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狂：对自己的成就和潜能过分的欣赏。
　　──理查德·斯彼尔斯
　　《俚语及委婉语》
　　回首往事，我也许应该承认，20世纪80年代中期，自己可能真有轻微的自大狂症状。
　　没有一些批评我的人所说的那么严重，但也许比我当时意识到的情况更糟糕。
　　我当时自命不凡，而且，我觉得还很有理由。
　　►加内特公司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报业公司。
　　►《今日美国》成为全国阅读最广泛的报纸。
　　►我已经承诺在65岁的时候退下公司董事会主席一职。接下来的一代领导
　　人也已经安排就绪。
　　我当然想在把桂冠挂到壁炉上之前再往上面增加几粒珍珠。这就是我的自我意识超出常轨的原因。
　　自我意识对于大交易是重要的。它经常会使人们聚拢，或者让人们四分五裂。
　　在业务交易中，很多人的自我意识都会发生作用，公司拥有者、管理人、算计者、银行家、律师。
　　有节制的自我意识能够达成交易。自我意识失控就会使交易砸锅。
　　我的职业生涯处在模棱两可的界线内，达成交易和使交易砸锅这两种事情我都干过。
　　每个人都得做好吃一回大亏的准备。
　　──重量级冠军乔·路易斯
　　一、再见，CBS
　　纽哈斯的特立独行使得一些循规蹈矩的英国媒体大王看上去像一朵快要凋谢的百合。
　　──《伦敦时报》
　　1987年10月7日
　　1985年年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处在敌人的围攻之中，该公司老板汤姆·惠曼明显抵挡乏力。我觉得，我可以作为一个友好的追求者获得该公司。
　　惠曼接任这份吸引人但又十分费力的工作才刚刚5年时间，就在两条战线上遇到大麻烦：
　　► 在公司外面：亚特兰大的媒体大王泰德·特纳已经向该公司发出邀约，从而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收购事务提上日程。很多人低估泰德的能力，然而他自己却并不服气。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也在想办法召集保守党人，让他们去购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大宗股份，由此而“成为丹·拉塞的老板”。
　　►在公司内部：营业收入大幅下降。由于员工及预算的大幅削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重要的新闻部门差不多都要造反了。
　　要么得放弃什么东西，要么得放弃什么人。这对任何一个拥有较大媒体基础，也有大笔钱可以花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诱人的目标。
　　现在到了我们采取措施，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时机了。
　　我们考虑此事已经有些年头了。跟特纳不一样，我们不会采取敌对的措施，只会做友好的交易。
　　在任何媒体公司兼并案中，双方联姻最好是双方情愿。敌意收购可能会把最好的一部分主要资产吓跑，而恰恰就是有创造力的一些人。
　　我在惠曼身上实施的“救世主”战略进展极快，就连我本人也吃了一惊。8个星期内，我们看来就快要站在几小时内宣布一项共达90亿美元的兼并案的消息的边缘了，假如成功，那会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媒体兼并案。但更快的是，这笔交易流产了。
　　我把最大的交易弄砸了。我的自我意识让我犯了滔天大错。惠曼的软弱又一次战胜了他自己。
　　
　　帕雷更换总裁的狂热
　　汤姆·惠曼个子高，人长得也帅气。在纽约社交界，在高尔夫球场和舞厅里，他都是一副完美的形象。在以黑岩山著称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办公大楼里，他却是一个忙乱不堪失去了分寸的人。
　　惠曼如何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得知这件事情就能让你明白很多关于他和威廉·帕雷这位传奇式创始人的事情。
　　惠曼是1980年年初在一次社交场合引起帕雷注意的。几个星期之后，帕雷给在明尼阿波利斯州的皮尔斯伯里总部的惠曼打电话，请他去长岛汉普顿过周末，那是帕雷的隐居所。
　　“帕雷打电话来，我以为是邀请我周末去那里打高尔夫球。”惠曼后来告诉我说，“我们在他的书房坐下来，他开始认真地谈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业务上的事情，我以为他准备请我去当他们公司的董事，谁知话没出口，他就请我去当首席执行官了。”
　　帕雷在这方面并不是新手。他长期以来的助手弗兰克·史丹顿博士作为总裁于1971年退休之后，帕雷在9年时间里换了3位总裁。
　　尽管帕雷有雇用总裁然后又炒掉总裁的不良纪录，尽管惠曼对媒体业务毫无知识可言，但是，听到帕雷的邀请后，惠曼还是很高兴。
　　“我甚至都没有请他给我一份合同，”惠曼告诉我说，“我以为他只是在制造一个借口，好让我离开明尼阿波利斯那个地方，然后在纽约找一个好工作。我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惠曼接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工作5个月后我就认识他了。我和他以及另外10多名客人参加过扬&鲁比堪姆公司主席艾德·雷举办的一次聚会，11月25日在“21”俱乐部共进晚餐，当晚，次重量级拳击手苏加·雷·里奥纳德和罗伯特·杜兰为这个级别的名号进行第二场比赛。
　　晚餐后我们步行到无线电城音乐厅，通过闭路电视看那场比赛。打到第8场，杜兰坐在凳子上不起身，我们就回到“21”俱乐部，庆祝苏加·雷获胜。
