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仇敌，必将舔土。
　　──《圣经·旧约》诗篇72：9
　　升上顶峰意味着每次迈出的都是聪明的一步。
　　管理，运作，操纵自己的步伐，从一块踏脚石迈向另一块踏脚石。
　　大部分踏脚石都是那些提供机遇或者故意捣乱的人。
　　许多人都是跟你一样的在玩同样游戏的另外一些婊子养的。
　　有些婊子养的正在向你想得到的那些东西挑战。
　　另外一些人婊子养的则对你已经拥有的那些东西造成一种威胁。
　　有些婊子养的是很讨人喜欢的。
　　对所有婊子养的都必须认真区别对待。
　　对有些人你可以步态从容地从他们旁边绕过，尽量少带来一些痛苦。
　　对有些人你可以步态轻快地直接跨过，根本不回头。
　　有些人必须踩着过。
　　有些人可以与之共舞，一同取乐。
　　我承认自己曾跟各色各样的婊子养的一起踏过不少踏脚石。
　　与另外一些可爱的婊子养的一起共舞是最有趣的。人人都喜欢那种游戏，一般来说最好的婊子养的会赢。
　　但是，如果彬彬有礼不起作用，来一点下作手段也无妨。
　　合适的搭配才是升上顶峰的确切道路。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之人。
　　《圣经·新约》彼得前书5：8
　　
　　一、 击败老板
　　艾尔·纽哈斯一级一级爬上来，他树立了一个有争议的形象……有点像君王，像加内特帝国的皇帝。
　　──《底特律月刊》
　　1987年8月
　　我在加内特公司干了很久，时机终于成熟了，我得让老板明白，新的一代领导人已经做好了接管公司的准备。
　　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也不喜欢看到这种情况。
　　但这就是进步的代价。
　　只有在确信有把握的情况下才能这么干。
　　保尔·米勒雇用我到加内特公司。一开始，他对我帮助很大。但当我成为明显的继承人时，他就开始不断地折磨我了。他受到压力，非提升我不可了，结果反倒来羞辱我。他现在开始着手驱赶我了。
　　在过去3年当总裁的日子里，我实际上在掌握公司。但是，首席执行官米勒继续享受大部分荣誉。
　　很明显，只要大老板和董事会允许，他就准备继续操控下去。我下定决心，如果事情继续这样下去，我就不准备呆下去了。
　　他差不多都快67岁了。我也接近49岁。
　　我一直都是在快车道上跑着。
　　►16年内从记者升上总裁。
　　►这一路上，每隔一两年就要提升一次，最多3年必须提升一次。
　　现在，3年已经过去了，我离顶层仍然还差一步。因此，我就开始着手了。我做得有点勉强，但决不急躁。
　　与老板打交道一向都是我的长处。
　　事实上，与老板打交道是任何一个人的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层面。哪怕他/她只是一个婊子养的。大部分老板都是这样的人，至少某些时候是这样的。
　　跟老板打交道有三条诀窍：
　　►把一切事情都干得漂漂亮亮的，让老板看上去不错，因为老板自己的名声会因此得到强化。一开始，不要操心谁得好处的事情。
　　►减轻老板的工作量。只要感觉能跟老板干得一样好的事情，都要主动要求去做，这样你可以节省他的一部分时间，无论是去做别的工作还是去玩耍。如果这样的事情你能办得好，老板就会想办法提升他自己，也就打开了提升你自己的大门。
　　►慢慢为自己建立一些名声，这样的话，如果老板炒掉你，或者你离开的话，他的面子上就会过不去。这就需要有人注意你，要想办法提高知名度，但一定要有真才实学的实绩。
　　最后一条在我开始向保尔·米勒施压的时候起的作用最大。要是有机会，他肯定愿意炒掉我。如果我放弃，他一定求之不得。但是，他是个明白人，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无论在公司内外，他自己的形象都会大受影响。
　　1973年以前，我采取过多次行动，让米勒和我本人都做好让我接替他当首席执行官的准备。我曾希望以有条不紊、筹备细致、彼此合作的方式办到此事。如果能够这样，对他、对我本人和公司都会是一件好事。
　　但是，每次我迈出一步，他都会把脚跟扎得更深些，全力加以抵抗。
　　事情是从1966年夏天开始的。我已经在佛罗里达成功地把《今日》发射上天了。一些有眼光的人已经开始写文章，说我已经成为加内特公司耀眼的新星。
　　米勒喜欢我成就的事情，但他不喜欢我受到众人注意。
　　在过去，米勒和加内特差不多是同义词。现在，纽哈斯这个新名字成为这个方程式当中的一部分了，他不喜欢这样。
