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得不压缩预算，政治家变成了单纯的管理者，他们面对经济进步的强大实力而又不能对贫穷负责。这种情况葬送了民主国家的基础。对于政治的没落来说，长期的金融问题似乎只是许多征候中的一个。除货币和税收的地位外，民族国家的另一个基础即国家的强大垄断地位也开始动摇了。正如银行和康采恩一样，跨国犯罪集团也从取消经济的法律限制中获得了好处。在所有的工业国，警察当局和司法当局都谈到了有组织的犯罪的飞速增长。有一个国际警察局官员客观地说：“凡是对于自由贸易有利的东西，对于犯罪也有利。”由七个最大的经济强国于1989年组织的专家小组估计，截止到1990年的20年间，国际市场上海洛因的成交量增加了19倍，可卡因的成交量增长了15倍。知道如何类毒品的人也会开发任何另一个非法的市场。而且，免税香烟、武器、偷来的汽车和非法移民超过了毒品贸易，成为地下经济的主要收入源泉。一个美国机构估计，中国帮（“三合一”）仅仅靠偷渡移民入境这种奴隶贸易的现代形式，就在美国每年获利25亿美元。
　　在欧洲，香烟走私贸易的迅速发展说明存在着一个新的强大的非法贸易康采恩。到80年代后期，香烟税的逃税已经成了意大利的主要问题。从1990年开始，一些严密的组织也打开了欧洲国内市场。两年之后，在德国的走私香烟已达到3．47亿美元，1995年已经达到了7．5亿美元。缉私人员估计这个数量占全部交易额的5％。科隆海关警署估计，德国每年流失税金15亿马克，全欧洲的收入流失60－80亿马克。
　　走私之风之所以如此猖獗，并非由于警方工作不得力。各种组织及其全部情况都已为人们所熟知，一个重点小组的领导人、大律师汉斯一尤尔根·科尔布报告了奥格斯堡的经济犯罪情况，他从1992年起就研究经济犯罪。商品通常来自美国的卷烟厂，这些厂的通常出口到欧洲的商品首先在免税港鹿特丹或汉堡以及它们在瑞士的相应机构即所谓的保税库中中转停留。在那里订货的人除了西欧的合法进口商以外，还有活动基地设在塞浦路斯岛、列支敦士登或巴拿马的匿名组织订购了大量商品出口到东欧或非洲。然后在铅封的载重卡车中，这些东西踏上了穿越欧洲联盟领域的旅途，但没有一定的目的地，而是在每次穿越国境之前换掉伪装物。当运输的大量货物落入缉私人员的视线而驾驶员感到有人监视时，他的雇主会通过卫星电话指引他继续正常行驶，直至他完全通过国界，摆脱掉跟踪者。因为每辆载重卡车可以赚到150万马克利润，所以牺牲掉一次货物或者说上一次货物的税也是无所谓的事。由于贸易流量巨额增长，警察更是只能检查运送的全部卷烟的一小部分。就这样警察也能在许多地方没收数额惊人的走私货。但是这并没有使这种非法勾当有所收敛，因为侦查人员只能在分配货物和运输货物的现场抓住一些雇来的帮工。组织者是一些循规蹈矩的生意人，无把柄可抓。科尔布抱怨说：“我们知道这些人的名字，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对付他们”。列支敦士登或巴拿马是他们的安全区，那里是国际警方合作的最后的终点。
　　缉私人员更难办的是无法没收那些有罪的康采恩的财产。不管警方和司法当局的工作如何有效，在全球金融市场中那些法律管不着的地区，积累起来的利润是安全的。国际金融共同体竭力维护逃资地区的银行秘密，这不仅保护了逃税者。最重要的无税收地区分布在毒品贸易的主要路线上，这并非偶然。英国经济学家苏珊·斯特伦吉概括沿海开放地区对地下经济的作用如下；“巴拿马和巴哈马是作为可卡因走私的金融清算中心而闻名于世的。香港对于来自南亚的海洛因利润也具有相同的作用，而直布罗陀和塞浦路斯则保护着近东和土耳其的毒品生意人的利润。”与此同时，还没有十分严密的反洗钱法来阻止那些非法的投资者渗入合法的部门。曾为亚洲和美洲的商业银行工作过而今天负责该行柏林分行的银行家福尔克尔·施特赖特直率地承认：“如果您想洗非法获得的钱，那么您今天几乎可以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畅通无阻地去做这件事。”
　　结果是十分可怕的。由专家参与的有组织的犯罪，在今天是世界范围内发展最迅速的经济部门，该部门每年带来的利润为5000亿美元。在提供给联邦侦探局的～份报告中，敏斯特尔大学的科学家预测，到2000年，在德国，人口贩卖。非法借贷、窝藏赃车和以保护为名敲诈钱财等犯罪将增加35％。③随着用于犯罪的资本基本资金的增长；犯罪卡特尔腐蚀或直接收买合法企业或国家机构的力量就越大。国家制度的发展程度越低，这种情况就越具威胁性。在俄国和乌克税人负担的阴谋的牢固基础，现在也失去了作用。在全球化的市场上，如航空、化学或电影及播放权贸易，卡特尔法实际上不再有效。如果汉莎公司、英航和法航同各自的美国伙伴所结成的三个欧美大联合公司最终击败了所有越洋飞行的小竞争者，那么如何能对这三个大联合公司是否达成协议进行监督呢？谁应该阻止传媒巨人如列奥·基尔希、鲁贝尔·穆尔多赫和三个大公司《警世时报》－CNN、迪斯尼一ABC和贝尔特尔斯曼一CLT在这里或那里达成推动价格的协定和划分势力范围呢？
