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没落和国家主权的未来
　　“把各个国家组织起来，这在欧洲只是犯罪和资本主义。”
　　——库尔特·图希尔斯基（1927年）
　　“如果企业把全部资金投到了国外，人们就会说这是严重的情况。”
　　——库尔特·图希尔斯基（193年）
　　富裕的马尔丁变得贫穷了。1996年3月初，250名税务检查员在法兰克福中央商业银行搜查了国外部和税务部的能说明有犯罪嫌疑的文件，这使这个德国第四大银行的头头大为恼火。这位总经理认为，他，马尔丁·科尔蒙森，世界级银行巨子之一，以及他的银行，德国经济中人们趋之若鹜的机构之一，都成了国家组织的阴谋的牺牲品。他在写给银行全体同事的报告中认为，这一次搜查是“有目的地针对我们银行，针对我们的客户和我们所采取的行动”。他十分伤心地说，董事会成员中没有一个人“违反规定法律。我们的银行无可指责”。“我们都被不公正地指责为犯了罪。”
　　科尔豪森深知此事之底细。在他正式说明情况以安抚银行公关部的同一天，他的两个董事会伙伴克劳斯·帕蒂克和诺尔贝克·凯斯贝克给负责这方面事务的法兰克福第三财政局写了一封信，他们在信中承认严重地违反了税法，以求避免可能受到的惩罚。这两个银行家承认，向税务机构提出的纳税申报表包含着“木真实的东西”。“本不应该要求驻外机构修改产值以致影响到了纳税。”他们在信中说：银行多次以国外子公司的亏损抵消德国母公司的盈利。这样就缩小了国内盈利，从而减轻了税负。不久之后，《拥镜》杂志引用检查员的话报道说，银行的这种做法太过分了，这种转移亏损的做法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拥镜》杂志报道说，自1984年以来，银行递交错误的纳税申报表已有10年之久。这样，商业银行负责税务的负责人仅在1988年一年就把它的机构的应纳税的盈利少算37亿马克。几年来，财政总共损失35亿马克收入。
　　黑森州的税务检查员首次以具体的、确实的例证向公众说明了知情人和财政官员多年前就已经透露的情况：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各跨国企业在税法的灰色领域中进行活动，在这一领域中，对收入的征税额轻而易举地可以降低到最低限度。财政当局在德国的这一主要银行城市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搜查活动，这是两年多来财政当局对德国公民和公司到国外逃税活动进行打击的最大举措。在非常有名的40多家分行如德累斯顿银行、巴伐利亚抵押银行和票据银行、美国的梅里尔·林奇公司中，财政当局没收了成千上万的有嫌疑的客户的存款存根，因为他们为了逃税而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转移到了卢森堡、利希膛斯泰因等其他地方。有许多观察者由此认为，财政当局对由银行组织的有产者的逃税行为采取不闻不问态度的时代最终已经过去了。甚至赫尔穆特·科尔面对调查报告也露出了他的“苦笑”，他说，一个把逃税行为只看作无所谓的小事的国家，“就已经失去了它的前途”。
　　总理对危险的估计是正确的，确实没有任何理由持乐观态度。尽管财政当局经常进行艰苦的检查和调查工作，但是在为征收财产收益税和企业收益税而进行的这一场已持续多年的隐蔽斗争中未必就能取得胜利。因为只有不了解内情的私人或特别莽撞的经理才采取非法的方法逃避财产收益税和利息收益税。经营好的康采恩和资产管理机构没有必要这样做。在跨国金融市场的丛林中也可以随心所欲地降低税负，必要时可降到低于10％。
　　“你们从我们这里再也得不到什么！”
　　德国的大企业早就用事实表明了这句话的意思。例如德国盈利最高的汽车企业宝马公司1988年还向德国财政机构交了5．45亿马克。4年之后却只交了这一数额的6％，即3100万马克。在随后的一年中，宝马公司——尽管总的利润增加和股息不变——甚至在国内出现了亏损，并从财政机构得到了3200万马克。宝马公司的负责金融事务的董事福尔凯·多贝尔弗尔德坦率地说：“我们力图把要花钱的事放到税收最高的地方去办，而这个地方就是在国内”。专家们估计，在1989－1993年期间，康采恩以这种方式向国家少交了5亿马克税金。
　　西门子电器电子公司也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把它的康采恩总部迁到了国外。德国财政从1994－1995年营业年度的21亿马克盈利中得到的甚至还不到1亿马克，而1996年，西门子一文钱也没有支付。在戴姆勒一奔驰汽车公司1994年度营业报告中也只是简单地说，收益税“主要是在国外”产生。甚至商业银行家科尔豪森在1996年3月末也证明，他的税务专家在此期间也学会了如何合法地减轻税负。但是，他在检查员进入他的机构之后的三周内，拿出了一份收支表，这份收支表简直就是对普通纳税人的一个嘲弄。按照这份收支表，商业银行1995年的盈利比去年增加了一倍，达到了14亿马克，而向国家交纳的税金却减少了一半，还不到1亿马克。
　　税收的急剧减少决不是大康采恩所特有的现象。许多中等企业的税金也急剧减少了。这些企业系统地利用了当时各国税收体制之间的差别，它们能够在国际间使自己的税负达到最优化。在专家的行话中所说的税收计划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转移价格”。其基础是各子公司和分店之间超越国界的联盟。因为这些公司相互进行前期产品贸易、服务贸易，或者说只是进行许可证贸易，所以它们能够任意给自己规定成本的多少。因此，在国际间进行经营活动的企业的支出，总是在税率最高的地方最大。相反，在免税区或低税率区从事经营活动的子公司总是能获得过高的利润，即使它们在那里只是设立了一个带有电传和两名工作人员的办事处。