　　对于在佛罗里达冒险事业中的成功，我自己也有些沾沾自喜。我希望自己得到足够的地位，能够尝试更多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给米勒写了一张条子，建议他公开说明我作为加内特公司二号人物的角色。我提出4点建议：
　　1． 任命我为副总裁。
　　2． 任命我为执行副总裁。
　　3． 任命我为总裁。
　　4． 开除我。
　　另外我还注明：
　　“我承认，最好是按第3条办（总裁）。但是，由于我天生属于保守型的，因此认为，如果我站在您的角度来做这个决定，就会考虑把第2条（执行副总裁）当做一个过渡性的步骤。如果您并不觉得我足以担当第1、2或3条的职务，那您也许应该考虑选择第4条（开除我）。”
　　之后我还加了一个附注：
　　“如果您决定让我当执行副总裁，给您自己的总裁职位加上一个主席有何不妥？这样的话，当您愿意把另外的那个职位让给我的时候也方便多了。
　　“如果您需要董事会投票，我会乐于做他们的工作，并保证永不再提此事，并会使其成为您60岁生日的大礼。”
　　我觉得自己相当聪明，跟老板讲明了如何提拔他自己的方法，同时也提醒他注意自己的年龄。他觉得我操之过急，因此千方百计加以阻碍。
　　同样的舞台，不同的演员
　　几个月后，另一通未曾预料到的电话帮助我完成了心愿。
　　63岁的杰克·弗林是《纽约每日新闻报》的出版人，他在找一位有新闻背景的人当继任者。他是《芝加哥论坛报》公司的一部分，而《芝加哥论坛报》公司拥有《奥兰多哨兵报》。《今日》在太空海岸名声大噪而《奥兰多哨兵报》却承受巨大打击的时候，我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邀请我去纽约见面。
　　我告诉他说，管理《纽约每日新闻报》的前景对我很有吸引力，但是，我此时并不想掉换工作。当时，《纽约每日新闻报》有210万份的发行量，是美国最大的日报。
　　对于南达科他州的一位小子来说，那是相当刺激人的机会。我告诉弗林，说我会考虑他的邀请，但必须让他先跟保尔·米勒打电话，并告诉他说已经选中了我。这跟底特律与奈特·米勒之间进行的电话交谈没有太大差别。
　　跟上次一样，我安排弗林按照指定的时间给米勒打电话，到那时，我将去米勒的办公室。保尔拿起电话，他喜欢报业同仁打来的电话，尤其是那些大人物打来的电话。
　　“杰克你好，接到你的电话很高兴。”他很热情地说。
　　之后，当米勒接听弗林和我两个人安排好的讲话内容时，我在一旁仔细观察他。
　　“保尔啊，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在找贵公司的一位年轻人。他并不想掉换工作。我们跟他谈过，我们准备向他发出邀请。他说，除非我先告诉你，否则他不予考虑。此人名叫艾尔·纽哈斯。”
　　米勒不动声色，他想起过去的那一幕情景。但是，跟平常一样，他对弗林相当客气，彬彬有礼。他感谢弗林打来电话，闲谈了一阵子。挂上电话后，他转向我，冷酷地盯着我问：
　　“你想怎样？”
　　我的答复：“您知道我想怎样。我想要您宣布我为本公司的二号人物。如果办得到，我想留在这里。如果不行，那我就得另寻机会了。”
　　米勒建议我们当天下午到他家去谈论此事。
　　把职位印到信纸上
　　他总是一位有风度的主人，喝着马爹利酒的时候，他再次问我：“你想怎样？”
　　“我希望人人都知道我是公司的二号人物，并且会成为您的继任者。”我重复了原来的话。
　　“他们已经都知道了。”他驳回。
　　“你我可能知道，但他们不知道。我需要有一个相当明确的头衔来面对同仁。如果您任命我为执行副总裁，那我对您的帮助会更大。如果不行，我就得考虑别的选择了。”我重复了这种几乎不加掩饰的威胁，好像随时准备打起背包去纽约。
　　最后，米勒看出了我这套滑头把戏的实质。“你来写新闻稿，我拿去发表。”他说。
　　保尔·米勒极有风度。他喜欢体面地赢，但输也输得有风度，脸上挂着笑，还跟你握手。
　　这样，我就把自己提升为执行副总裁了。当时我42岁，感觉自己到了世界顶峰。老板差不多60岁了，我感觉自己很快就要坐到他的位置上去了。
　　不久就发现，米勒对此重新加以考虑了。他想要我放慢速度，而不是加速列车运行。
　　我加快速度，印好了信纸名片，加上我的新职位。我把发给加内特公司各位编辑的关于一个即将到来的项目信件复印了一份给米勒。
　　他在印有我职位的那个角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圆圈，并写道：“为何要印新信纸？”
　　我立即予以反击：“原来的信纸已经过时了。我已经有了新职位，还记得吗？”