　　环境政策也停步不前。为了争取康采恩的参与，大多数的政府都放弃或延期了所有的生态改革计划。1996年夏天，大多数气候研究人员都指出，中国的洪灾和第三次美洲的世纪之旱是由于大气层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而即将到来的气候灾难的先兆。但是没有任何回应，甚至有些环境部长的呼吁也软弱无力。
　　国家在世界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前面束手无策的实例几乎可以任意地列举下去。全世界各国政府逐渐地失去了控制它们国家发展的能力。全球一体化的制度缺陷在所有领域都暴露出来了：商品流和资本流成了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支配的东西，而控制和监督则仍然是各个国家的任务。经济吞食着政治。
　　与广为传播的看法相反，国家日益软弱无力的情况并没有导致国家机器的普遍萎缩，或者如日本观察家、麦金西公司的前亚洲部主任大前见一所认为的那样，导致“民族国家的终结”。因为国家及其政府是公民和选民在那里可以追索公平、责任并要求变革的唯一机构。甚至美国新闻杂志《新闻周刊》在一篇重头文章中所宣称的观点，即世界康采恩联盟本身有可能取代国家职能的观点，也是一种幻觉。最强有力的康采恩首脑也不会想到对他的企业之外的发展负责。他为此不会得到报酬。康采恩的领导者在事情紧急时首先会要求国家干预。因此，在许多地方不是取消官僚管理机构，而是出现了相反的情况。部长们和官员们没有能力进行广泛的改革，于是他们不得不实行另一种政策。例如，德国的环境法目前有8000多条规定。原因并非是德国人总是倾向于把规定搞得详而又详。而是因为，负有责任的人必须保护公民的健康不受损害，而同时他们对于反生态的发展的一般趋势又无能为力。其结果就是无休无止的官僚主义的咬文嚼字。税法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符合社会利益的税制改革不能与经济相左，所以，所有党派的政治家或者对这一集团实行优惠，或者对另一集团实行例外政策，连财政官员也不了解这些政治家的做法。
　　政治对犯罪威胁所作出的反应也与此相类似，只是所采用的方法具有更大得多的风险性。因为这些方法不会削弱那些被巴伐利亚州内务秘书赫尔曼·雷根斯堡确切地叫做“按市场经济方式行动的犯罪集团”的基本力量即资本，所以全世界各国负责内务的政治家都试图扩大警察机构。不管信息保护受托人的坚决抗议，基民盟和社民党大联盟于1996年6月在波恩一致同意警察在侦查时可以“扩大窃听范围”并使之合法化。以后，只要侦查人员怀疑公民与有组织的犯罪有牵连，就可以在公民的住宅实行窃听。巴伐利亚州在一年之前就实行了所谓的秘密侦查。从那时起，警察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实行“侦控，无须有嫌疑，也无须与案件有牵连”并且在仅仅假设有嫌疑的情况下就可以拘捕任何一个公民。从扩太监控范围这件事情中可以想到事情朝何处发展：如果政治不能顶住来自市场的无政府主义压力，那么就必须对市场所造成的结果加以限制。有权威的国家将是对政治在经济面前的无能的回答。
　　必不可少的相反的战略恰恰就是国际合作。负责的科学家、环境保护者和政治家早就要求所有国家超越国界进行紧密的政治协调。实际上，在过去的10年间，特别是富裕的工业国家都加强了它们的合作。各国政府之间的接触和超越国界的协定成倍成倍地增加了。欧洲通过协定建立了内部市场，而欧洲联盟甚至建立了立法的跨国形式。一系列的联合国组织会议，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保护峰会、1995年于开罗举行的世界人口会议和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联合国组织城市未来会议，标志着政治的彻底国际化。看起来，某种形式的世界范围内的政府协作正在形成。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亲自召集由各国领导人组成的委员会，他们在1995年提出了一项内容广泛的以全球统治为优先目标的计划。这一计划的核心是改革安理会并增加“经济安全理事会”。这将使联合国组织更民主化并使其具有新的行动能力。与此同时，各种私人发起的政治组织也把它们自己的工作全球化了。绿色和平组织和国际大赦组织把它们保护环境和人权的斗争几乎扩展到了所有的国家并且在许多地方像可口可乐和MTV那样为人们所熟知。环境保护者反对壳牌多国石油组织所取得的胜利以及1995年夏天为争取沉降布伦特·斯巴尔石油平台而努力的美国政府，都意味着出现了一种新的超国家的政治形式，通过全球媒体出现了一种消费者民主。
　　那么，世界是否在走近全球合作以便拯救社会稳定和生态稳定呢？要实现全球统治，还需要某些推动因素。如果所说的是科学会议和出版物的数量，那么新世纪就已经不远了。迄今为止所取得的结果确实是令人振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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