　　睡前喝饮料的时候，我和凯伊·格雷汉姆跟惠曼坐在一起。我试着谈起媒体业务上的事情。他很逗人喜欢，也容易接近。他一点不懂得他管理的那家公司，也不懂我们很感兴趣的业务。
　　惠曼临时在联合国广场弄了一套公寓，凯伊去纽约的时候也在那边住一阵子。他们两个人都需要搭车回家，因为几个小时前就已经让各自的司机回去了。有些首席执行官经常干这一类的傻事，这样他们以后就可以吹嘘，说自己如何在为公司省钱。
　　只要有助于把工作更轻松有效地做完，我从来都不会因为多用了轿车或其他的什么事情而感到内疚。这个政策在那个晚上又起作用了。我主动提议送惠曼和凯伊回家，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再私下里谈一谈业务上的事情。这也有助于让惠曼记住我。
　　第二天，我在一次报界会议上看到凯伊，她大谈惠曼如何迷人，如何有趣。她根本没有提到她所注意到的惠曼迷人的一面在于社交活动，而不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业务上，也不是在媒体业务方面。
　　第二天我跟惠曼打了例行的招呼，并建议我们保持联系。
　　惠曼很客气地作答。在接下来的4年半里，我们两个时不时见面，有时候是社交场所，有时候是媒体界的会议。
　　我一直忙着让《今日美国》起飞的事情，他也在忙着清除公司内外敌手的事情。但是，我十分关注他的活动，远远超过他对我的活动的关注程度。
　　泰德·特纳：一个难缠的家伙
　　1985年4月，泰德主动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提出收购邀约。机会终于来了。加内特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也正好在那段时间召开，在那次股东大会上，我们批准了修改次要法规的提案，作为防止收购行为的防范措施。
　　尽管第二大股东强烈反对我们这么做，但我们还是做了，因此，我们就登了整版广告，对自己大肆赞扬一通，同时也让收购高手和偷窃公司的人别起歪心思。
　　我给惠曼寄了一封信，把整版广告也附在里面。“里面的一些内容也许有助于击败特纳，”我写道，“而且，如果我们能够在别的任何方面帮上什么忙，捎个口信给我，或者给我打电话。”
　　3天之后，回信寄到。惠曼对我表示衷心感谢：“下次到纽约来，请通知我一声，并且过来一下。我很想跟您好好谈些事情。”
　　大门打开了，我1分钟也不想浪费。我给他打电话，说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我会在纽约。我们约好星期一上午找个时间一起喝咖啡。
　　我们在黑岩山35层他的办公室里谈了1个半小时。惠曼的挫折感十分明显，但他谈得很随意，很坦诚。
　　“特纳真是个难缠的人。他一天到晚缠住我，浪费了我几乎所有的时间。每天花时间对付这些鲨鱼，要把自己的后背盖好，根本就没有时间管理公司业务。”惠曼很是烦恼。
　　他一门心事想着如何赶跑特纳，我却想在这次谈话中涉及尽量多的话题，因此我最终把话题转到了加内特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上面。
　　“你还在忙些别的什么事情吗？是不是在购买或者销售什么东西？”我问。
　　“目前还没有。但是，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打消这些人的收购企图。”惠曼说，“一个办法是资本调整，大笔借钱回购公司股票。我考虑的另一个办法是跟另一家大公司进行合并。时报公司的迪克·曼罗（首席执行官）跟我是好朋友。我们谈过，看看能否把两家公司弄到一起。但是，时报公司的有线电视业务跟通信委员会的条款形成冲突，因此，我们谈来谈去还是没有一个结果。”
　　“时报公司想甩掉有线电视业务呢？那样一来，你们两家公司不是就可以好好合成一团了吗？”我一副极想帮一把的样子。
　　惠曼大笑。“我提过这样的建议。我也觉得这个点子不错。这会使他们成为较小的公司。这样一来，明显地就会由我们来主管兼并公司。但是，迪克和他的手下不愿意这样。”他说。
　　惠曼发出了两个信号：
　　►与另外一家大型媒体公司合并对他有吸引力，因为这是抗击特纳收购威胁的好办法。
　　►在这样一种兼并中，他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都希望成为控制性的公司。
　　对于前者，我感到十分激动和兴奋；对于后者，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谈一谈，那就能够解决问题。
　　因为是第一次面谈，我不想显出很急迫的样子。但是，由于他谈到时报公司的事情时十分坦诚，这就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按照计划进一步谈下去。
　　“你知道吧，汤姆，你想把两家大型媒体公司联合起来的想法有很多好处。我知道，现在开始认真地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加内特公司的合作事宜为时过早，但是，其中的概念还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不会存在冲突或重叠的问题，至少不会像你们与时报公司的问题那么大。”
　　“是啊，这我知道，”惠曼说，“我也考虑过此事。”
　　我又一次小声地问：
　　“那我们是否可以让我的办公室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星期里详细了解一些贵公司的运作及我公司的运作项目，看看我们能否解决通信委员会或司法部的那些问题？我们来弄一张覆盖图，看看整体的情景。之后我可以把一个大致的框架凑起来，看看你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这有助于我们决定是否需要严肃认真地商谈下去。”
　　“那我们看看吧，”惠曼说，“我不想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
