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亚洲奇迹也有其阴暗面：与经济繁荣携手同行的是腐败、政治压迫、可怕的环境破坏，以及对无法律保护的职工（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常常是毫无节制的剥削。例如耐克：这种昂贵的运动鞋在欧洲和美国售价达150美元，在印度尼西亚，有大约12万男女工人在这家康采恩的联营企业中缝制和冲压这种鞋，他们的日工资还不到3美元。这即使对印度尼西亚的国情而言也是不足以糊口的工资，但是它却符合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个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该国8000万劳动力中半数以上的工人。为了保持这一优势，30年来一直执政的独裁者苏哈托的军政府把一切工人抗议活动都扼杀在萌芽状态。例如，当印尼西冷市22岁的耐克鞋厂工人通里斯·西图莫朗于1995年秋动员他的同事们罢工的时候，当地的军人立即把他关进厂区内的一个储藏室囚禁了7天，并且审讯了他一昼夜。他后来总算获释，只是失去了他的工作。而其他一些人，如两位全国知名的工会女会员苏吉亚蒂和马尔西纳，则为自己的勇敢献出了生命。人们在她们试图组织里工的工厂的废料堆里，发现了她们被严刑拷打摧残得血肉们的护照。
　　在中国，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借助中外合资企业确保自己参与这个中央帝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爆炸式的发展，目前这种中外合资企业已经超过15万家，其中许多企业甚至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待自己的工人。在100多万女工中，有许多人不得不在她们的工作台前从事缝纫、冲压或者包装工作每天长达15个小时，需要时甚至更长。一家地方报纸写道，“人们被迫像机器一样工作”。女工们进厂时常常不得不缴纳数额相当于好几个月工资的抵押金，如果她们违背企业主管的意愿离开公司，她们就拿不回这笔抵押金。夜里她们被圈在拥挤不堪的宿舍里，宿舍门通常被锁上，一旦发生火灾这里就变成了死亡陷阱。甚至连北京中央政府都承认，劳动保护法被置若罔闻，1993年仅6个月之内就发生了11000多起工伤死亡事故和28000多起火灾。而与此同时，当局却以中国工人阶级的名义禁止任何抵抗，尤其是在为外国技资者设立的经济特区内。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1996年6月报告说，“凡是抱怨或者试图建立工会的人，通常立即被判处关3年劳动营，目前有几百名工会会员正在坐牢”。
　　面对东亚国家进军抢占世界市场份额的这种——按西方国家的标准——不可接受的做法，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却持令人吃惊的克制态度。西欧国家的政府首脑们最近一次表演对问题故意视而不见是在1996年3月初，当时他们正在曼谷与8个居领先地位的亚洲国家的政府首脑为促进相互间的经济关系而举行会晤。当演讲人一个接一个地在会议中心呼吁各国相互理解的时候，100多个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一个与之相对抗的代表会议上抗议亚洲工厂中非人的劳动条件。与此同时，五万多名泰国人在自己的政府首脑的驻地前建起一片帐篷营地举行示威，反对本国不断增长的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但是在公开场合，任何一位欧洲贵宾对此都未置一词，相反，德国总理同英国首相一样，宁愿在幕后的会谈中热心地为那些仍在使用德国的或英国的名义的康采恩争取大宗订货。与此同时，戴姆勒一奔驰公司董事长于尔根·施伦普通过传媒宣称，德国必须准备“向亚洲学习”，而德国工商业代表大会则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其中赞扬了印度尼西亚专制制度的“政治稳定”和“特别好的投资条件”。
　　这一类蠢话传递着一个后果严重的信息：只要有利于世界经济，环境和健康保护、民主和人权都应该放弃。对此，国际工会组织工会咨询委员会，即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雇员代表机构的秘书长约翰·埃文斯告诫人们，“我们绝不能容许把独裁政权视为取得经济成功的必要前提。”“只有在民主政体中才能够对收益的分配进行争论。”因此同世界各国的绝大多数工会会员一样，埃文斯很久以来一直坚决主张，以对有关国家实行贸易制裁来惩罚违反人权和环境标准的行为。
　　借助工会支持当选的比尔·克林顿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形式上甚至也接受了这一要求。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结束时，美国代表主张把一个社会附加条款和一个环境附加条款列入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据此，那些可以证实是在违反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最低标准的条件下生产其出口产品的国家，应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被起诉，必要时应处以惩罚性关税。然而，反对上述附加条款的木仅是那些有可能受到指控的国家。它们的反对本来应该是可以被克服的，因为由于新协定排除了许多从前的保护性关税和贸易障碍，这些国家不得不由于新协定而失去许多。这项动议首先是由于欧盟国家而遭到失败的，欧盟各国——除了法国以外——全都对这项动仪表示反对。该计划尤其在德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那里遭到了严厉的拒绝，正如法国报纸他界报《外交月刊》尖刻的评论那样，在这些国家，“人们相信自由贸易就像孩子们相信圣诞老人一样”。因此，尽管谈判总计延续了7年多的时间，人们最终未能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施一项全世界适用的贸易法规。
　　尽管如此，反对人们所要求的遵守最低标准，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主要标准，如禁止使用童工和强制劳动、禁止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以及保障工会自由等等，本来就是几乎所有国家都早已批准的那些联合国公约的组成部分。以贸易制裁相威胁只不过是要赋予这些已生效的条约以强制手段罢了。与此相反，持异议者如德国联邦经济部长京特。雷克斯罗特或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鲁杰罗却宣称，如果在世界贸易中实施社会规则，“新贸易保护主义就有可能通过后门溜进来”。富裕国家就可以在社会问题的借口下设法摆脱来自南方国家的廉价品的竞争。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日内瓦谈判中也以同样的理由论证道，如果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列入社会附加条款，只会再次拒绝让南方的穷人分享富裕。
　　但是这一论据充其量只具有宣传的价值，出自欧洲政治家之口则近乎伪善。当事关有影响的联合会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的时候，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各国政府是不会在其贸易政策方面持矜持态度的。只要欧洲的企业还没有及时在低工资地区为自己搞到一块生产基地，该委员会迄今为止一直是根据提出起诉的行业联合会的申请征收严厉的反倾销关税，特别是对来自亚洲的进口商品。从中国产的滚珠轴承到韩国产的摄像机，直到俄国产的基本化学药品，布鲁塞尔的贸易监管者们在世界贸易组织缔约后仍对100多种产品实行这种惩罚性关税，其令人难以相信的理由是，供货商为了不正当地赢得市场份额，以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出售商品。与此相比，实施社会的和生态的最低标准绝不是什么原则上的新东西，它所涉及的只是公平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或深受环境污染之苦的居民。那里的执政者们断言，工会自由或者禁止使用童工将会使穷人更穷，这是十足的谎言。情况恰恰相反，如果说他们的贸易收益将会受到威胁的话，那么这恰恰是因为这些南方非民主的精英们最终将被迫让更广泛的居民阶层分享本国的经济成就。此外，如果把确认违反人权行为的工作委托给联合国组织的有关主管机构去做，那就能轻而易举地防止人们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社会附加条款的基础上保护主义地滥用进口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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