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济的无国界化而造成的国家财政的空虚不只是在收入方面。新的跨国公司还同时把国家支出的日益增大的部分弄到自己的金库。一方面为最低缴款而竞相努力，另一方面又同时为获得最丰厚的补贴赠款而互相竞赛。此外，无偿提供土地，包括一切必要的公路、铁路和供电、供水设施，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最低标准。在康采恩想建立生产企业的地方，成本核算员还可以指望得到各种补助费。如果南朝鲜的三星跨国公司为在诸尔顿格兰特投资10亿美元建立一个新的电子企业而要求财政部向它支付1亿美元，那么这已经是极低的要求了。如果各个国家和地区要求加入梅塞德斯一奔驰网络，那么它们必须有极大的投资。要在洛林（洛林省）建立一个生产新的小型梅塞特斯车的工厂，欧洲联盟和法国的纳税人就要直接补贴全部投资的四分之一。如果再加上未来的减免税，那么国家所占有的没有表决权的份额总起来就达到了三分之一。这决不是特殊的情况。除了工业集中的地区之外，这一补贴额度与欧洲的平均水平是相一致的。随着失业和政治上无计可施的状况的发展，这一情况还在扩大。我们比较～下：梅塞德斯一奔驰1993年为建立一个新的生产企业而只向贫穷的美国亚拉巴马州支付了55％的费用；而通用汽车公司从1996年以来在波兰和泰国所获得的全部10年的免税额则微乎其微。
　　德国东部联邦政府采取减税以吸引投资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例如，美国电子康采恩AMD 为在德累斯顿建立一个新的芯片厂而得到了8亿马克或计划投资额的35％的补偿。此外，联邦和萨克森州还提供了整整10亿马克的信用担保。其余的5亿马克则由银行财团援助，国有的州银行也参与了这种援助。因此，康采恩要自筹的资金甚至还不到全部投资的五分之一，几乎全部的市场风险要由纳税人来负担。在开姆尼茨、摩泽尔河地区和爱森纳赫的欧宝公司和大众汽车公司的情况与此相差无几。在不来梅武尔坎造船厂和那威造船业巨头克维纳尔的监督下进行的东海造船厂的现代化，按计划吃掉了61亿马克。在把一部分补贴放到疲惫不堪的西德企业中的武尔坎造船联合企业破产之后，另一笔5亿补贴估计到期了。尽管以补贴来吸引世界康采恩会导致国库的黑洞，但科尔政府则只是在东德的布纳、洛伊纳和别特尔弗尔特一带的化学工业的失败中才了解到这一点。总理本人在那里盲目地走进了陷阱。
　　“猜想一想我们的家庭！”
　　当赫尔穆特·科尔于1991年5月州日乘直升机到达施科波对，首先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竞选期，像其他许多的竞选期一样。在布纳工厂的文化宫中，他试图争取人们的信任和“说明希望之所在”。但他同时也切实地了解了受贫穷威胁的居民的失望。有一个工人紧跟在第一道封锁线之后对他喊道：“猜想一想我们的家庭！”在工厂大厅里，布纳厂企业委员会女主席劝告他千万不要推进私有化，以便至少保住18000个工作岗位中还剩下的8000个工作岗位。她恳求他，“帮帮忙，请不要使我们失望”。这显然感动了德国政治的大象。科尔本人是在巴斯弗公司的总管理处所在的路德维希港长大的，他不能拒绝化学工人的请求。他搬开了手稿，他宣布，他“理所当然地不会辜负她的信任”。他个人保证“要为保住这个工厂而努力”。
　　这个想法很好，很有人情味，但却是科尔执政期间付出代价最昂贵的错误之一。因为自此之后人们可以对联邦政府任意施加压力。德国三个大化学企业的董事会不管科尔的干预，在旧企业处于瓦解的状态下拒绝破产。美国道化学公司康采恩的若干经理却由此看到了有机可乘。同伯恩哈德·布吕梅尔这个康采恩海湾地区事务前负责人、为托管局负责前布纳联合企业事务的领导人在一起发布一切必要信息的，还有过去的道化学公司的人。起初，世界第五大化学企业的领导只表示有兴趣并作了一些空头的许诺。在长达一年的马拉松式谈判之后，康采恩的律师依法把托管局的代表拉到了谈判桌上。由于总理的话，他们必须取得成果，于是他们在允诺和保证的丛林中越陷越深。1995年6月1日，前布诺化学联合企业的三个最大的企业最终以乙烯联合企业的名称迁到了道化学公司的所在地，公司的律师手中握有一份合同，根据这份合同，公司可以有一笔值六亿马克的无风险的业务。