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委会从一开始就因思想路线的不同而有了内部的分裂。看到一个由知识分子和活跃分子组成的组织出现了分裂是会感到有些离谱，但是ig65年以后的每一次会议都反映了这一组织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类似的争端。最主要的问题是60年代新的社会运动和团体有多么重要，他们应该如何对待。维因斯坦和基诺维斯几乎不掩示自己对学生、反传统文化群体和公民权利组织的轻视。充其量不过居高；闲下地对他们作出一到和蔼可亲的姿态。其主要任务是针对当时的重要政治斗争提供不间断的社会主义分析，用武断而又尖锐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美国的过去进行评估。在刊物的政治态度方面，我基本上与维因斯坦站在一起，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必定会否定垄断资本主义，刊物应该用具体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代替美国的激进主义。同时，作为各种新运动的参与者，我担心基诺维斯的老左派主义会摧毁刊物对各派创新精神能够很快接受的特点。不幸的是，与在美国左派问题上的很多其他争论一样，这些争论太过经常地形成对立：不是新的社会运动，就是意识形态的政治（虽然有人尖锐地批评仅左派的立场）。
　　最后，大家都同意对各种组织以新闻报道和调查的形式进行批评。我为《左派研究》撰写的催—一篇署名文章是关于劳工运动和社团组织的，是从社团自由主题的角度写的。其观点总是向改革派清楚地显示没有采纳日晚的社会主义或反垄断观点的激进组织和社团的本质。经常得到伏鲁西特支持的林德和海登认为运动就是一切。虽然林德在50年代曾是一个托派分子，出身于一个有名的左翼学者家庭，但他深受马斯特激进的反战主义观点影响。由于历史学家们奇怪地低估了马斯特思想的重要性以及他领导的组织的重要性，所以，对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他的某些活动进行回顾还是值得的。
　　在其早期的生涯里，马斯特是卫斯理教派一个传播社会福音的牧师，但到了30年代，他成了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组织了美国劳工党。这一组织在1934年托勒多那场著名的汽车工人罢工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那场罢工是为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成立铺平了道路的三场斗争中的一场。在一次尝试问托派分子进行合并的灾难性的惨痛经历之后，马斯特向着宗教左派的立场后退了半步。从30年代后期到1968年逝世，他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和平主义组织，最有名的是和解联谊会（TheFellowshiP on Reconciliation）、战争抵制者联盟（WarResisters League）、种族平等联合会（CORE）。一战期间，地劝告一些应征入伍者从良心上反对战争。这些人中就有后来成为和平运动中反战派的继承者秋林格（Dave Delinger）。50年代和60年代，他帮助明确了核裁军运动的目标并抵制征兵。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正为制定反战联盟的无例外原则而奋斗，以使共产党人、托派分子和其他激进派都能同独立的左派、自由党，甚至是社会民主党一起战斗。在这一原则下，将没有任何人被排除在外。
　　到了50年代，马斯特成了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同时他还是有卓越才干的激进分子的组织者。他的观点问共产党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根本的冲突。虽然化尊重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与进步的立法议员们一起工作，但他最努力的是倡导直接的、非暴力的抵抗运动，并将其作为实现社会变革最好最道德的对抗方式。他可能是甘地主义在美国最杰出的倡导者；但同时他又实行一种独特的列宁主义，并把它作为一种组织手段用以领导美国激进的现实政治斗争。表面上看，马斯特实行或建设实行一种不确定的组织方式，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都进行干预，包括和平、公民权利运动、非洲人的自由、宗教和政治自由等诸多方面。他以个人的声望与正在发展壮大的各派重要人物建立了非正式的关系。他平静而坚定的谈话方式，他在政治上明显的成熟和高度的智慧吸引了很多更年轻的人，特别是正在寻求社会自由党和左的宗派政治之外道路的激进分子。他在50年代业已衰竭的左派主义中发出一种不同的声音。对他来说，直接行动不仅是达到具体目的的激动人心的策略，还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如果你坐到午餐桌边，你就正担负着见证人类不平等，见证创造一个理想社会是可能的；你正在做的就已经超过建立一个可以共享的公共设施，打破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林德就深受马斯特的影响，我也一样。