　　老板与即将接任的新老板之间就备忘录进行的战斗早已经打响。后来连续打了7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斗越来越严酷了。
　　事实上，担任新职位的头几年，我们两个人彼此容忍的情况相当不错。他喜欢我们给全国范围的加内特公司营造的更佳形象。我喜欢所采取的行动和更宽阔的视野。
　　但是，一些小事情让他不安。一般来说，这些事情是我在报纸的事情上带来的一些变更，或者是不愿意做出的变更。
　　米勒是尼克松总统和副总统阿格尼斯的高尔夫球友，他不喜欢看到新闻对这两个人的处理方式。
　　他发了一封电报给华盛顿地区编辑部的主任杰克·格蒙德：“请不要再写阿格尼斯在‘批评、质问、严责大学领导和年轻人’这一类的话了。这是不准确，也不公平的。不要以不公平和错误的方法滥发言论了，而你们那个编辑部最近好几天都在这么干。”
　　关于电报的事情，格蒙德打来了电话。我告诉他别理睬。
　　之后我跟米勒写了这么一张条子：“建议您不要再对像格蒙德这样的记者说他们应该写什么，应该不写什么。至少您应该事先跟我商量这一类的事情吧？！”
　　米勒予以回击，用铅笔草草地写出了这样的辩驳：
　　“我是老板，对吧？！请努力记住这一点。”
　　的确是不错的建议。我的裤子已经显得有点窄小了。
　　
　　破烂报纸
　　格蒙德后来退出加内特公司，去《华盛顿星报》当了政论记者。告别的时候，他称加内特公司是“一堆破烂报纸”。
　　米勒贪求他作为《罗切斯特时报联盟》编辑的职位，希望该报的一切都反映出他那种超级保守的思想观点。
　　我们每周都登载《纽约时报》的鲁塞尔·贝克主持的一个辛迪加栏目，而米勒对此栏目写了一个严厉的字条，说：“为什么要把贝克的许多栏目里面的垃圾，包括今天的那一栏印在我们的报纸里？不要再印了。”
　　我们没有听他的。我给米勒写了这么一张字条：
　　“《罗切斯特时报联盟》今年的发行量仅增长了2，000份，而《民主党人和新闻报》的发行量却增长了3，000份，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编辑们为时报联盟挑选内容时，常常要把你的兴趣考虑在内，而不是多达10万的读者家庭的广泛的不同的兴趣。”
　　这个字条激怒了他，我也知道会激怒他的。他做出了反击：
　　“这可真是愚蠢之言，而且完全没有证据。无论怎么说，如果扩大发行量是指把一堆垃圾印在报纸上……那我就不用操心发行量的事情。”
　　尽管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尽管我自己也越来越烦躁，但是，加内特公司的事情还是没有受影响，运转良好。米勒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他在美联社的角色中，包括几次海外的突袭活动。加内特公司内部哪怕很保守的业务层也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米勒不在的时候由我负责。
　　但是，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不断地催促米勒把他自己提升为主席，并任命我为总裁。最后，在1970年5月26日举行的年度会议上，他变得温和起来，并做出了他自己所谓的惊人公告──任命我为加内特公司的总裁。
　　我得到自己想要的了，但是，所产生的反应对米勒来说却太大了。
　　第二天，他竭尽全力想通过这样一份备忘录反悔他自己说过的话：
　　致加内特公司所有出版人、总经理及编辑：
　　昨天晚上，我在公司年度大会上宣布了本人当选为公司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并宣布艾尔·纽哈斯为公司总裁。公布了这个消息后，显然已经出现了一些混乱状态……
　　当然，美联社并不帮忙。也许大家已经知道了，我最喜欢的那家通讯社报道说，米勒已经“引退了”。
　　我附带一份供会议使用的陈述。如我所说，本人已经接受公司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职位。
　　在加内特公司，主席将成为最高职位。
　　艾尔是我的代理人，也是我的得力助手，他的全称是总裁，我和公司董事会指派他为首席运营官。但是，这是一种描述性的说法，并非其职位的一部分。
　　我在不到24小时内由首席运营官变成了助手。我感觉到他开始怨恨自己被迫去做的事情了。从那天起，事情已经很明显，再怎么哄他也不能让他交出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了。