（据此合同，康采恩在预计的40亿马克投资额中自己只要负担2亿马克，而且这也只是母公司的有息借贷，与此同时，解决合并特殊任务的联邦机构即托管局的接替机构不得不保证，它将在1999年底以前解决乙烯联合企业的全部亏空，最高限额为27亿马克。因为公司帐面上的亏损额32亿马克已经得到了认同，所以道化学公司还可以在很长的时间内免税，即使出现了盈利也是如此。此外，康采恩可以在30年的长时间内靠国家支出来消除所有棘手的土地旧债，而且还得到一条通到罗斯托克远洋码头的输油管线。对此的回报却几乎是可笑的。遵化学公司只保证1800个工作岗位。这还只是保证到1999年，而如果将来更少了，那么这对道化学公司的经理人员来说也不是什么问题。每减少一个工作岗位，他们只需付出6万马克罚金，这同总数相比只是一笔小钱。
　　糟糕的是联邦德国要为道化学公司子公司乙烯联合企业中的每一个工作岗位预计付出500多万马克的补贴，总数将近100亿马克，这是一笔很荒唐的代价。甚至靠国家支出用货币在杜林根的森林中盖起一座摩天大楼，这也会使更多的人得到工资和面包。如果把资金投到城市的医疗卫生事业。旅游业和大学，那么同一笔资金也许会使东部德国人的生活水平更接近西方水平。只是由于《明镜》杂志的几个同事花几个月时间苦苦追踪协议签订的过程，公众才对布纳协议的苛刻条件有所耳闻。他们援引BVS即解决合并特殊任务的联邦机构工作人员的话得出结论说，即使整个企业垮台，道化学公司在不出现风险的情况下也将至少获得15亿马克利润。当事情出来之后，几乎没有人对此提出抗议。但是哪一位主要政治家应该提出异议呢？科尔在布诺公司的经历很糟糕，而且在此期间几乎所有的负责经济事务的政治家都有类似的经历，并且最终所有的行业都有类似的经历。
　　所有各国的研究部长都这样没有选择地分配委托给他们的税金。例如戴姆勒一奔驰公司，它自己在那时不纳税，但从1993年的联邦研究预算中得到了5亿多马克。这样，联部科学促进基金总数的四分之一多为这样～个公司所利用，这个公司用补贴的钱生产出成果，并很快能够在世界的另一极挣到钱，却没有为德国人创造一个工作岗位。由于政治对全球经济竞争的新规则没有把握，西门子公司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旧国家工业政策的追随者，如外交部前计划司司长康拉德·泽茨多年来一直警告要防务日本和美国在制造信息时代的技术原料即微软芯片方面的日益具有威胁性的垄断地位。因此，联邦和欧共体委员会完全无偿地在电子康采恩、首先是西门子公司中投入了数十亿马克研究经费。今天，总部设在慕尼黑的这个康采恩正在同想像中的对手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东芝公司一起发展下～代芯片。从1998年起，西门子甚至要同美国技术康采恩摩托罗拉在美国的里希蒙德共同建立一座工厂。在那里将生产出迄今为止效率最高的、在得到欧洲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储存64兆字节的芯片。
　　具有破坏作用的、十分荒唐的补贴竞赛表明，政治和各国政府陷入了全球经济的迷津。联合国贸易组织世界贸发会议一直在研究世界范围内的补贴情况，它证实，“国际竞争的压力促使各国政府动用了那些从客观标准来看无法证明其合理性的刺激金融的方法”。联合国专家警告说，必须迫切地寻找“避免这类过度行为”的方法。世界市场一体化的政治执行人迫于向他们的选举人表明反对失业，他们不再去做他们长期来以昂贵的诱饵吸引企业从而只是使他们的国家受到损害的事情。他们为了使国家在世界经济蛋糕中分得一份而掠夺自己国库，他们这样做也就是把导致国民经济毁灭的企业经济逻辑强加到自己国家的头上。即使把典型的补贴部门如农业、矿业、住宅经济和铁路不计在内，仅在联邦德国的经济补贴在此期间据保守估计一年也已超过1000亿马克。