　　马斯特自己有其隐含的理论，认为学生／中产阶级的职业人员是一种历史的力量。虽然工人阶级已经显示了在经济公平和社会和谐方面的热情，但是，马斯特仍然在寻找另一些愿意为拯救人性献身的人，愿意为唤起人们注意社会不公平、发动改革而奋斗的人。他因此找到了追随者——中产阶级——的力量。这些追随者中，有些成为公众人物，最著名的有狄林格和贝雅·拉斯丁（Bayard Rustin）。但是他的同志大多仍然默默无闻，他们是职业的政党工作人员，极富创造性，愿意为了理想长时间工作，同时可以只拿很低的薪水。
　　马斯特死的时候，他的合作者分裂为不同的思想倾向。“走向和平”组织的鲍伯·吉尔摩（Bob Gilmore）顽固地滑向和平运动的右翼，变得越来越反共，在风格和感召力方面都成为这一组织的主流。贝雅·拉斯丁在与马丁·路德·金一起天才地组织了华盛顿大游行、独立组织了纽约激进分子群体之后，成为菲利浦·兰道夫协会（A．Philip Randolph Institute）的主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协会走向黑人自由运动中好战派的对立面。拉斯丁总是徘徊于激进的反战主义和对联合阵线（the U－nited Front）的新托派极端的忠诚之间。最后，他与工人联合会结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联盟。狄林格仍然呆在左派阵营里，在60年代民主解放运动觉醒的时候修改了他的和平主义信仰。作为主要的和平主义活动分子，他超越了马斯特；但是，他缺乏后者的权威和妥协的才能，同时也缺乏使一个组织保持思想灵活的必要素质。
　　我第一次遇到马斯特是在1963年，那时我任矿工委员会的主席，正在寻找名人为我们捍卫肯德基矿工权益的努力助阵。涨时，矿工们正被控以阴谋罪接受审判；他们未经许可便发动了罢工反对公司以及他们自己腐败的工会。马斯特当时在一些宗教圈子里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物，他同意帮助我们联络其他人，包括前任部长、民主党领袖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此人现在变成了一个环脾气的治斗士。但是，直到反战运动早期的那些日子，我才逐渐认识了马斯特。我们坐在一起，协调委员会的事情。1965年的夏天，委员会开始得到发展壮大，随后就爆发了勇敢的、纪律严明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华盛顿大游行。我们都住在上西区，是邻居，因此我经常在会后驱车到他西90号公寓的家。我了解到，大众心目中那个神圣的、性情有些暴躁的斗上形象只是真相的一部分。马斯特是一个战略思想家，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还绝对他相信反对美国干涉的斗争是大众激进运动的关键。他要求我也相信这一点。
　　后来，我成了和平劳工网络的一分子。那时，六十五区的锡格·伦斯（Sid Lens）、托尼·马佐其（TonyMazzocchi）和大卫·利文斯顿（D8vid Livingston）、正在肉联工人联合会的高尔曼（Pat Gorman）、服装工人联合会的弗兰克·罗森布鲁姆（Frank Rosenblum）．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伊米尔·海西（EmilMasey）等人善意的资助下进行网络的组织工作。马住其是石油化学工人联合会的常委之一，很显然，他也是反战运动中劳工党最有才能的群众活动组织者。当时，我对他的谨慎甚至是保守的方法提出过批评，但是他能够听得进各方意见。鉴于美国工人长期以来的反共情绪以及他们认为战争工作会消灭失业现象的态度，鉴于乔治·米尼（GorgeMeany）对任何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公开表示敌意，马佐其因为尚未深陷其中，所以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当然，我早就退出了，因为1966年之前，在工会内外的反战活动中，我已经变成了公众人物了。
