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倾向是革命青年组织，它马上一分为二。第一个派别后来变质为“他下气象”、“草原之火”等组织。他们认为美国现在处于革命前的形势下，按照旧有的观念，争取政治权力的武装斗争即将爆发。这一革命高潮可以想见的力量是受压迫的黑人大众和被忽视的反传统青年。这一联盟坚持以示范性的暴力行动来反对统治阶级的白色恐怖，因此也将最终摧毁现有制度。现在，批评家们经常认为“地下气象”组织是虚无的、幼稚的和不负责任的、偏执妄想的。某些低级刊物还因其性试验、精英主义和滑稽可笑的行为指责它们。但是，他们会感到，“地下气象”的成员是他们整个这一代人共产主义无政府冲动的延伸。他们误读了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反叛的深意。像其他被孤立的团体一样，他们过高地估计了政府和大企业中被压迫一方的力量，因而预言法西斯主义会随时出现。结果，他们从事冒险的、象征式的暴力行为，以表明现有制度的脆弱，显示他们自己的力量。但是，这些有时是田园诗般的行为与重建一个人类社会的理想是完全脱节的：假如一个人接受了多元主义只是权威的另一种形式这样的前提，那么这些来自明显封闭的自由主义话语世界的“行为批评”还是有情可原的。
　　对现存世界的总体批评需要对全体人口进行广泛的调查。巴蒂斯塔的古巴、索摩查的尼加拉瓜都是这样的例子。“地下气象”的悲剧在本质上并不是由它的行为造成的，而是由它把美国完全错误地等同于上述国家所造成的。那么，问题就在于，它们怎么会犯下如此愚蠢的一个错误。部分原因就在于社团建设的性质。像其他社团一样，它们为自己创造了一种话语，加强了自我提出的要求：政治工作必需是一种“家庭式”的表达。正像每一个家庭都会产生一套行为准则、价值、习惯，“地下气象”组织的人也坚持它的成员必需接受加入组织的一套程式，接受加入和退出组织的时候必需的严格安全措施，以及一套严格的对组织的忠诚高于一切的制度。组织有效地建立了一种新的现实，以适应它对现实的介入方式。“地下气象”组织继承了新左派的傲慢与自大，并增加了他们自己的唯我论的形式。他们的感情、观念和思想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表现的。他们变成了在学校、在街道等待着指导把他们送入战斗行列的广大革命青年——新的地下气象先锋队——的论坛。所有其他人，尤其是左派主义者，都无可救药地陷入了自由主义改革的政治和文化泥潭，注定不能够为历史作出真正的贡献，因为他们已经被人利用了。地下气象派的暴力最为激烈地表现在语言上，而不是那些孤立的革命行动如银行爆炸上。这些青年被一种深厚的正义感所驱使。后来，他们又被明目张胆的取代主义鼓动起来。群众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导师，而地下气象家族也不得不对自己的有些做法有所觉醒。
　　革命青年组织的另一个分支倒退到了30年代。它强调工人阶级和黑人，而不是青年，应该作为革命的先锋队。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副主席卡尔·戴维森（Carl
　　Davidson）、麦克尔·克朗斯基（MichaelKlonsky）和鲍伯·埃维肯（Bob Avakian）的领导下，这一组织痛斥新左派的美国观，而代之以毛派和斯大林派的人物及第三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就是说，采取与社会民主党和左派自由党对立的态度。党的组织形式也遵循相应的路线。这是对早期新左派的彻底反驳，是进步工人党的镜像。组织里没有任何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位置；它故意不动声色地吹捧老左派自以为是的风格。有一段时间，我们像是看一部重拍的老电影，但像所有的重放电影一样，它已经失去了原始的语境。
　　在1969年分裂之前，业已存在的主流派作为第二个倾向逐渐回到了左派自由主义政治，虽然当初他们吸收了新左派的思想。下面这些人是社团的组织者：麦克·安撒拉（Mike Ansara），他后来组织了“麻省公平负担协会”；保罗和希瑟·布斯（Hea山er Booth），他们建立了中西部学院，训练社团和“公民行动”的组织者；李·威勃（Lee Webb），他是佛蒙特公民行动联络会的领袖，后来建立了争取替代州和地方政治的协商会；当然还有海登本人。
　　历史地看，这一群体在人民阵线的意义上讲是老左派。他们的任务是把像环保主义分子、工人阶级的外围组织这样的新选民带入工人自由党的联合中，并为民族政治议程带来新的议题。后来有一个为安全、干净、廉价的能源而奋斗的议题成为70年代布斯领导下的联合政治的中心议题。公民劳工能源联合会可能是这一主流倾向的典范形式。它联合了“能源和利用”组织、工会和公民团体，开展了反对大公司运动，反对那些应该为提倡和制造核能负责、为提高石油和电力价格向立法委员施加压力的大型公用设施部门。公民劳工能源联合会是新的公民组织在地方和国家范围内的基本榜样。除了反对大公司这一点，新公民团体大多拒绝任何具体的意识形态政治。近几年，公民行动联络和联合组织已经以自由党候选人的名义重新加入了当地的民主党政治，对扭年代和40年代的进步政治在原有指导思想方面进行了重新改造。但是，从一开始，选举政治就附属于超国会的立法机关和街道活动。