　　财产转移的规模明显地转变着国家制度的结构。基尔经济研究所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先驱当时用生物学中的一个比喻来说明国家的新的作用。基尔经济研究所的一份学术报告中说，国家对于跨国经济只是起“店主人”的作用。相反，这意味着跨国企业越来越具有寄生的性质。它们的商品要靠国家投资修建的公路、铁路来运输，工作人员要送他们的孩子到国家的学校去上学，经理人员要到国家剧院和歌剧院去看演出。但是，为了维持这些机构，它们的贡献仅仅是它们的职员和工人的工资、薪金和消费的税金。由于劳动收入在竞争中有下降的趋势，而许多工资领取者快要达到国家干预的痛苦边缘，于是一个国家跟着一个国家陷入了金融危机。国家财政同居民收入一样迅速减少。但与此同时，在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业化国家，对国家的要求与其说是减少了，不如说是增加了。新的工艺技术使维持基础设施的费用更昂贵，对环境的破坏要求采取越来越多的恢复性措施，居民寿命的日益延长要求用于医疗服务和退休金的费用增多了。结果是在许多地方主政的政治家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在没有强大的利益集团反对的地方减少国家服务的供给，也就是在社会体系如文化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从游泳池、学校到大学——减少国家服务的供给。国家最终自己成了自下而上再分配的代理人。联邦政府于1996年夏天开始协商下一年的财政收支时所依据的年税法生动地体现了这种情况。根据该法，私人预算和公共预算的收入每年减少146亿马克，相反，企业和独立劳动者则减去同等数额的税款。
　　在美国和英国，政府早就主动地开始减少国家的作用，在那里可以看到国家财政为有利于自由经济而实行的紧缩会导致何种结果。到处都缺乏为了维持或者甚至扩大公共基础设施所需的经费。按照社会总产品来计算，美国政府的投资额只有日本修建公路、铁路、学校、大学和医院所用费用的三分之一。②例如，在华盛顿，多数学校已到了报废拆除的年限。市长肯定地说，要搞好这些建筑物，需要12亿美元。城市警察为了维持其技术和停车场也需要这么大一笔钱。但是国会拒绝支付这笔钱。只有在志愿人员帮忙时，学校才能成其为学校，而警察当局则必须时而自费修理设备，以便工作能照常进行。③在不列颠群岛上，在新自由主义的欧洲模范国家里，教育体系和社会体系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相近。今天，每3个英国孩子中有一个孩子是在贫穷中长大的，16岁以下的150万孩子由于缺乏社会救济而不得不劳动。在欧洲大陆，所有18岁的人中有五分之四在接受教育，而在美国，这个年龄的年轻人中还在学习的人则不到一半。与此同时，文盲率却在直线上升。在一次民意测验中，所有21岁的年轻人中已有五分之一的人不会演算心算题，有七分之一的人不会读和写。④
　　在相对富裕的德国，其福利迄今为止为广泛的居民所享有，公民传统地期待从国家那里得到无所不包的供给，这一过程还只是刚开始。这种不良的意识在德国最富而同时又是负债最高的城市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具有典型的意义。早在1990年，当时的社会民主党的市长福尔克·豪夫宣布：“法兰克福的财富是为所有的人而存在的。”6年以后，绿党的城市财政部门负责人托姆·柯尼施不得不逐渐地收回这～许诺。尽管有440家银行分支机构，而且经济增长率超过20％，城市的主要收入源泉即营业税所得，今天要比1986年还少，与此同时，迄今为止仍然是法定的公共福利支出将近增加了2倍。46家邻居关系中心中有30家不得不关闭。12家游泳场有一半的命运不是出售就是关闭。社会自发组织的活动如城市各社区和外籍侨民的聚会缺乏资金，音乐学校、博物馆缩小了。戏院演出的旺季每6周一次，歌剧院经理由于补贴减少而威胁要中止演出。还有少数歌剧在上演，但是不妙的预感使柯尼施很痛苦。他抱怨说，“我们正在经历失去社会平衡能力的危险”。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各阶段、各个国家之间的和平的共同生活和法兰克福的生活方式将会炸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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