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丧失
　　法国毛主义有两个不同的来源，反映了60年代代与代之间的分裂。一是成年的共产党，60年代早期是这个党的困难时期。以主席多列士（Maurice Thorez）为首的领导层是教条的斯大林主义者，特别是与陶里亚蒂领导的不那么教条的、更“现实的”意大利党的立场比较起来，这就显得非常荒唐可笑。意大利模式为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法国党看成是僵化的、没有学习能力的党提供了依据。
　　但教条主义并不是实用主义的反面。在国内，这个党被认为是严重的实用主义，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虽然该党一直坚持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但其议会代表团却投票同意授予军队在阿尔及利亚以特别权力，也同意了军队的预算。这个党坚持战争应该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严厉谴责了那些援助或上街游行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左派组织。实际上，它不支持任何非它负责的示威游行。它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实用的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与正式的殖民地不同，阿尔及利亚在法律上是法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在党内得到了贯彻执行，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损害了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
　　此时，该党并不希望出现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和中苏的分裂。中苏的分裂发生在1962年，正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的时候，青年反战运动达到了高潮。中国把非斯大林化运动者作是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所采取的右倾修正主义立场。在他们眼里，斯大林确实应该为暴政和树立个人崇拜承担罪责，但是斯大林实际政策的主要内容还是好的。非斯大林化是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对其修正主义立场进行自我标榜的一件外衣。
　　法国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它既忠诚于斯大林和他的政策，也承诺走世界最大的共产党苏联党的路线，现在，在这二者之间，法国党完全被套住了。
　　应该了解，在法国共产党内，对斯大林的忠诚并不完全是从上而下强加于人的一种现象。对于很多普通成员，特别是二战期间处于地下状态的活跃分子，斯大林首先是被西方人抛弃而后独立对付希特勒的领导人，在那之后，他还是带领苏联人民以高昂的代价抵抗纳粹最后取得胜利的人。在很多所谓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都加入了维希政府之后，法国共产党的抵抗和苏联在东方的抵抗有着相似的特点。很多人因此尊敬斯大林，就像他们尊敬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一样。这种支持斯大林的基础经常被忽视。60年代的年轻一代也很难明白这一点。没有在自己的土地上体验过二战战火，没有以同样绝望的心情期待过苏联在东方前线的胜利的美国人，更难以理解这点。
　　最后，法国党的领导要求克里姆林宫作出更多的解释，和其他大多数党比起来，法国党用了更多的时间来修改政策，但最终还是接受了非斯大林化，并在苏联和中国党发生了思想和理论方面的冲突时，为苏联进行辩护。
　　2．独立自主的毛主义运动开始
　　在中苏决裂前，很多法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有着特别的兴趣，有的还是法中友好协会会员。当然，在中苏两党关系仍然亲密的时候，这些都不会有任何问题。接受非斯大林化和与苏联党站在一起反对中国党，都使亲中国党的法国党人土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开始建立了“马克思一列宁主义阵营”，这一阵营是亲中共人士用以抵制非斯大林化，抵制反中国的立场的一种手段。在他们看来，非斯大林化和反中国是严重曲解马克思主义的表现。
　　到了1964年，这些人已经可以在党内坚持他们的立场了。经过了从1964年到1967年间两次不太集中的筹备阶段之后，他们于第二年建立了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DCMLF）。这个党马上得到了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承认。
　　比起法国共产党内的毛主义分子来，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UEC）中的青年毛主义分子能够继续留在联合会中的时间要长一些，比起联合会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陶里亚蒂主义者，他们就更久一些。对他们来说，斯大林主义不是感情的问题，对上一辈的人才是。虽然他们受到党员阿尔图塞对党领导批评的影响，虽然他们强烈反对党支持密特朗参加1965年的总统竞选，但他们并未发出批评声音。与仍然留在党内的阿尔图塞一样，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中的青年毛主义分子显然仍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声音，以避免党无可挽回地背离马列主义“科学”。’
　　1965年后期，对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中毛主义分子的清洗运动开始了。1966年2月，一个叫做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UJCML）的组织由这些被清洗或将被冶洗助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中的毛主义分子建立起来。开始它很谨慎，并没有在党的领导面前挥舞小红书或毛泽东像。但是在阿尔图塞立场正式被党的中央委员会否决之后召开的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四月代表大会上，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散发了全面抨击中央委员会立场的小册子，党也借机立即完成了对毛主义分子的整肃。
　　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成员都比较年长，主要是工人，他们认为，青年和几乎全是青年学生的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需要与党保持一种从属关系，但年轻的学生们拒绝了。有人提出青年和知识分子不足以担当组织群众斗争的任务，针对这一点，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回应说，他们所不知道的工人的直接经验，可以通过走到群众中去向他们学习来获得。这是一个被毛主义分子称为“调查研究”的技术问题。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结构被认为太封闭，不能够保持这种投入群众中去的开放作风。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于是纠缠不清，互相指责对方是精英主义。
　　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没有在原则上否定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只是否定了它在特别斗争阶段的适用性。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他们自己的革命阶段，这有助于法国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反对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提议；这就是开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把年轻的红卫兵抬高为革命的捍卫者，反对党内的中年干部，反对官僚队伍中、军队中，以及大学中那些被指责亵渎了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的人。对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观念的拒绝和对调查研究的强调，最终依赖于与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毛的“群众路线”理论相同的合法的原则。
　　但是没过多久，这两个组织内部都因党的问题而出现分裂。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内的一些知识分子认为毛主义分子的松散的“大联盟”应配以更灵活的组织形式。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中有些人则开始担心正在中国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人支持了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因而相信通过保持距离他们自己才真正体现着小资产阶级的精英主义。因此在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内部，一次“清算主义”的潮流逐步展开，而正是在这种自我怀疑自我批评的过程中，爆发了1968年的学生反抗运动。
　　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完全失去了平衡，其激进分子走上街头，不是去设置路障，而是要求拆除路障。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够领导一场真正的革命，没有他们，对抗就是没有意义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更支持学生，有些同情者还站到了路障上。一旦工会宣布支持学生，工人开始举行罢工、占领工厂，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便试图加入到运动中去，通过组织“长征”深入到工厂支持工人以扩大运动。但是，这并没有挽救他们的组织。清等主义分子认为，1968年起义之所以没有推翻政权，是因为缺乏一个有纪律的党愿意和能够在起义失控的时候指明方向，于是他们获得了广泛支持。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里曾在工厂里工作过的人被赶了出去。有些人退出现实世界的斗争，转入文本世界的研究以寻求指导，另外一些人直接加入了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还有另外一些人另辟蹊径，其中的一条道路就是“反对等级制度的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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