虽然60年代涌现出很多主流的东西，但是它们把这一些统统抛在身后，而在民主党左翼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三种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种须向是新女权主义组织的形成，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很多人谈及。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派和反对男性新左派性别主义中形成的极端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一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反战组织和各种各样的反传统文化群体都有一个基本看法：对一个男性领导者来说，女性是油印员，冲咖啡、做饭的人和床上伴侣。在早期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虽然女性在成员中占有很大比例，但我回忆不出任何一个重要的女性人物。当运动进入社团组织或群众反战活动时，女性应该在实际工作中担任负责任的角色，但是就算曾经有过的话，她们也很少被当作领导。至于社会反应方面，我记得有几个例外：在芝加哥北部组织白人母亲从事社会救济工作的凯西·海登（Caesy Harien）；西海岸的贝蒂·加曼（BettyGarman）；纽瓦克的吉尔·汉姆伯格（Jill Hamberg）。我确信，在60年代中期，有更多的女性领袖。但是，我也同样确信，她们受到了大量的辱骂，人格也受到过侮辱。在《左派研究》编委中，在主要的反战联盟中，在反传统的文化团体中，我们只是一群男性精英。女权主义运动远非一代人的特征；它代表着、发动着、体现着女性本身作为一个大的性别团体的利益。
　　第四个倾向虽然规模很小，但并非不重要。有这一倾向的团体保持着新左派根深蒂固的信仰，它尊崇的是非中心化、公有社会的目标和美国社会的民主革新。杰瑞米·布雷切（Jeremy Brecher）、布鲁斯（Bruce）、凯西·布朗（Kathy Brown）、保罗·布雷尼斯（PaulBreines）、司徒（Sin）和利兹·易文（Liz Ew。n）及其他很多人都成了新型的自由社会主义的作家和公共活动家。在思想方向上，他们不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但确实是反政府主义者和反官僚主义者。60年代末，我也曾持这一倾向。对于我们来说，新左派的两个悲剧是列宁主义的介入和左派自由主义的联合。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回到了乔治·卢卡契（Georg Lukacs）、罗莎·卢森堡（Rusa Luxemburg）、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及后来萨特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在新型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摒弃了无效的政党政治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努力保留工人委员会的反议会、或至少超议会的观念。我们赞扬削平代后创意大利未经工会允许的突然罢工，我们从法国1968年5月的事件中吸取了很多灵感。
　　这一倾向并不是一次运动，但很多新刊物都有着同样的观点。一些地方组织的活动都是通过它们得到启示的。最终，这种新马克思主义激发了其在大学里的复活。这种倾向虽然逐渐消失，但是今天它作为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在激进分子中仍然在广泛的活动范围内保留了下来。
　　60年代，我退出了工会，决定与我过去的职业政治生涯告别。1966年，我被指控“在劳工运动中领导了共产主义反战的阴谋活动”，不得不流亡波多黎各，于是，我在新左派组织中的正式活动便结束了。出于基本的同情，石油化学和原子能行业工人联合会的主席对右翼的压力作出了反应，把我派往加勒比执行一项组织任务，这样便避免了不得不开除我的局面。最后，我向组织清了假以撰写《虚假的承诺》一书。而后来，我回大陆旅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斯·尼克松（Russ Nixon）建议我去看一看纽约反贫穷组织的人们。接着，我接到了前工会人士、机械师、就业部的部长助理鲍伯·什拉克（BObSchrank）的雇请，便愉快地接受了。我已厌倦了旅行和汽车旅馆，厌倦了工会的日常工作。虽然对我来讲，工会仍然是任何可能的社会改革运动的重要部分，但劳工领导人的生活已不再属于我了。
