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用年代激进化引人入胜的一面就是在西方出现了毛主义，一种在不同的国家环境下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的毛主义。‘本文探讨的类型是法国的毛主义，即文中所称的“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antherarchcdMao－ism）；它植根于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植根于法国的政治现象。虽然在美国找不到它的等同物，但美国的读者却十分需要了解它。首先，我们都是从经验中学习的，既学习自己的经验，也学习他人的经验。国家的独特性不应该使人认为一种斗争的相关性一定是有局限的：一种斗争的某些方面的确是有其局限性的，但是也有些方面是没有这种局限性的；要分清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情况，这需要以知识作为前提条件。换言之，狭隘的地方观念只能削弱自己。其次，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就被压迫力量的本质，就个人、文化、政治的错综复杂以及解放斗争的标准提出了基本的问题。你可以不接受这次政治运动的立场或行动，但你必须承认这些议题具有跨国界的重要性。第三，描述一下这种奇特的毛主义经历也可以为60年代及那以后在法国涌现的一些杰出理论著作增加一点“生气”。萨特（Sartre）、勒菲弗尔（Lefebvre）、阿尔图塞（Althusser）以及福柯（Foucault），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有某种关系。萨特是一个尤为重要的人物，因为他直接并持久地参与了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团体中最大和影响力最久的活动。
　　法国的左派力量虽然在历史上一直很强大，但是它仍然拥有在西方世界里也并不逊色的不平等经济结构。阶级分歧很深且随处可见。不过，法国资本主义的牺牲品并不仅仅表现在国内；因为法国就像美国一样，在军事上表现得十分积极，竭力想把第三世界的人民控制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轨道里。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下，法国曾经想以武力控制印度支那的殖民地，最终以1954年奠边府的失败而告终。1956年至1962年，法国再次卷入战争，想使阿尔及利亚成为它行政管辖区的一部分。法国将它的军事实力从当初在西非拥有殖民地的时候一直保留至今。
　　不过，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同早期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是不同的，不论在由谁来打仗还是在战争对国内政治体系的影响方面都有所不同。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有明确决定不允许征用本地士兵；但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却是可以在本地征兵的。印度支那战争对国内政治体系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而阿尔及利亚战争却导致了第四共和国的垮台和戴高乐领导下更为专制的第五共和国的形成。它还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学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专制政权和学生之间的冲突在1962年战争结束之后仍然继续。阿尔及利亚战争成了60年代更加广泛的青年激进运动的主要刺激因素。这场战争在使一系列由成年人控制的制度结构丧失其合法性和权威性方面起了关键作用。比如说教育体系，开始被看成是一个输送年轻人的渠道，或是把年轻人输送到军事官僚机构，去打那些帝国主义的战争，或是把他们输送到公营或私营的资本主义官僚机构，在压抑的垄断体系中变成一个勉强维生、无足轻重的螺丝钉。这种对自己命运的无法把握以及教育制度本身的过时对人的桎梏，在激进的青年中产生的感受远不止是对整个制度下其他受害者的同情。
　　这种异化扩展到传统的左派政党，戴高乐主义者也未能例外。因为正是在一个社会主义者高·莫莱特的领导下，才真正开始了阿及利亚战争。为了控制苏伊士运河，1956年首相莫莱特还与英国和以色列一起进行了干预。于是，莫莱特的党——社会主义法国国际组织（SFIO），今天社会党的前身——就公开站出来鼓动青年不仅要与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制度共处，还要加入这个国家最有侵略性的殖民主义军队中去。即使传统的反殖民主义的共产党也有了污点，因为它的议会代表团投票同意给予军队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以紧急权力，还投票同意了战争期间的军队预算。此外，党的领导人还放弃了激进的反战运动，因为那被认为是冒险主义的策略。
　　激进的青年也因此与这两个党疏远，被引向其他的组织，如反战运动的主要力量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社会主义联合党——这是一个新党，由反战的社会主义者、共产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天主教马克思主义民主党和激进社会主义者创立；以及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UEC）。尽管与共产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在1963年至1965年间实际上是由一帮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所控制：不断渗透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受意大利更有独立思想的共产主义者影响“陶里亚蒂主义者”，以及毛主义者。
　　首先是在对付反战示威上，其次是在对付教育问题引发的示威上，戴高乐主义的政权使用了更明目张胆的镇压措施。大规模警察的武力不仅第一次被用来对付工人和穷人，而且被用于对付走上街头表示抗议的中上层和中产阶级的子女。为了限制合法的反对派活动的范围，戴高乐主义政权迫使人民不得不走上更基本的和更精心组织的违法活动。反对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就是这种违法活动的一种，他们拒绝了那些掌权的人对“合法性”的限定。
　　帝国主义战争，非合法化，压迫和激进化，所有这一切表明，法国和美国惊人地相似。但是法国有一个广泛的历史悠久的左派，而像毛主义者这样的一些运动既反抗资本主义，又反抗保守派把持已经建立的左派政党对工人阶级控制。与美国不同的另一点是法国的工人阶级中有着很广泛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乌托邦主义的本上传统。这些在1936和1968年工人要求自治，要求对工厂的控制权的大罢工中有力地表现出来。
　　这一传统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迎合了毛主义的一个方面，即提出这样一种怀疑：不管一个组织为了大众利益多么有献身精神，它总会有一种把组织利益与大众利益混为一谈的不良倾向。这与法国传统的一个重要来源——卢梭的见解十分相似。他曾认为，如果需要，行政的结构应该从群众中找到方向，应该向他们负责。在毛泽东的语言里，这被称为“群众路线”。‘群众应该向党学习，‘这是列宁的模式；到了毛泽东那里，这一模式就被改变为党向群众学习，对群众负责。这里的群众指的是中国农民阶级。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所代表的群众意志迫使行政人员、教授和官员回到农村和车间，以重新加强政府与群众的联系。‘这非常符合法国本地的激进的传统，为反对特权的毛主义提供了灵感的源泉。美国既没有一个反对等级制度的激进传统，也没有一个有很大的特权的左派党。美国的毛主义不是以反对这种党的背景出现的，而是在组织松散的、基本上是反传统文化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基础上出现的。由于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这些特点及反传统文化的社会环境的反应是否定的，美国的毛主义团体在结构上是等级制的，而在道德上则是“无产阶级的”而非“反传统文化的”。与法国反对等级制度的毛主义组织最相像的美国团体是“地下气象组织”，但其指导思想是一般的反帝国主义思想，而不是具体的毛主义的方向。记住这一点，我们现在就可以转入讨论法国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发展过程的具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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