　　这是一次热情和友好的会见。我对他说，我会在一两个星期内打电话来。
　　回到华盛顿后，我打电话给约翰·克雷，当时他是加内特公司的总裁和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道格·麦柯金戴尔也到场。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准备销售了。如果我们足够聪明，可以把这家公司弄过来。”
　　我们着手工作。麦柯金戴尔的办公人员把资料整理出来，看看加内特公司的哪些报纸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哪些电视台或无线电台必须要甩掉才能满足政府要求。我和克雷把精力集中在这项有可能成功的交易中的心理与运作层面上。
　　一场公开的小便比赛
　　由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特纳之间的斗争事实上已经白热化，我们只好加快了速度。
　　特纳现在已经宣布公开的出价为每股150美元，但只有40美元的现金，110美元是垃圾债券。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纽约股市上的买卖价格是115美元左右。
　　华尔街开始认真对待特纳的投标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虽然在公司内部十分担心，但在公开场所仍然保持不理会特纳的样子。
　　但是，特纳继续发动攻击。“美国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么傲慢的。”他说。
　　我觉得，这可真是锅说壶难看，乌鸦笑猪黑啊。
　　惠曼回骂，他说特纳缺乏管理大型电视网络所需要的“良知”。
　　公开对骂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在与惠曼见面才10天后就给他打电话了。我对他表示同情，说特纳的确做得过分了，之后我告诉他说，我们的研究已经做好了。
　　“我想到你那边去，让你看看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双方都不会失去什么的。”我说。
　　“我不能肯定我们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这样会导致什么结果。但是，再谈一次也无妨。”他说。
　　我们说好我第二天早晨到他那里。他问我是否可以一直留到午饭时间。这是不错的一个信号。
　　我们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得直截了当：
　　“我们得做些什么事情了。我觉得特纳不可能拿我们怎么样，但是，我不想把此事拿到股东那边去说，因为到那个时候，很难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他表明自己的烦恼：“我整天都在想办法甩掉这个王八蛋。有时候，我觉得还真不如原来卖青豆的好。”他这么说的时候没有笑。
　　很明显，惠曼的工作已经干得很烦了。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没有根基，他对绿色大王和皮尔斯伯里的回忆对他意味着更多，比爱德华·莫罗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他的吸引力大得多。
　　对他来说，管理一家受人尊敬的网络公司只是换了一家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工作没变。他不喜欢这里的压力，尽管能够享受的快乐让他开心。
　　“汤姆，你得想出一个终局办法来，要跳出目前的困境。”我说，“我们为何不认真谈一谈，看看如何在我们两家公司的头上都撑起一把大雨伞？这样一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和我们两家公司都会有好处。”
　　他的反应比我想像的更快，而且更积极主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事情的确让他受不了。
　　我建议，我们应该把关键人员弄到一个小组里，看看这里面的机制是什么样子的。之后，如果事情有眉目，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进行交易商谈了。
　　我们同意，接下来的那个晚上，我们到沃道夫大厦38-H的加内特套间进行1小时的特别会面。那是很大的一个豪华套间，处在极有名望的一个地段上，我们定期使用那个地方，让业界同仁在那里得到娱乐，并给他们留下印象。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方参加了汤姆和我之间的特别会面的人员包括：
　　► 简·詹考斯基，广播集团的总裁。
　　► 弗莱德·梅耶，负责财务的资深副总裁。
　　加内特公司一方的参加人员有：
　　► 总裁克雷。
　　►负责财务的资深副总裁麦柯金戴尔。
　　在封闭的阳台上，套间内的服务人员端来了第一轮饮料。之后，我让这个侍者离开了。我亲自给大家倒酒，确保我们谈话的私密性。因为以前有很多商业交易就是被侍者或清扫房间的服务人员泄露或偷听走的。
　　我们一行6人在套间里走来走去，看着楼下曼哈顿的灯火。我们在闪闪发光的镀金台球边上走动，在加内特公司接手这个套间以前，巴伦·希尔顿和弗兰克·辛那特拉经常在这里玩8个球袋的台球。这给惠曼和他的副手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见面约有1个小时，大部分都是些闲谈。会面结束的时候，我和惠曼达成一致，接下来的那天我们将在他的办公楼共进午餐。我们对其他人说，如果此后大家还保持接触，财务人员、法律人员和运营人员都会参与进来。
　　101兼并案