　　在马斯特的影响下，1965年8月，林德在华盛顿召集了一个会议，其目的是为了给许多正想发动穷人、学生和黑人的新团体提供一个论坛。《无人代表者的议会》，正如其名称所显示的那样，旨在抗议有代表参与的政府的虚伪，宣称取得公平的唯一方式是直接行动而不是传统的政治参与。该书促成了新反战运动第一个全国性协调委员会的建立。这是一个由我和杰利·鲁宾、弗兰克·艾姆普斯帕克（Frank Emp。pah）领导的委员会。
　　林德和海登与旧左派有分歧，主要不在于具体问题，而是在于后者依赖政府行动、立法方法以及机构组织等等。此外，同其他的很多新激进分子一样，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新型的社会文化关系，而不是重组经济所有制原则。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早期的政治经济权利下放、创建非官僚形式、“让人民决定”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以及用“社团”代替“社会”报p遵循托尼斯对于这两个词的著名的界定的倡导者，政府应该被视为一个为争取社团、和平以及有关“人民”的其他问题而奋斗的场所，而不是一个达成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工具。不过，最终的目标仍然是在最大程度上废除政府的权力。
　　尽管林德那种缓慢的道德说教式的西海岸话语有的时候让纽约人觉得无法忍受，1965—1966年的《左派研究》编委会的内部分歧并不是因为成员的性格各异，而是在新左派的基础到底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分歧。维因斯坦和基诺维斯的确是因政见不同而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但是，他们仍然分别是彻头彻尾的第二和第三国际的社会主义者。而海登和林德则对“运动”这一概念有着极深的宗教式信仰，他们争论说《左派研究》应该报道正在出现的社会运动中的活动；这一论点得到了其他委员会成员的赞同。论辩的中心议题是杂志究竟有没有权力和责任去批评这些运动。海登尤为坚持，认为外面的知识分子应该把自己局限在公共事物上，肯定他们在当代政治话语里的中心地位，并置身于普遍的解放运动。
　　这涉及到杂志作用的中心议题。这些年以来，《左滋研究》也许是数量日益增多的新左派刊物中最有影响以及拥有最多读者的一种刊物。虽然发行量并不是很大，但它所刊发的文章却广为人们所讨论。它的编辑都是运动中全国知名的人物。它的观念被认为是最前卫的。维因斯坦、基诺维斯，还有我都把这本杂志看作是一个公认的新社会主义党派的理论喉舌，这一新党派将在运动的主要活动分子中逐渐获取领导权。放弃了旧有的左派组织在我们并不意味着丧失了组织一个大众的社会主义党的希望。这个大众社会主义党可以推选自己政府部门的候选人，担当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并最终在工会和其他工人阶级组织中建立影响。海登、林德和伏鲁什特认为，这些与现实太过脱节。他们及新的激进的一代并不想把自己局限于主流政治这个圈子里。相反，他们正在寻求一种方式，通过行动去证实他们的社会存在和个人存在，去建立一个在普遍民主而不是代表制基础上的新的道德秩序。
　　从这些论战中，你可以看到导致运动在60年代后期走向分裂的原因的萌芽。维因斯坦认为，没有政治方式的运动将不可避免地分崩瓦解。但是，他那经常是精确的批评却没能应对海登和林德提出的基本论点。在他们看来，要建立运动，必须为好多议题而奋斗；这并不意味着想要去改变现存的社会，而只是想提供另一种可能性。维因斯坦用政治的重要性代替了旧左派明显错误的经济决定一切的论调；海登和林德则对政治本身发起了挑战，认为政治作为一种控制的形式，其压迫性远甚于经济剥削。
　　我们这些委员会里的社会主义者也没能驳倒新激进主义的第二条原则：对个人绝对控制权的渴望；个人的权力已经被代表制的政府、工会官僚和非个人的大机构系统地剥夺。新左派意欲将权力重新还给个人（这一提法同通常会混为一谈的“还权于民”不同，后者是黑人争取公民权利运动的口号，其中个人利益是附属于集体利益的）。在这一方面，海登和林德是最早批判、被后来的吉尔斯·德鲁兹（Gilles Deleuze）和菲利克斯·瓜塔利（Felix Guattari）斥责为聚合政治的人。海登和林德倡导一种微观自由政治来对抗维因斯坦、基诺维斯和我所提倡的宏观政治。