　　作了一年的计划开发者之后，我成了下东区就业计划的负责人，作为一个社区活动分子和行政管理人员，我又打发了随后两年的时光。党派或工会组织陶醉于激进派的道路，我选择的是取而代之的另一条道路。作为公民的行动，下东区不能够沿着同样的路线进行组织，其大多数活动已经在白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选民中组织起来。当我们为抵制戴维·洛克菲勒在曼哈顿下区建设高速公路而展开斗争的时候；当我们试图在贫民区开展合作公寓运动并在60年代末的一个炎热的金季里与警察搏斗的时候；当我们向城市当局和联邦政府施加压力，为年轻人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奔走的时候，所有活动以当地的意大利人为同盟军，以穷人和工人阶级的波多黎各人为基础的。组织者是从分散于社区各处多个社会机构中招募来的。这是社区活动的黄金时代，我们通过为尼克松设计穷人收入保障计划以取代约翰逊漫天边际的反贫穷运动，促使莫尼汉（Daniel PatrickMoynihan）就社会混乱和下层社会组织问题发表了讲话。
　　莫尼汉的《最大程度的合理误解》提到了1970年社会主义学者会议上的一个专题小组讨论会，我和哈灵顿都参加了那个关于反贫穷计划的价值的讨论。我有些随意地提到该计划最好的特点是聘用了很好的组织者，而莫尼汉就此作为证据，认为计划被无可救药地引入了歧途。现在回顾起来，我认为各种以穷人的需要为指归的计划是整个60年代最有趣的特点之一。这些计划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活动（自经济危机以来第一个救济金权益方面的活动）提供了支持，使城区复兴计划没有胎死腹中，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活动培养出了一代组织人才。他们通过工人农民的斗争以及公共事业领域尚未完成的组织，与公民权利、反战和学生运动中的组织者一起，几乎重新恢复了工人组织的活力。
　　这些社团组织者之所以不选择毛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作为反对自我治理的社会的权力主义意识形态，毛派和托派的立场给他们、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是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解我们面临的形势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而主要由列宁本人创立的列宁主义又不适用于我们社团的建设。我们相信，美国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国际主义的，尤其应该把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斗争考虑过来；但是我们更相信，它必须建立在具体的美国传统的基础上。我们正置身于最活跃的反战派的行列，对孤立主义的人民党主义的危害性有着充分的了解，因此，试图重温美国共产党历史恶梦的危险更让我们心有余悸。
　　“新共产主义者”侵入工厂组建工人先锋队，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没有成功，虽然从逻辑上讲，他们也时有收获。他们制定了有分量的宣言，宣称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精心制定了击败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因为他们认为这两个党在革命到来的时候会像1919年一样背叛工人阶级。为了清除心中根深蒂固的和平情感，也为了象征性地消灭敌人，他们使用着暴力的语言。
　　各种托派团体相比较而言就相当理性，他们拒绝用暴力行事，并不预言法西斯主义或社会主义就要到来，但他们既强调工人阶级的作用，也强调先锋队的重要性。他们的工会工作更成功，这是因为他们支持卡车司机国际工人兄弟会、钢铁工人和电信工人联合会中最进步的普通工人暴动，并且一直保留有左派主义的背景。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在改革斗争中反对最保守的官僚以及其他的非社会主义好斗分子，而对于这些人，诚实的契约和民主的工会是一种限制；而那也可能成为这种“打入内部论”本身的限制。
　　70年代，左派的一个重要派别“消失”了，成为与之相近的激进主义，包括为反对核武器及其控制机构的斗争，女权主义为社会自由和经济平等的斗争，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以经济学和社会学为主的各类学科中确立了地位的学术研究。经常地，我们会失掉作为激进派的特征，这种特征并不是由宗派组成的，也不是由左派刊物组成的，更不是由新左派分裂后存在下来的数个社会主义派别所构成。很多激进分子都感到民族运动爆发的时机已经过去，左派也没有机会形成一个明确的思想倾向；它已变成了仍然回响在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中的一种亚文化，一种美国生活，但在别处，它已经失去了具体的拥护者。
　　60年代后期，我已经成了那时新左派的主要周刊《卫报》的专栏作家，当时，它是知识分子和激进主义者就激进派的策略进行辩论的地方。很显然，我的任务就是拓宽由群众运动创造的左派公众领域，媒体也许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的方式。我主要写两类文章：时事政治和劳工运动发展的分析，以及历史和社会理论方面的连载文章。内容有马尔库塞（Marcuse）的哲学，对法西斯主义的讨论，工会的命运，美国左派的状况等等。同时，我在下东区为争取城区空间的斗争中仍然活跃。