　　我越来越有信心了，觉得此事有可能办成。但是，我掩饰住内心的情绪，我不想显出性急的样子。我以前打扑克牌时锻炼出来的性情现在开始产生效应了。
　　比较而言，惠曼急得多。他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每天在公开场所都要承受特纳和赫尔姆斯参议员的骚扰。
　　第二天，我去了惠曼的办公楼，建议我们集中精力处理任何兼并案都必须要处理的三项基本问题：
　　►谁来管理它？
　　►公司叫什么名字？
　　►谁为此把钱交给谁？
　　“汤姆，我们两个都明白，很多像这一类的交易最后都在谁来管理它的问题上卡住了。就我本人所知，无论以什么名分，你和我都将作为伙伴来这家公司。除非我们两个人都有很大的发言权，否则，我们两家公司可能都无法通过。”
　　“当然，必须得有人出任首席执行官。我希望我们可以弄出一个好的结构来，这样，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总裁和首席运营官就能够协力运作。”说完我停顿了一下子。
　　他捡起话头来：“我也一直在考虑此事。当然，我很想当首席执行官。我假定你也想当首席执行官吧？”
　　我笑着说：“我一直在当首席执行官，感觉不错。但更重要的是，加内特公司一直以来成绩不错。我怀疑，如果我不当首席执行官，董事会可能不会通过任何一项交易。”
　　之后，惠曼让我大吃一惊。
　　“嗯，事实是，根据经验和年龄，你也应该出任首席执行官。我希望我能够有机会证明，等你退休的时候，我应该能够成为你的继任者。”我当时61岁，他55岁。
　　“汤姆，如果你不接任我的首席执行官一职，我会相当失望。”我说。我对汤姆所说的话，意思是指：他不适合担当此任，那是让人失望的。而且我会尽一切力量阻止他接任此职。
　　之后我又补充说：“这比我想像的容易多了。”言罢两个人都大笑起来。
　　实际上，惠曼以前经历过此事。在绿色大王公司，他曾担任首席执行官，但是，兼并案之后，他成为皮尔斯伯里公司的副董事长。
　　这两个顶层职位谈妥之后，我们就转到了其他关键事宜：
　　“坦率地说，你们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梅耶给我的印象不深，没有我对我的财务官麦柯金戴尔的印象好。”我说。
　　“啊，我的天，这不存在问题。你的那个财务人员给我也留下了很深印象。”惠曼答道。
　　我们达成一致：
　　►麦柯金戴尔将出任合并公司的首席财务官。
　　► 克雷将负责合并后的出版部门的负责人，包括所有报纸和杂志。
　　►詹考斯基将负责合并后的广播部门，包括所有电视台和无线电台。
　　惠曼在詹考斯基的事情上有所犹豫。他说：“当然，实际上我将直接负责广播部门”。很明显，惠曼对詹考斯基缺乏信心。
　　我们同意，这个集团将由5个人组成首席执行官办公室。加内特公司的代表将控制这个办公室，3:2。
　　克隆凯特不能忍受惠曼的缩减计划
　　之后我们谈到董事会的构成问题。
　　惠曼把我们谈话的内容对关键的董事会成员说了。他说，他向他们说明我们已经开始商谈了，他也许会召集一次特别的董事会议商量这笔交易。
　　我在常规的董事会议上向全体董事谈到了我们讨论的内容。所有人都强烈建议达成交易，但是，他们提出的告诫是，加内特公司必须占据控制地位。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加内特公司董事会都显示，他们在秘密商谈期间彼此信任，并没有消息走漏出去。
　　我和惠曼现在开始集中在董事会的构成问题上面。我们两方都有相当有地位的董事会阵容，但是，很明显，某些人无法躲过更大公司的董事名额缩减。
　　我们同意组成由15名成员构成的董事会，加内特公司派7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派7名。为了打破投票僵局，第15位董事由大家联合指定，双方的首席执行官各自决定保留当前的哪些董事。
　　“你可别指望我会把那个可恶的克隆凯特留在未来的董事会里。”惠曼说，“他作为节目主持人退休的时候，我请他保留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董事会里，但那是我做过的最差劲的一件事情。”
　　很明显，惠曼认为，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很多麻烦都是这个人惹起来的，尤其是新闻部门的很多事情。这一次再次证明他缺乏敏锐的观察能力。惠曼不明白克隆凯特作为“美国最受人信任的人”所具备的价值。
　　我微笑，但没有做出评论。克隆凯特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退休的时候，我曾请他来加内特公司当董事，因为我认为他是美国最杰出的广播和印刷媒体从业人员之一。我的那次邀请，加上其他公司的邀请，也许有助于克隆凯特获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职位和一笔丰厚的返聘合同。但是，惠曼很不喜欢此人。
　　我继续推进此事。
　　“我们已经谈过谁来管理公司的事情了。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公司叫个什么名字吧。”
　　惠曼想出风头：“这里的人都因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而感到自豪。我觉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比加内特公司的名字好些。”
　　我回击：“长期以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名字是比加内特公司的名字更知名。但是，加内特公司在华尔街上的名字现在也很响亮。也许应该有个新名字了。”
　　惠曼说他还没有考虑过此事。我向他保证：“不管我们把新公司叫个什么名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网络还是会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加内特的报纸还会继续叫加内特报纸。但是，我们也许可以改一个更大、更具全球意义的名字。”
