨西哥的发展战略已不能退回去了。为了取悦于选民和使进口货价格便宜，政府以最高利率促使本国货币升值。此举不仅扼杀了国内经济，而且还将美国投资信托基金500多亿美元的短期投资引进了这个国家。到1994年12月，不可避免的后果产生了：靠借贷维持的繁荣土崩瓦解，比索贬值势在必行。由于害怕受骗的美国投资者发怒以及害怕引发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华盛顿的财政部长鲁宾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提供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紧急贷款（参见本书第三章　：负有限责任的专制）。这虽然拯救了外国投资者，然而却使墨西哥陷入了一场经济灾难。为了重新赢得国际市场的信任，埃内斯托·塞迪略总统命令他的国家继续实行休克疗法。实际上高于20％的年利率和政府开支的大幅度缩减引发了6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短短几个月里有15000家企业倒闭，300万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居民的购买力缩小了至少三分之一。
　　在进行了十年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之后，这个位于格兰德河以南拥有上亿人口的国家此时的处境比从前更糟。从南方萨帕塔人的农民游击战到无法偿还急剧蹿升的贷款利息的大约100万有组织的中产阶级人士，各种各样的抗议运动在动摇着这个国家。女社会科学家和地域学专家安妮·胡夫施米特评价说，墨西哥仍然是一个门槛国家，不过它不是正要跨入富裕地区，而是“正处在迈向无政府状态和内战的门槛旁”。
　　因此总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场冒险，其结果即使对于北方强大的邻国来说也是消极的。当美国的装配厂最初迁移到南方的时候，克林顿政府还可以论证说，在美国的出口工业中，向墨西哥不断增加的商品输出在美国本土创造了25万个新工作岗位。但是随着经济的衰退，墨西哥人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也衰退了，1994年美国对墨西哥的贸易顺差变成了逆差。美国本土预期要增加的工作岗位成了泡影，反之，所有那些因在墨西哥使用廉价劳动力而降低了工资成本的公司的赢利却增加了。比索贬值使许多美国康采恩，此外也使许多德国的和亚洲的汽车和电子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甚至还捞到了额外的好处。这些公司中的工作岗位为许多墨西哥家庭提供了生存基础，但是它们弥补不了国内经济的崩溃所造成的损失。因此墨西哥难民的人数再次上升，他们非法地并且常常是在冒险的情况下渡过格兰德河，进入美国寻找活下去的机会，尽管同墨西哥缔结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严格地阻止这种迁移。
　　因此墨西哥的经验揭示出，指望通过完全的市场实现富强奇迹是天真的幻想。一个欠发达的国家如果不目标明确地促进工业发展并通过关税壁垒来保护自己，无论什么时候它试图与来自西方发达工业国的占压倒优势的竞争者较量，失败都是可以预见的：自由贸易仅仅意味着实现强者的权利——不仅是在中美洲。
　　欧洲的墨西哥是土耳其。由于希望迅速推进现代化，安卡拉政府与欧洲联盟缔结了一项关于建立关税联盟的协议，该协议于1996年初生效。土耳其的工业家们期望通过这个协议把更多的产品出口到欧盟。然而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现代化崇尚者同墨西哥人一样，低估了开放给他们自己的市场带来的后果。自从世界各地的商品可以按欧盟的条件输入到土耳其以来，外国的廉价产品成了畅销货。半年之内土耳其的对外贸易结算表上就出现了巨额赤字。虽然出口增加了10％，但是进口却增加了30％。出于对其受到威胁的外汇储备的担忧，伊斯兰繁荣党领导的新政府立即开征6％的进口税。但是按照与欧盟缔结的关税协议，这样的保护措施只允许实行200天。土耳其困在陷阱里了。
　　这再一次证明，满怀希望而资本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无防护地融入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其遭受的损失大于得到的利益。这一认识当然绝不是什么新发现。与迷信市场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不同，南半球较贫穷国家的许多执政者早在许多年前就懂得了这一点，并且为自己的国家开辟出一条更加明智得多的走向富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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