　　维因斯坦最终也陷入利益的政治，强化了诸如阶级斗争、社团又由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概念。林德是不接受马斯特的妥协立场的，他对萌芽于个体性的、精神恢复的和爱的运动更感兴趣，此时的他对从理性主义的概念，即联盟、联合及政党集团发展而来的政治策略不感兴趣。革命将重塑我们的人性、让我们回归自己，并且，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重建我们的“人种’L运动必须以尊重其主体尊严为基础、否则它就将不可避免地倒退回传统的利益团体政治里。激发这种理论的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新教徒人文主义左的传统，而不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林德后来同爱丽斯·林德合写了一本书《等级和档案》，他在书中表达了自己的基本观点。在这本书中，工人们自己站出来谈论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奋斗以及他们对未来的希望。
　　编委会内部的分歧日益扩大。当林德、海登和伏鲁西特知道已无法控制维因斯坦的立场时，他们最终还是辞职了。维因斯坦随后于1967年解散了杂志并迁居到了西部。三年以后，在那里创立了《社会主义革命》（即现在的《社会主义评论》），这是一份寻求一个新政党的政治刊物。1972年，林德和维因斯坦又走到了一起，组织了新美国运动（NAM）。这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组织，包含了公有社会和传统激进政治的原则。从一开始，新美国运动就更接近于他那个时代的社会运动而不是议会政治的思想。它有一个相对保守的对手。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是由哈灵顿、豪和其他人于同一年建立的。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反倒比维因斯坦自己的组织更加遵循他最初的思想。
　　像维因斯坦和基诺维斯一样，林德和海登也是严谨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深信不疑的是：左派运动首先必须是一场美国的运动。这种左的孤立主义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全球美国垄断利益加共同仇恨，也没有影响到他们对国外民族解放运动如尊重。他们都想在美国传统之上建立运动；问题是。他们发现的传统是相互对立的。林德推崇梭罗，而海登在密歇根写的硕士论文是关于莱特·米尔斯的。虽然维因斯坦从米尔斯的《权力精英》一书中受益良多，并一直饶有兴趣地追读其政治文章，但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至于基诺维斯，他一直是一位未经改造过的意大利派的列宁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信仰一个多中心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推崇葛兰西（Gramsci）；但是，他也对建立一个有朝一日可以对执政府权力的美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感兴趣。1964年，当他还是拉特各斯大学资历不深的历史教按时，就宣称他看好越南的全国解放阵线，从而成为全国闻名的人物。
　　然而，在60年代以后，林德和海登不再是知识分子，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活跃分子。像其他很多人一样，他们看不破激进运动两派日益扩大的分歧，最终倾向于当时流行的反知识主义潮流，我们则变得日益以对理论的需求来解释一切。对海登来说，理论贬低了具体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对自己所称的理论到底是什么也不甚了了。维因斯坦几乎算不上一个理论家；基诺维斯关于理论话语的观念又太过传统，不足以让对手严肃对待。事实上，左派研究的大部分作家都是经验主义的历史学家。不过，杂志也的确刊登过真正理论方面的文章。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有两篇文章是关于作为新社会斗争形式的社区联盟的，它们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哈罗德·克鲁兹（Harold Cruse）对共产党在黑人中的作用提出了虽然片面但却精彩的历史性的批评。马丁·斯克拉尽管已不再参与杂志的日常事物，但他的几篇文章中仍然从历史的角度成功地阐述了社团自由主义。