　　因为这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我就放下了。我们同意，大家再仔细考虑一下，稍后再来谈这个问题。
　　谁因为什么而付钱给谁的问题比较容易。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加内特公司都可以喊出天价，但是，市场已经有个参数摆在那里了。
　　1984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年收入是49亿美元，而加内特公司的年收入才只有20亿美元。但是，加内特公司的利润率更高，为2.239亿美元，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利润才只有2.124亿美元。
　　华尔街对我们公司已发行股票目前市值的估价更高，加内特公司当前的交易价为61.625美元，市值49.4亿美元。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已发行股票数量较少，交易价为119.75美元，市值为35.5亿美元。
　　因此，加内特公司明显占有优势，哪怕华尔街以外的人认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可能是更大的公司。
　　惠曼说，他觉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许可以在当前市值以外另得10%的贴水。我告诉他，我觉得至少应该有15%的贴水。我给他的公司定了更高的值！但是，我当时是想锁定一项交易，出价太低会鼓励其他追求者。
　　我们达成一致，两家公司在价格上都处在同一水平，可以让财务人员去弄清细节。
　　惠曼说，他觉得现在已经到了去见一见比尔·帕雷的时候。我知道这一点的重要性。帕雷是创始人，也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退休主席，他仍然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跟我讲讲帕雷的事情。”
　　“嗯，他也被这个特纳搅得心神不定。他无法想像哥伦比亚公司被像泰德·特纳这样的人收购。”
　　“他对我们之间的合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当我们谈及与时报公司的兼并案的时候，他觉得那可能是两家好公司的合适搭配。”
　　“那他想从这次交易中得到什么？”我问。
　　“他是本公司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而且还留在董事会里。这对你有什么问题吗？”惠曼问。
　　“当然没有问题。”
　　尽管帕雷已经83岁了，但是，他继续每天到办公室来。他早晨9点左右到公司，午餐时间或者午餐之后离开。惠曼与帕雷的秘书联系，安排我们见面的事情。
　　“帕雷先生明天上午有空吗？我想让他见见纽哈斯先生。他应该知道这个名字的。”
　　他们明显商谈过与加内特公司的交易事项。
　　
　　帕雷从不扎自己的领带
　　威廉·帕雷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话算数的人。但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帕雷并没有得到惠曼应该对他保持的尊敬。
　　向我介绍帕雷的时候，惠曼说了不敬的话，而且还大笑着说：“帕雷最喜欢对我吹嘘的事情之一是，从11岁起，他就没有自己扎过领带了。”
　　在惠曼的催促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会迫使帕雷于1983年退休，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帕雷可以说是反复无常，作为董事会主席，他曾任命过4位总裁。他总是放不下手。但是，惠曼忘了，帕雷是创始人。在任何一家公司，主席和总裁总是来来去去的，但创始人只有一个。
　　我们早晨见面，帕雷向我介绍他挂在办公室的关于广播生涯里的种种荣誉。之后，他把话题转到报纸上面。
　　帕雷很是自豪，因为他在《国际先驱论坛报》拥有三分之一的所有权。“但是，你们《今日美国》已经开始让我们《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人紧张了。”他笑着说。
　　我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
　　“这两家报纸仍然都有扩大成国际化报业的机会，尤其是如果我们达成某种所有权关系的话。如果我们两家公司合在一起，您会有什么样的看法？”我问。
　　“我们会有某种公司，某些朋友。”帕雷回答。
　　“那您会帮助我们管理这家公司吗？”我问，“您愿意继续干下去吗？您对自己现在干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在这边，人们对我很好。”他说得轻描淡写，一边看着惠曼，“他们让我保留这间办公室，还时不时让我使用公司的飞机。”
　　无法想像。惠曼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高级主管每天都应该感谢帕雷，因为他为他们营造了这家公司。现在反过来了，是帕雷在感谢他们。一位退休的董事会主席，而且还是公司的创始人，以他的业绩来看，他值得受到更大尊重，我想。
　　我继续说：“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两家公司弄到一起，我肯定希望您愿意担任更大公司的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