　　米勒65岁的生日接近了，他在加内特公司董事会里最好的朋友、罗切斯特的银行家约翰·雷明顿建议我们为保尔举办一个大型的生日宴会。
　　我们请米勒的妻子路易丝也参加筹划，她的热情很高。我们把罗切斯特乡村俱乐部全都订下了，邀请了全纽约州有头有脸的人物。
　　抵制自己的生日宴会
　　发出邀请函的那天，雷明顿把我们为他所做的安排这个惊喜的消息告诉了他。
　　米勒说：“我才不去！”
　　雷明顿觉得保尔是在开玩笑，但是，他这种态度的原因很快就明朗了：
　　“你去告诉纽哈斯，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想让人人都十分明白我已经65岁了。我是说真的，我不去。”
　　雷明顿进退两难，跑来找我。邀请函已经发出去了。我们还能做什么？
　　“那是你的问题，约翰，”我说，“坦率地讲，反正是他自己的生日宴会，他去不去我才懒得管呢。”
　　到最后，雷明顿说服保尔，要他务必参加。他一整个晚上都不开心。
　　宴会结束之后，我向他保证说，再也不会为他安排生日宴会了。我一直信守这个诺言，直到他80岁生日。那个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也更老成了，喜欢我对他的每一点注意，哪怕这样的注意会更加突出他的年龄。首席执行官的职位拿到手之后，我也老成得起了，至少在保尔·米勒面前是如此。
　　米勒抱怨我太急躁，这样的怨愤越来越针对个人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比在1972年11月在堪萨斯城召开的美联社执行编辑大会上更愤怒的时候。
　　当年早些时候，我的第一次婚姻以离婚结束。当时我在与罗里·威尔逊约会，她是佛罗里达州一位颇受欢迎的参议员，当时引起媒体注意，因为她是作为独立参选人被选为议员的。
　　我以前请这位议员做过一个APME节目，跟阿拉巴马州的州长乔治·华莱斯和他当时的妻子勒琳以及“杜恩斯贝里”艺术家加里·特鲁多一起进行一场政治话题的专家讨论。
　　罗里参议员过来以后，我安排她住在宾馆里，是保尔·米勒的套间。她只是在那里过一夜，而米勒要到第二天才回来。当然，我把老板豪华的套间给她住，目的也是想给约会的对象留下深一点的印象。
　　第二天下午，米勒打电话要我去他的套间。
　　他大发脾气：“你是想自动辞职，还是被开除，或者从头干起呢？”
　　“你在说什么事情？”我问。
　　“你不觉得我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吗？你让那个女人住在我的套间里。你好大的胆子！”他一脸铁青。
　　“你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我问。
　　“我他妈的才不管她是谁哩。你让她住在我的套间里。很多人在谈论那个女人住在我的套间里这件事情！”他气得不行。
　　我想，要是说句俏皮话，也许能够让他安静下来。
　　“你昨晚不在这里，所以没有人会认为你跟她睡过觉。我也没有跟她睡觉，没有在你的套间里睡。”我最后补上一句，是为了言辞准确无误，“所以说，这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他气急败坏，让我马上滚出房间，否则他要将我扔出去。
　　后来，我和罗里结了婚，保尔和她成为好朋友。
　　当天晚上，我和保尔在一个会议接待室里碰上了，他又变成了一个十分友好的人，而且是他那种特色的友好，根本就不提那天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无论私下里多么可恶，公开场合他总是一位礼貌先生。
　　这是与保尔·米勒斗争当中令人痛苦的一部分。我跟任何人一样都想好好打一场硬仗，尤其是当赌注是我老板作为首席执行官的那个职位。但是，我的竞争对象又是一位师长，虽然刚愎自用，但又很有风度。
　　甚至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内心里还是在感到遗憾，不该让事情变得那么难受的。但是，要让一个到了时间却不肯让位的老板离开他的座位，并没有让人人都开心的好办法。当老板迷恋权力，大部分事情悬置不决的时候，对于公司的损害是很大的。
　　65岁生日宴会事件使我相信，再也不可能哄着米勒改变他的角色或者我的角色了。我推测，下次再不能手下留情了，必须带上大锤子。这样，我就开始找锤子了。
