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喜欢来槟榔屿已经很久了。海洋性气候和肥沃的土地上个世纪就引来了美国殖民者，他们在泰国一马来西亚的西海岸前方的这个岛屿上建立了一个据点。该岛首府乔治市今天也仍然繁华热闹。不过吸引外国人的已不再是种植园的热带水果贸易或旅游观光胜地。来自日本、欧洲和美国的浅色皮肤的客人们仍然还是在机场到港大厅的随机行李输送带旁挤作一团。槟榔屿的新魅力在于它的工业区。得克萨斯仪表公司、日立、英特尔、西盖特和体利特·帕卡德等大公司都以巨大的招牌表明，没有一家大电子康采恩能允许这里没有自己的工厂。马来西亚太自豪地把这个他们从前当作浴场的岛屿称作“硅岛”，岛上的工厂使这个东南亚国家上升为世界最大的半导体产品出口国，并且已经为30万人提供了工作。
　　槟榔屿只是这个从前的农业国25年来所经历的这场经济革命的许多令人惊讶的标志之一。马来西亚早已不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从1970年以来，国民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8％，工业生产的增长甚至超过10％。工业中的就业者今天已不再是只占全体就业者的5％，而是占到了25％，工业生产的产值已占到整个经济总产值的1／3。从1987年到1995年，这个2000万人口的国家的人均收入翻了一番，达到一年4000美元。如果政府的计划顺利实现的话，到2020年，人均收入将再增加4倍，从而达到美国的水平。
　　正在引人注目地赶超上来跨入富裕地区行列的不仅仅是马来西亚。南朝鲜、台湾、新加坡和香港早就被称作亚洲“虎”，早在五至十年以前就已经达到了马来西亚现在的水平。泰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南方地区最终也逐个起飞，以取得完全类似的成就而被称作“龙”。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工业家们都赞扬亚洲的经济奇迹，称赞它可以作为榜样，认为它生动地证明了存在着一条摆脱贫困和不发达状态的市场经济的出路。然而，亚洲的繁荣与绝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很少共同之处。远东的这些新兴国家和地区无例外地奉行一种在西方简直是禁忌的战略：在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上实行强有力的国家干预。从雅加达到北京，这些在国家的领导下从事建设的龙扩充了各式各样的手段，用这些手段把发展置于控制之下，而不是如墨西哥再次经历的那样，像羊一样被人牵上国际竞争的屠宰凳。对它们来说，融入世界市场不是目的，而只是它们——小心谨慎和深思熟虑地——利用的一个手段。
　　在所有亚洲新兴国家，经济对外国开放都遵循日本人所发明的那种航空母舰原则。在所有那些计划者认为本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实力太弱和打算保护就业的经济部门，以高进口关税和各种技术规定阻碍进口。相反，当局和政府以一切手段，从减免税直到免费提供基础设施，促进出口产品的生产。这一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操纵汇率。所有亚洲国家都模仿日本的榜样，借助于货币发行银行的货币出售，人为地使本国货币的对外价值保持在低于其国内实际购买力的水平上。因此，尽管东南亚的平均工资按其购买力测算至少相当于欧洲水平的八分之一，但是按汇率计算，其价值仅为西欧的四十分之一。
　　不仅金融市场上短期的资本流动受亚洲的经济发展专家们的干预，而且跨国康采恩的直接投资也要承担明确规定的义务。例如，马来西亚有计划地组织本国的国有公司和私人公司参加康采恩的分公司。这就确保了有越来越多的本地雇员掌握适应世界市场需要的专有技术。此外，为了提高本国居民的整体技能水平，所有国家都把很大的一部分国家预算用来投资建设一个有效率的教育体系。
　　如果这还不够，就用关于许可证和专利权的附加协议来保证技术转让。此外，关于本国生产者在为世界市场的生产中应占有多少份额的规定，考虑到了要使足够的出口利润留在国内并流入本国企业的建设。在这方面，马来西亚最成功的汽车是质子牌汽车，它虽然是与三菱公司合资生产的，但是70％的零部件是在国内制造的。不顾经合组织国家的汽车康采恩的徒劳的抗议，印度尼西亚也同两家韩国汽车公司一起奉行同样的战略。所有这些措施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标：政府在经济上保持独立自主，并保证无论是本国资本还是外国资本，都去完成政治上既定的目标。谁不合作，谁就滚蛋。
　　成功证明亚洲的经济计划者们是正确的。几乎所有东亚新兴国家在当初起飞的时候，都是像墨西哥那样充当单纯的原料或零配件供应者，起着跨国康采恩的延长的工作台的作用。但是政府主管部门中的领导者们从未忽视过保护和发展自己的国内经济，他们只不过是用康采恩分公司的出口来为本国经济筹集资金。他们逐渐创立了本国的半国有半私有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现在甚至已跃身于世界市场。不仅韩国有其势力强大的、被称作“财团”的企业综合集团，如现代集团或者三星集团，它们把从汽车、电子计算机到船舶的多个生产部门同时组合在一个康采恩内。就连其居民人口只有2000万人的较小的马来西亚。也已拥有6个跨国公司。其中最大的西姆·达比公司在21个国家中没有200多家子公司，拥有5万名雇员。它的股本价值已经超过了譬如亚洲名列前茅的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
　　因此，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绝非是遵循着一个唯一的、普遍适用的原则。当老牌的富裕国家鼓吹国家减少对经济的干预，给市场力量以越来越大的活动空间的时候，新兴国家却反其道而行之。同一批康采恩战略家，他们在美国或德国直言不讳地拒绝国家对其投资决策的任何干预，而在亚洲却心甘情愿地让数以十亿计的投资屈从于国家官僚们规定的条件，这些官僚们理直气壮地把他们的工作称作中央经济计划。在两位数的增长率中获取的利润，打消了一切意识形态方面的保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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