　　政府机构的检查人员对于实际生活中的这种情况束手无策。康采恩内部贸易的价格是否过高，往往根本无法证明，因为对于算进价格的各种产品来说几乎不存在可比较的市场价格。只有当康采恩的计划者的欺骗行为太明显时，征税人员才会抓住他们的把柄。在高税率的日本国，许多跨国企业在90年代初就是这样在纳税上玩弄阴谋诡计，而且在这方面已经走得很远。1994年秋天，财政部在东京从觎多个企业（其中包括世界级公司如希巴一盖奇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补交的税款得到约合20亿马克，因为这些企业的收支平衡表中包含着过高的转移价格。德国的赫斯特制药公司也在其中，官方指责该公司说，在1990－1992年期间，该公司在康采恩其他子公司提供的原料中多算进了1亿马克。
　　被搞得神经紧张的财政官员所采取的这些小的动作当然不可能中止有组织的逃税行为。在转移价格不能充分奏效的地方，人们就会采取其他手段。例如人们就经常使用“双重租金标准”的办法。在这种场合，企业充分利用各国对租借设备规定的折旧费的差别，以求同时在两个国家内在减少税金的情况下积累起购置机器、汽车或飞机的费用。“荷兰三明治”这种办法更为流行。这种方法是把荷兰的子公司和设在免税区如荷兰的安蒂尔或瑞士的企业结合在一起。利用两地的税法可以使十分之九的企业利润只交纳5％税金。
　　不言而喻，几乎全世界的政府和立法者都力图改进检查方法、堵塞法律漏洞，以此对付类似上述的情况。但是这类做法效果通常不佳。一位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客户的税务律师肯定地说：“最后，人们可以用公司构成的复杂性来掩盖所有的转手销售行为。”联邦经济部主要税务专家约翰纳斯·赫弗也认为，在这一领域，“事情就像兔子和刺猬游戏一样”。“真正优秀的税务顾问总是走在国库前面一步。”
　　正如波恩的负责财政事务的国务秘书汉斯乔治·豪塞尔所说，经营活动超越国界的企业在过去的10年中几乎使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卷入了“税收制度竞争”。因为各个国家彼此之间都在为争取投资而竞争，所以它们在它们的征税员不得力的情况下只好向低水平看齐。1986年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当时美国政府把公司的收益税从46％降到34％，并由此确定了一个新的世界水准。几年后，大多数其他工业国家不得不仿效这一让步措施。
　　在此期间，欧洲联盟范围内的竞争却采取了奇怪的形式。从1990年起，比利时向那些至少在四个国家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提出建立所谓的协调中心的建议。在那里，各康采恩可以把各种服务如广告、营销业务、法律咨询集中起来，而且首先是把它们的金融业务集中起来，但是它们必须使它们在这里获得的利润不交税金，而只是让它们的一小部分地方企业支出纳税。人们都争相仿效这种做法。受惠者的名单包括埃克森跨国石油公司、美半公司、大陆轮胎公司。欧宝公司由于在安特卫普有一个金融中心而节省了税金，大众汽车公司向布鲁塞尔派遣了自己的海关官员，奔驰公司的免税店就在察文特的市郊，宝马公司的同事们驻在博尔纳姆。由于比利时的慷慨，驻在欧洲联盟心脏的金融分支机构都成了盈利最丰的子公司。例如，根据收入支出平衡表，宝马在比利时的分支机构中获得的利润据称占康采恩总利润的三分之一，尽管在那里一辆汽车也没有生产出来。更有意思的是爱尔兰政府向所有那些让“总部设在都柏林”的代理处管理自己的金融业务的机构提供逃税机会。在形式上由驻爱尔兰的分支机构挣得的每一个马克利息中，只有10芬尼进了爱尔兰的国库。因此，在当时的城市港口四周的豪华建筑物里，将近500家跨国企业在此期间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德国一爱尔兰贸易委员会领导人肯定地说，这“是第一批”。除三菱和大通曼哈顿银行外，所有的德国大银行和保险公司都有了代理机构，甚至卡塞尔的基督教信用公司在这里也管理着一笔资产。联邦财政官员估计说，直至1994年，仅联邦德国的企业在爱尔兰的小道上隐藏了25亿马克不为德国国库所知。
　　无国界的税收旅游的结果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在政治辩论中人们对此都避而不谈：除了货币政策、调节利率和汇率外，跨国经济中的另一个国家主权的核心领域即征税也逐渐消失了。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的调查表明，与法定的高税率造成的假象不同，联邦德国对企业和独立劳动者的利润的实际征税平均从1980年的37％降到了1994年的25o。而这决不是德国特有的现象。在税收竞争中，企业所占有的份额不仅在个别国家减少了，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减少了。西门子的最高机构在1991年几乎还把利润的一半缴纳给它设有分支机构的180个国家。而在4年时间之内，这一份额却减少到了20％。
　　因此，不再是由民主选举的政府来决定征税率的高低，而是由资本流和商品流的决策者来决定他们对国家任务的实现应作出的贡献。1996年4月末，奔驰公司的董事长、德国联邦议院财政专家尤尔根·施伦普痛苦地承认，有些国际生意人是十分清楚这一点的。施伦普在同议员们共进晚餐时还说，至少到2000年，他在德国的康采恩不会再缴收益税。他说：“你们从我们这里再也得不到什么。”负责财政事务的董事曼弗雷德·根茨接着谈到了同国外以及在东德的投资的利润结算，他的发言使人民代表们无不感到愕然而又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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