　　在70年代初期，加内特的董事会一共有12名董事。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特点：
　　►全都是男性白人。
　　►所有董事都是米勒提拔到董事会的。
　　即使如此，大部分人还是慢慢地对我产生了尊敬。在他们看来十分清楚的是，实际上是我在掌握着公司的运转。
　　有一些──而非全部──董事感觉到，加内特公司不成文的规定是，65岁就退休，这样的规定应该适用于所有人，包括首席执行官在内。
　　最强有力的董事是詹姆斯·韦勃，就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提拔去当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完成首次登月飞行任务的那一位，韦勃还在杜鲁门政府当过副国务卿和预算主管人。
　　保尔问题：好友兼保护者
　　最软弱的一位董事是威廉·罗杰斯。他一直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司法部长，后来又在尼克松总统手下当国务卿，直到亨利·基辛格接管他的权力。罗杰斯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米勒的高尔夫球友。
　　韦勃是董事会管理交接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的其他董事为罗切斯特市的银行家威尔莫·克莱格和前任商务部长亚历山大·特罗布里奇。
　　65岁生日宴会事件之后，我和韦勃经常在非正式的场合谈起我们所谓的保尔问题。韦勃告诉我说，根据他的试探，差不多所有董事都赞成我当首席执行官，惟一的不合作者就是罗杰斯。他认为应该只有保尔本人才能决定什么时候或者是否下台。
　　“如果你愿意让保尔继续当主席而由你出任首席执行官和总裁，我觉得我可以安排此事。”韦勃主动提议。
　　我告诉他，这个想法正中下怀：“我可不想一脚踹走雇佣我的人。我只是觉得已经到了宣布我是老板的时候了，因为只有我，才能够让加内特公司重新挂上档位。”
　　韦勃不断遇到来自罗杰斯的抵抗，这是保尔问题中的另一个部分，就是保尔的保护者。韦勃是一位管理人，也是一位妥协者，他喜欢在任何事情上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他就想不断地推迟不可避免的难题。
　　我自己的探查说明，如果靠投票表决，我可以得到10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米勒得到的票只能是他自己的一票加上他的保护者罗杰斯的一票。
　　进入1973年以后，我就着手动作了。
　　“吉姆啊，今年非开始不可了。”我告诉韦勃说，“保尔今年就67岁了，我也到了49岁。如果我今年当不成首席执行官，对我和加内特公司来说就是到了尽头。”
　　这不是威胁，而是一种许诺。韦勃知道我是来真的了。
　　
　　1973年4月，他安排保尔和我私下里见面，见面地点就在他家，是华盛顿的马萨诸塞大道。那是外交官们住的地方，但是，韦勃对待米勒的方法一点也显不出外交官的风范。
　　韦勃的妻子帕特茜给我们所有人倒上茶。之后，韦勃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大家都明白这次见面的目的。保尔啊，我希望你能提个日子，把首席执行官的职位让给艾尔。如果你不愿意，董事会就只好代替你做一个决定了。”
　　米勒愠怒，不出声。
　　韦勃继续说：“我建议就在下个月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宣布。”
　　“啊，不！”米勒尖叫，“那不行！”
　　“为什么下个月不行？”韦勃问。
　　米勒答道：“太快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安排好和布置好，之后才能采取这样的重大步骤。年度股东大会太快了。”
　　他不仅仅是想争取更多时间，而且很明显不想当着很多人的面处理这件事情。我们的年度会议总是会吸引数以百计的人来，尤其是罗切斯特的一些朋友们，而且会引起媒体的广泛注意。
　　我并不在意我们是在电话间里或是在保尔的乡村俱乐部的男士衣帽间里成就此事，我只是要办成此事就行了。
　　“那为何不在6月的例行董事会议上完成？”我建议。
　　韦勃觉得那是极好的一种妥协。
　　米勒试着再抵抗一次。
　　“我想得到一些保证。”米勒说。