　　在我而言，60年代结束于一群《卫报》编辑的抗议，他们抓住生产方式，抗议《革命青年运动》第二期那篇论新共产主义运动一个派别的文章。这些抗议人士是“地下气象”的同情者，或是独立的反权力主义者。1970年3月，我在群众团体创建的另一份短命的报纸《解放了的战士》上面发表了一篇谴责两个派别搞宗派主义的文章，就此放弃了我的专栏，结束了我新左派的生涯。
　　1970年的春天，我参与了在东哈莱姆建立另一所公共高中的计划，这也许是使义务教育运动经常化的第一次重要行动。为了在现行权力结构之内争取空间，等待下一次机会，我们尝试向官僚发起长期的进攻。那些建立新组织的令人头晕目眩的日子永远也不会磨灭掉这种感觉：这是一场防御战。我们现在正致力于保存我们60年代取得的各种各样的成绩。我知道，事情在变得更好之前总是会先变得更坏。
　　假如资本主义没有违背它向移民和本地青年许以美好生活的诺言，那么，30年代的经济危机确实不会产生一个广受欢迎的左派。因为美国梦是经济安全的同义词。于是资本通过封闭经济机会的边界而摧毁了社会契约。当然，年轻工人的经济状况已经比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被收容在胡佛村的年长的同志好得多了。但是，如果一个人幸运地有了一份工作，这并不就意味着尊严：做这一时或拿薪水的工人是一种不言而喻的耻辱。到1933年，在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中发展的群众组织使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其中大多数是青年人，被纳入新的产业工会和旧的美国劳工联合会手工业协会。
　　60年代的造反运动是由另一种被破坏了的契约造成的，它是新政期间重建美国梦的努力中社会制度的高度成功产生的结果。在1940年左右和之后出生的这一代人从本体验过文化的匿乏，这使他们有可能把美国外交政策的不公平、种族歧视和贫穷视为后期资本主义道德堕落的信号。这些想法事实上是中产阶级对郊区日常生活的平庸深感不安的反映。作为经济安全的代价，消费社会要求其白人阶级、中产阶级受益者接受当前社会为历史的最后阶段。、对于新的历史主体来说，这实在是难以接受的代价：基于平庸生活的一种快感。
　　战争的结束把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大众的视线中移走。当活跃分子被迫回到经常以本地为基地的单一问题的运动的时候，或者通过为我们自己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取代别人的革命，以重新掌握主动权的时候，这一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几年前，彼得·科莱坎克（PeterClecak）告诉过我，60年代永不磨灭协成就是它带来了文化的变革，尤其是建立了关于性爱、性别和种族的新型道德。左派在战略上的失败是要建立传统政治权力的新制度，这一点是可以原谅的。那时候，该组织虽然不能在全国，也应该在很多州培植起有希望当选的独立选民。这些无疑会减少我们在最近保守派的猖狂进攻中所承受的损失。然而，尽管右翼在80年代取得了胜利，自由党整个一代人背叛了他们最为珍视的信仰，民主党内进步联盟也分崩离析，但是，他们的想像力已成功地建立起了防止历史出现倒退的制度和思想。当然，正像布莱希特提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时所写的那样，我们生活在黑暗的时代；我们的司法制度曾经充斥着因果报应的教条，也一度让总统更有可能为自己宁肯在国库囤积十亿吨奶油也不愿拿出来让饥饿的人果腹以致可能扰乱农产品价格的行为进行辩护。尽管格林纳达政府不能在中美洲成功地实行门罗主义，“蒙提祖马的客厅”（Halls ofMontezuma）不再受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欢迎，的黎波里的海岸是可以自由进出的，多数美国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保守党固守着政治权力，控制着20年代还没有出现的公共政策话语。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60年代的动乱表明了形成一种声音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多么的脆弱。保守派知道，忍耐只会留给一个安全的制度，而压迫并不是必须的。真正的检验是看工人是否通过牺牲辛苦所得来接受制度分派给他们的角色，中产阶级是否仍然有投身职业的激情，少数派和妇女是否同意她们已经永远地被击败了的结论。也许，那些仍属于60年代无可争议的遗产的其他世界将会像童年一样从记忆中消失。但是，假如新的社会团体不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扮演中心的角色，那么，它们还存留于我们这个时代，提醒着我们：与反动派的最大压迫正好相反，与社会理论所做的最为悲观的预测也正好相反，未来并没有死亡，它只是正在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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