　　“那我会感到受宠若惊。”他说。
　　闲谈了一阵子媒体的事情后，我和惠曼起身离开。我们知道，帕雷午餐的时候有个约会。“我希望能够很快再次见到你。”他说。
　　帕雷巴不得完成兼并。惠曼后来承认：“事情不可能再好到哪里去了。我知道那家伙，他很高兴自己能够听到那样的话。”
　　在我看来，我们已经就要达成交易了。惠曼准备好了，帕雷也很开心。我已经准备好加大推进力度了，也许准备得太好了。
　　银行家和律师拖时间
　　我和惠曼回到我们公司的办公楼，等待来自律师和财务人员的结果。他们当天下午已经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投资银行家摩根斯坦利公司的办公室里开始了会议。
　　就我而言，我和惠曼已经处理完了实质性的事情。律师们只不过是在填表格而已。
　　他们第一天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是，那也不是不曾预料到的事情。在这一类的事情上，律师和银行家们总是尽可能拖时间，不断增高或者证实他们索要的费用。但是，我希望在势头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进展时赶紧达成交易。
　　因此，我向麦柯金戴尔发话，说想在午餐休息期间与他和克雷见面。他们的报告比我想像的差得多。
　　“财务方面我们有了一些进展，但是，公司结构方面却毫无进展。他们的律师没有得到你给我们的消息，不知道将来谁会管理公司，因此也不知道公司将来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一点也不清楚谁会来当首席执行官。”麦柯金戴尔报告说。
　　我很惊讶。
　　“我和汤姆今天早晨甚至都没有觉得有谈及此事的必要，但是，昨天就已经把事情说清楚了，我会把这事告诉你们，他会把事情告诉他们的。”
　　我立即给惠曼打电话。他的秘书把我的电话接到了他的私人餐厅。
　　“汤姆啊，我今天早晨接到道格的报告，说他们还没有接到公司结构的消息，也不知道人员安排上面的事情等等。我昨天晚上把你我决定的事情告诉我们这边的人了。”
　　“我现在正准备跟他们谈这件事情。”惠曼说。
　　“那好。”
　　我转身，朝麦柯金戴尔和克雷一笑：“今天下午这些就全部搞定。”
　　到下午，麦柯金戴尔一脸沮丧地回到加内特公司。
　　“他们还没有得到消息，很明显，惠曼还没有说清楚。他在磨时间，或者是他们在磨时间。”麦柯金戴尔说。
　　“嗯，我们可以解决此事。”我答道，“我再来跟汤姆说，他会照料此事的。”
　　麦柯金戴尔却不十分肯定。
　　“我觉得，你和汤姆今晚或者明天上午应该亲自去参加这个会议，帮助我们把管理人员和董事会成员的事情摆平。这显然是拖延时间的关键问题。”
　　对照而言，交易上的财务问题很快就搞好了。由于我在他们公司的市值上另外贴水15%，这笔交易看样子飞不了。
　　我再次给惠曼打电话。
　　“我知道那批人在很多方面进展很快，但是，在另外一些问题上速度却太慢了。也许我们应该明天早晨跟他们见个面，催促他们一下，让他们快些完成此事？”
　　他同意，我们第二天早晨10点去摩根斯坦利公司。
　　就在会议开始前，我把惠曼拉到一边去，说：“汤姆啊，我们需要把事情对律师说清楚，让他们清楚地明白公司的管理结构。我假定这对你没有问题吧？”
　　“那当然没有问题。”他说。
　　达成交易的时刻
　　十多名银行家、律师和高级主管都坐在长长的办公桌后面。
　　摩根斯坦利是他们那一方的理财公司，西尔森·勒哈曼公司是我们这一方的理财公司。他们的法律事务公司是斯卡登阿普斯公司，我们这边的是尼克森哈格雷夫公司。
　　我和汤姆一起坐在桌子一端。
　　我和汤姆已经达成了一致，但这帮人花了3天时间竟然没有办成，或者不愿意完成细节，我真是有些恼火。
　　加内特公司的同仁看出了我的情绪。他们过去见到过太多次数了，因而预测到了我的态度。
　　在加内特公司，如果事情没有进展，我会对他们不留情面。
　　“汤姆和我觉得，如果两位首席执行官亲自来看看这边的事情，并向各位解释清楚如何把这笔交易完成，那可能会有帮助。这事情看上去他妈的很是简单嘛。”
　　我的声音里面有种不快的意思，尽管如此，比平时的高腔还是低得多，有所控制，没有那么恼火的样子。我直截了当地触及正题。
　　“汤姆和我已经就公司的管理结构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各有7名董事，另外再加1名董事。我将出任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汤姆担任总裁和首席运营官。我们将组成由5名成员构成的执行委员会：从加内特公司另派两名成员，除汤姆以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再派一名成员。”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人都大吃一惊，困惑不解。我们这边的人都点头，并微笑。
　　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来回耗时间的必要，因此，我又用更坚决的口气强调了刚刚说过的话：“你们不必要在这件事情上争执，也没有必要谈论或思考此事。这件事情早已经解决好了。你们只需要把这件事情落实到法律结构上面去，再加上一些财务上面的细节，之后我们就可以离开，庆祝一番，各自回家。”
　　我想一次完成所有事情。
　　我转头朝惠曼那边看一眼，说：“汤姆，您想补充什么吗？”
　　惠曼看上去很不自在。他从座椅上直接站起身来。“是啊，我们已经就此达成一致了。”他有些犹豫地说，“5人委员会也许会发生变化，我们不能肯定我们这边的人会在委员会或董事会里担任什么职务，也不知道你们那边的人会担任什么职务。但是，大体上说，你们大家可以商量此事。”
　　我立即看出，我已经把事情弄砸了。我说得太直接了，也太不留情面。惠曼的人第一次从我这里，而不是从惠曼那里得知消息。
　　消息不是错误所在，是送信的人出了毛病。