　　“比如？”韦勃问。
　　“我希望得到保证，可以让我再任5年的主席。”
　　我让他大吃一惊：“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的。”一旦当上了首席执行官，我才懒得管他在我身边到底呆上多少年。
　　“我还想知道新闻发布会上的措辞。”
　　我又让他吃了一惊。
　　“很好，您来写。我做些编辑，之后公布。”我说。
　　韦勃大松一口气，我们都握了手。米勒脸色阴沉。但是，游戏已经结束。
　　一次没有新闻的新闻发布会
　　韦勃告知了其他董事。为了准备6月份的会议，米勒起草了一份新闻稿，跟我预想的差不多：
　　纽约州罗切斯特消息：保尔·米勒今天宣布，他将退出加内特公司首席执行官职务，但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会主席；米勒同时还兼任美联社总裁一职，在过去16年里，他一直都是加内特公司的首脑。
　　米勒说，他愿意继续担任美联社总裁，而且将在未来至少5年里继续积极担当加内特公司主席的职责。
　　在他管理加内特期间，该公司成为美国最大的媒体公司之一……
　　看着他写的新闻稿，我禁不住扑哧一笑。写了3段，仍然不肯提新首席执行官。这位从事了一辈子新闻事业的报人竟然把真正的消息给忘了。
　　到第4段，他才写道：“米勒将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交给了艾伦·纽哈斯，纽哈斯担任总裁已经有3年了。”
　　的确是“退出”和“交出职位”！实际上，权力早就从他手中夺走了。
　　我对米勒提出建议，说新老板的名字也许应该稍微往前挪一挪。这样，我们就做了某些修改。
　　接下来的5年是保尔·米勒职业生涯里最难受的日子。并不是因为我使他的日子难过的，是他自己弄的。
　　事实上，一旦首席执行官的职位拿到手，我的态度就友好得多了，甚至对保尔十分关怀——我为他安排好了很多有趣的公事旅游。我催促他多多外出打高尔夫，并确保他需要使用的时候，公司的飞机总是能够供他调用。
　　但是，他的内心充满苦痛。在董事会议上，我和其他新一代领导层讲话的时候，他总是一言不发地听着，把我们正在做和即将要做的事情记一个大概，但并不给予支持。他知道，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都是无济于事的。
　　他的命运跟许多老板的命运是一样的，尤其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他们并不知道激流勇退的道理，不知道应该在身处顶层的时候适时告退。
　　►当过去曾是他们的世界以自己的新节奏向前发展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悲伤。
　　►同事过去的尊敬或崇拜往往会转变为冷漠和轻视。
　　当上了首席执行官以后，我很快调整了董事会的构成，引入一些妇女、少数民族人士，这是一种多样化哲学。当全部由男性白人构成的董事会格局发生变化后，保尔的在场几乎不被人注意。
　　当5年的主席职位临近末期时，他问可否再留任1年。那对他是一个自我贬低的举动。但是，我还是同意了。他对我来说并不构成问题。惟一的问题在他自身。
　　1979年1月1日，米勒终于作为公司主席退休，他当时已经72岁。
　　仅仅1年以后，1980年1月5日，他发生了严重的中风，以后再也没有恢复说话的能力。他连四处走动都有困难，他深爱的高尔夫现在只能为他提供回忆了。他受了许多年的苦，本书1989年付梓出版的时候，他仍然活在人世。
　　对于一位有着许多天赋和多方面能力的人来说，他光辉灿烂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这可真是让人感到不快的事情。他当主席的最后几年，本来是应该用来享受自己一生劳动所得的，反过来，他却在不快中度过。
　　我经常抱怨自己，应该在他动得了的时候早早催促他退休，这样他就可以去享受人生。对他来说，我似乎只是一个没有感恩戴德之心的年轻暴发户，只对他的职位有兴趣。
　　回首往事，我应该早一点打败这位老板的。他、公司和我都会因此而更好过一些。
　　我当时发了一个大誓，到我退休的时候，事情应该是不一样的。
　　有话直说：弄潮者应该明白激流勇退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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