　　在最初的几年里，包括海登、林德和我在内的几乎所有新左派都逐渐卷入了一场重要而局部的运动——反战斗争。这种转变主要是因为战争的逐步升级，在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引起了注意。随着1968年大选的来临和。运动规模的不断扩大，海登、秋林格、鲁宾和阿贝·霍夫曼（Abbie Hofforan）等反战领袖不可避免地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那个夏天民主党在芝加哥举行的选举。民主党的许多人并不在乎实际的提名，但在看到抗议深深地动摇了民主党之后，有些人确实被选举政治所吸引。但是，运动的组织者多数是马斯特的学生，“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老领袖如雷尼·戴维斯（Rennie Davis），文化激进分子如霍夫曼，他们仍然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抗议和对抗将清算我们文化中的罪恶：反战运动是一个表达大众意愿、揭露选举代表制的虚伪、发动人们起来主宰自己的生活的机会。只有少数人把运动作为改变国内权力关系，建立一个新的反帝联盟的手段。
　　那时，战争被广泛认为是我们的文明堕落的表现，是和资产阶级理性与科技理性一样无用的表现。反战示威，直接冲突，是一种补偿政治。但是，即使是在成千上万的青年正在芝加哥与警察进行搏斗的时候，年轻的运动也在走向分裂。此时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已是一个群众性的学生组织，在全国拥有数万成员，但也受到宗派争吵的困扰。争吵是从1967年一个毛主义派别进步工人党的加入运动开始的。进步工人党组成于1960年，是晚近从共产党派生出来的一个组织，它的产生部分是因为中苏分裂的结果，部分是因为持不同政见的人认为共产党是毫无希望的改革派。到了60年代中期，进步工人党发现学生运动远不是中上层阶级子弟的娱乐，对其进行政治介入确实是有价值的。进步工人党使一贯质朴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领导人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成员们第一次不得不宣布他们的政治不只是把模糊的民主激进主义和强烈的反战立场进行一般地结合。进步工人党推出了他们精心设计的马列主义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它从未准备背离自己的组织而加入当时还是思想真空的另一组织。因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发展已经超过了他们政治能力和管理能力所能驾驭的程度。一大批第一代学生活动分子已经毕业，加入了反战行列、工会、社团组织、学术研究，或者进入了自由主义的主流政治和职业。原有的新左派主义者大多已经进入了媒体。那时，不得不站起来回敬进步工人党的是全新的一代领导人。有一段时间，他们试图重新阐释上一代领导人留下的不够明确的思想理论：青年是一个阶级，是历史的主宰，是改革的先锋队。“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早期的领导人从不认为他们那一代人是“先锋队”或“历史的主宰”。对他们而言，历史的主宰是“人民”——穷人、黑人——简单地说，是英和反国家的立场进行辩论外，他们不愿意更进一步。他们的后人别无选择，只能加入思想的斗争，只能面对坚定而又有能力的进步工人党。此外，在要组织政治上的反对党的形势下，谁都不能否认毛主义和古巴革命的重要性。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成就有着明显不同的毛主义对女权主义有着很深的影响，而且使许多年轻人特别是黑人走向激进。它还成了那些放弃改良主义却又无法认同苏联的多数激进分子的庇护所。
　　类似“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的这种论辩，在其他很多地方也有。它之所以更加为人所知是因为这次讨论是公开的，有着直接的组织影响力，并且，发生在最受人尊敬的新左派圈子里。从1965年以来为反战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托洛茨基社会主义工入党现在向它挑战，指责它以最低要求的口号限制了自己的发展，而把广泛的思想政治问题留给了（像他们自己一样的）列宁主义先锋队——这是一种对欧洲托洛茨基主义者有意无意的直接反对。其他组织也这样干涉。到了60年代末，整个独立的左派都在争论是否把不同的组织转变成一种党的前期形式，如果转变的话，下一步应该如何做。对应于激进运动的较大的分裂，“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分裂成四个主要的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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