　　当惠曼听到别人对他的手下说他将处在第二位的时候，他的感受跟我们在他的私人餐厅里说起同样一件事情时的感受很不一样。
　　我应该让惠曼来解释这些事情的。这样他就可以把这件事情说得更婉转一些。我满足了自己的自大，却牺牲了他的自我意识。
　　但是，尽管会议的气氛不太对劲，不是我想像的那个样子，但是，我觉得把关键事务摆在桌面上谈易于打破僵局。惠曼本来是支持我的，哪怕他有一丝勉强。路上可能还有些磕磕碰碰的事情，但至少我们可以打破这笔交易的僵局。
　　商谈当天继续进行下去。他们就财务细节达成了总体的一致。惠曼的代表在相对不太重要的管理事务上仍然保持法律用语。
　　但是，我们已经走了很远的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24小时或48小时内完成交易。
　　纸上的明白话
　　在加内特公司，关于重要事务的新闻稿都是我亲自写或重写的。这有助于把一些事情存留在脑海里──在我的脑海里。也有助于让所有人都用英语，而不是法律用语来理解所发生的事情。一旦在纸上把话说明白了，差不多所有人就都能明白你的意思。
　　接下来的那个早晨，我给惠曼打电话，告诉他，我想把新闻稿的草稿拿给他看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意见。“我们以前一直在谈公司的名字，”我说，“我想听听你有什么好主意没有。”
　　惠曼跟以前一样欢迎我去，我感觉他已经很快恢复了自己的状态。我把新闻草稿交给他看，一些关键的数据空下来了，等确切数据弄完以后再填进去。
　　纽约消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加内特公司今日宣布，双方董事会一致同意以免税股票交换的方式合并两家公司。
　　这两家媒体公司当前的股票市值合并起来约为85亿美元。两家公司合并起来的年收入约为70亿美元，去年的税后利润约为4.69亿美元。
　　该项合并案要求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加内特公司合并成一家新公司，计划将名字改为环球媒体公司。每股 公司的股票将兑换 股 公司的股票。全部 股股票将兑换成环球媒体公司的股票。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纽约股票市场上星期三的收盘价为117美元，加内特公司收盘价为61.75美元。以当前股价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股票在环球媒体公司内的价值约为每股税后价值 美元。
　　经过股票交换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前股东将拥有环球媒体公司约45%的股份，加内特公司股东将拥有约55%股份。
　　我注意到，惠曼看稿子的时候直接去看谈到他和我的那一部分。“现年61岁的纽哈斯将在新公司内担任主席和首席执行官，55岁的惠曼将出任总裁和首席运营官。”
　　惠曼的情绪只有极小的变化，他好像对新闻稿不是太高兴。但是，他并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我给他留了一个副本。
　　我解释说，我觉得环球媒体公司是个不错的名字，但现在也没有确定下来。我之所以把它放在新闻稿里面，是因为希望他能够思考这个名字，或者再提出新名字来。
　　第三天，商谈组的人工作的时间短一些，但是，我猜那是因为前两天他们日夜商谈，工作时间太长的缘故。我的目标是，第二天把所有松线扎紧。
　　我和惠曼商谈过，准备在接下来的7月4日那个周末在纽约召开由两家公司的董事参加的特别会议。我们觉得可以搞一个极热闹的庆祝大会，大家似乎都为此做好了准备。
　　但是，谈到第4天，麦柯金戴尔和克雷中午的报告说，气氛完全变了。
　　“事情完全进展不下去了。”麦柯金戴尔说，“梅耶真是他妈一个婊子养的。”
　　“你们觉得我和汤姆有必要再去一次吗？”我问。
　　“我不知道。”麦柯金戴尔说，“但是，你可能得和汤姆再谈一谈，因为事情无法进展。”
　　黑岩山突然发怒
　　我们三个谈话的时候，电话响了。
　　惠曼找我。
　　“你好，汤姆。”
　　“艾尔，我打电话告诉你，交易流产了。”
　　我目瞪口呆。
　　“你说什么？”
　　“交易流产了，”他重复说，“因此再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
　　“嗯，我以为我们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如果中途遇到什么问题，你我能够坐下来慢慢商量的。我们在很短时间内走了很长的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交易流产了。我不能够与你谈下去，我再也无法谈这件事情了。”
　　“可否说得详细一点？”
　　“有几件事情。”他说，“首先是这个改名字的疯狂念头。我们为什么不称它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我们有历史很长的优秀传统，而且我们有全国最好的名字之一。”
　　在我看来相当清楚的是，他这是为了一同坐在黑岩山的那些人的利益在说话。回顾起来，他明显的在利用公司的名称改变作为一个借口，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管人比尔·帕雷反对这笔交易。
　　惠曼的口气突然变得难听了。
　　“另外，你也对我撒了谎。”
　　我按住了自己的心头怒火，我希望这笔交易能够成功。无论惠曼有多蠢，我都想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避免因为自己大发雷霆而使交易流产。
　　我故意用平静和镇定的口气回答：“我没有撒谎，汤姆。你说的是什么事情？”
　　“你说过不对别的任何人提及交易的事情的。”
　　“我对你说过我们不会与别的任何人商谈此事，我明白。你知道我在与你的朋友、时报公司的迪克·曼罗谈事。但是，那都只是一些讨论，而不是商谈。”
