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是60年代的产物。它以一种奇怪而矛盾的方式，植根于1968年自发性的起义。其复杂理论的完成是在“3·22组织”中曾坚守街垒的活动分子与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的前毛主义分子走到一起的时候。后者曾因自己没有出现在街垒上，进行过自我批评，实际上他们曾坚持要求拆除那些街垒路障。
　　从1969年到1973年，这些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的前成员已经远远弥补了他们在路障之夜的消极表现。不管是否接受像黎浦和阿连德政府的倒台一类事件之间的相关性，不管是否接受结构道德的观念作为唯一反对取代主义的可靠保证，不管是否同意青年人的观点认为过火行为和压迫使老一代领导人耗尽了热情——老一代领导人倾向于把自己等同于组织，不能够充分地克服自己的控制欲，不能让别人来领导运动——不论人们如何解释这种境况，事实是老一代激进分子的影响现在已遍及许多民族的、非中心的和个人的语境。
　　吉斯玛与一些同他最相熟的同道发起了一个公社。他们认真考虑了原“革命万岁”的信息，开始实验改变家庭结构、生活和工作安排。这一实验涉及到按照乌托邦社会主义尤其是傅立叶那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方向修正马克思。
　　另外，左派反传统文化的《解放》日报社接近一半的职工是由原来的无产阶级左派激进分子组成的，《解放》日报创办于1972年底，萨特是其无处不在的形式上的编辑（在高压阶段他也曾被要求宣布自己是《大家》和《人民事业》的编辑）。这里，正如雷米·赫丝（RemiHess）所指出的，这些人的努力也与“革命万岁”在其报纸《大家》上的努力惊人地相似。“通过一种不同的但更加努力的方式，这些人现在成为更大的反传统文化群体中的一员。“革命万岁”从1969年到1971年就尝试把反传统文化运动引进法国，但在引进的过程中毁掉了这个组织。
　　还有其他以前的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在干这一行，从事妇女运动、同性恋运动、环境运动，或更民族化或种族化的具体运动。一些前阿拉伯成员已经转入纯粹的阿拉伯团体，如“阿拉伯移民工人运动”，他们几乎完全在移民环境中开展工作。前《人民事业》报的编辑勒当泰科正努力从其出生地布列塔尼的历史思想和民间文化中寻找一个新的政治方向，他相信其中适当地融合了对集体的关怀和对个人的尊重。
　　但是那些已经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原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属于一个叫做“新哲学家”的团体。作为无产阶级左派活动分子，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ddreGlucksmann）和米歇尔·勒布里（Michel Le Bris，和勒当泰科、吉斯玛同是前《人民事业》报的编辑）等人，已经不再修正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了，而是作为知识分子从过去的实践中脱离出来，对其进行回顾，转入对马克思主义本身更为系统的批评。”很多左派人士认为这种放弃是极左运动一直属于小资产阶级运动的最终证据。这当然是托洛茨基分子、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分子以及法国共产党都会同意的少数几件事之一。
　　但是不管对于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的整个现象人们会怎样评价，它的鲜明的法国特点无疑令人感到震惊。它拒绝在工厂内部以一种等级的政治制度和对行动及明显分裂的强调来束缚工人，这使它与工团主义理论家索列尔（GeorgesSorel）的思想十分相似。在评价农村生活和土地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方面，它与卢梭和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有着共同的看法。它还与蒲鲁东一样，既不喜欢等级的权力主义，也对乌托邦思想家傅立叶的劳动分子持否定态度。
　　因此，无产阶级左派运动代表着早期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与法国乌托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及法国的实践和在一起的一个大杂烩。对其发生、发展和结束产生过影响的当代西方理论家中老一辈的人（阿尔图塞、萨特和福柯），都是法国人。除了智利政变之外，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所有作为理论参照的事件都是法国的。
　　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作为一种模式可能对“自治论者”（autonomist）、“自动还原论者”（antored uctlonls），甚至愈大利的城市游击队产生过启发作用，但无产阶级左派运动本身却几乎与外部世界没有什么联系，‘’即使是登在《人民事业》刊头的表示与外界有着象征性联系的毛的小照片，有一段时间也被撤了下来，因为他太外国化。
　　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是极左派中最有特色的法国人运动。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吸引并不确切地知道它是什么的法国人民的想像力。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激进传统的综合，但这一综合是由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代人呈现出来的，而这代人竟是从第三世界的一个理论家和实践者那里汲取了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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