　　事实上，我一直在与曼罗进行讨论，因为在我看来很明显的是，时报公司不可能永远独立下去。但是，在我看来，这些谈话从来都不是认真的，因为曼罗坚持要当共同首席执行官。我和他在兼并的益处上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曼罗并不明白，只能由一个人来当首席执行官。时代－华纳1989年发生派拉蒙之争的那段时期，他还想着共同首席执行官的事情。
　　如果有两个共同首席执行官，那就没有裁判可言了，话到老板那里就应该打住。如果没有明确的老板，话头就打不住，一般来说，事情根本就不会开始。
　　无论怎么说，惠曼都不会明白讨论与认真的商谈这两者之间的差别。跟惠曼不一样的是，我会跟所有人谈话，总在四处走动，希望达成新的交易，希望找到新的机会。
　　惠曼在这一类的事情上经验不足，他认为每一次谈话都是一种商谈。
　　惠曼在找借口，在我看来十分明显的事情是，他在想办法从交易中退出。
　　“你对我撒了谎，”他坚持自己的立场，“我根本无法再处理此事了。”
　　“看来你是弄错了。不过，除撒谎者以外，还有人骂过我更难听的话，因此……这算不得什么。你还没有对我讲足以让这次交易做不成的严重的话。我们肯定还没有在公司名称上做出最后决定。我只是在给你的新闻稿里随便想了个新名字，以便于看看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无论怎么说，交易已经结束了，”他再次说，“我再也不想谈论此事了。”
　　我的话音里开始带有一丝愤恨了。
　　“在我看来十分奇怪的是，像你这样一位有身份的人，这样一位管理着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种规模的公司的人，这么一位在过去4天里一直十分严肃认真的人，竟然会拿起电话来说什么什么事情不再搞了就完了。我觉得你一定是听信了你那几位银行理财人员或律师等人提出的一些糊涂建议。我们两个今天下午坐下来好好谈一谈，看看能否把你真正担心的事情摆出来，你觉得如何？”
　　惠曼对着话筒大吼：“没有什么好谈的了，交易已经结束。”
　　我信了他的话，因此镇定下来：“好吧，汤姆，听你这话的意思的确是没有什么好再谈的了。我假定你会继续弄资本重整的事情。我希望那个办法对你有用。如果不行，请给我打电话，我还会来的。我希望你也是一样。祝好运。”
　　之后，他也冷静下来。他明白我的意思了，“那是啊，我们是准备这么干的。这么干要么是自救，要么是自毁。”
　　我转身对坐在桌子对面的克雷和麦柯金戴尔说话：“游戏结束了。我们输了。他也会输的。”
　　妈妈说过：如果拿不定主意……
　　惠曼的“自毁”评论具备一定的预言特征。
　　一个星期之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宣布，该公司将借贷近10亿美元用于购回该公司21%的股份。这笔巨额债务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展到了泰德·特纳够不着的地方。
　　但是，这么做却使罗伦斯·迪奇和他的卢依总公司在一年之后接管了该公司，哪怕他们仅仅拥有24.9%的公司股票。
　　迪奇花了一整年时间才胜过惠曼。但是，当他准备妥当之后，毁灭已经是致命的了。
　　事情发生之前的两个星期我们就已经得知消息。1986年8月27日，迪奇邀请克雷、麦柯金戴尔和我去他的“权力”摄政饭店进午餐，他的儿子汤姆也跟他在一起。
　　父子两人谈起了他们对娱乐、旅游、饭店、餐馆、报纸和广播业的兴趣。之后，拉里过来了，说了一番话，在我看来，那番话才是那次聚会的真正目的：
　　“你们几位说想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加内特公司弄在一起的，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问。
　　我泛泛而论道：“我们本来都快要谈妥了。但是，汤姆当时还有别的选择，他走了资本重整的路。”
　　“在你们谈话的时候，你觉得汤姆这个人怎么样？”迪奇问得直截了当。
　　我妈妈曾对我说过：如果拿不定主意，那就讲真话。我也照做了：“我觉得他这个人有点问题，结果又去管理一家有问题的公司，但他并不适合做那件事情。”
　　迪奇点头微笑。两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986年9月10日，惠曼终于挨了一板斧。帕雷作为公司董事长又回来了，迪奇成为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惠曼的自毁过程完成了。
　　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够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加内特公司撮合在一起？
　　有太多的自我意识挡在路上，银行家的、律师的、惠曼的、我自己的，大部分是我自己的。我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
　　► 对惠曼的手下宣布，将由我本人出任公司总管，这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而且伤害得毫无必要。
　　► 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时候把计划写在新闻稿里，这无异于往别人的伤口上抹盐。
　　如果当时我的姿态低一下，方法更温柔一些，事情就有可能办成了。太早就暴露出自己的实力，这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
　　有话直说：不要让自大意识冲昏自己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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