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哈斯属于我喜欢的一类人。他事必躬亲,并没有层层管理。
──格兰特·丁克尔
1986年9月12日下午5点,格兰特·丁克尔走出洛克菲勒中心,那是他担任国家广播公司董事会主席的最后一天。
15分钟之后,在离沃多尔夫-奥斯托里亚大楼格兰特套间5个街区远的地方,我请他出来喝了一杯,陪了他一阵子。
之所以能够找到丁克尔,是因为他已经决定退出了,通用公司刚刚收购了国家广播公司的母公司RCA公司。
丁克尔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什么都干过:
► 作为首席执行官,他在5年时间里挽救了国家广播公司,使其走出最后阶段的僵局,一举成为网络界的领导者。
► 他是好莱坞的传奇人物,与当时的妻子玛丽·泰勒·莫尔共同创立了财源滚滚的MTM公司。
►他是一位极具创意的天才,制作过轰动一时的长篇电视系列片,从“希尔大街的布鲁斯”到“包勃·纽哈特表演”。
我们需要他带领我们进入电视节目制作行业和电影世界。
别的很多人也都在搜罗他,包括环球电影公司、威斯汀豪斯、迪斯尼公司、芝加哥论坛报公司等。但是,他最早跟我们商谈,最后也是跟我们商谈的。
成功猎获丁克尔将成为加内特公司的重大转变,他的地位会使我们一夜之间进入电视节目制作的大联盟。
我的自大意识增强了我对丁克尔的兴趣。我喜欢跟赢家相处,而丁克尔又是一位大赢家。
一直以来我都想把加内特拉到电视节目制作行业,最好还能够同时进入电影业,影视业与传统报纸及广播业之间的协同效应是相当明显的。
可是,我最不了解的行业莫过于表演业了。
我早年的电影经历仅限于1941年在南达科他州伍恩索基特的雷克斯电影院与女引座员约会──是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高中生,名叫洛雷塔·赫尔格兰德,她后来成为我的妻子。那一年,我看电影的次数最多,超过以后任何时候。
1953年至1954年,南达科他州西伍斯福斯新开了一个电视台,叫凯罗电视台,那家电视台拉走了我办过的第一份报纸《南达体育》本来就很少的大部分广告业务,从而使加速了《南达体育》的死亡,那是我对电视台的第一次体会。
到1986年,加内特公司拥有了8家电视台。我们进入了主要的大市场,包括华盛顿特区、波士顿、亚特兰大、丹佛、明尼阿波利斯和凤凰城。
但是,联邦通信委员会有限制,任何个人或公司对电视台的所有权不得超过12家。但是,对于你能够制作的电视或有线电视节目的数量却没有限制,对能够制作的电影数量也没有设限。我总觉得,如果方法对路,公司规模越大越好。
1986年早些时候,我曾在公司内外采取两项举措,希望一举进入表演业:
► 与环球电影公司联络,长期以来,环球电影公司一直都是好莱坞的大腕。
► 谋求在公司内部建立“超级电视台”。
两项举措都失败了。
环球电影公司的交易是价格问题。该公司的老板是刘易斯·沃塞尔曼,他希望得到超过公司价值的价格。
超级电视台的想法是要利用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的电视台伍萨电视台作为一个工具,先模仿,之后再胜过一些国内的超级电视台,比如亚特兰大的WTB电视台、芝加哥的WGN电视台和纽约的WOR电视台。
伍萨电视台的呼号应该吸引美国各地客商的,但是,那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想。
1984年,一家不断成长的有线电视系统公司──美利坚网络公司针对伍萨电视台提出起诉,因为我们在丹佛为加内特的电视台引入了新的呼号。该项起诉说,伍萨电视台在观众中形成混乱,并侵犯了美利坚网络公司有线电视权。
大错毁了超级电视台
在我不了解情况的时候,为了解决那桩案子,加内特公司同意,在以后的地方或全国性有线电视操作当中不再使用伍萨或库萨字样。
得知此事的消息后,我气得不行。
“一群愚蠢的王八蛋!一群狗屁不通的律师!”我对麦柯金戴尔大发雷霆,因为他是我们公司的首席律师。这又是一项明证,说明律师都没有远见,他们都是一些盲目者。不仅没有远见,连起码的常识也没有,我对他说。
我又一次明白,首席执行官如果不把律师们管好,就会弄出很麻烦的事情来。
超级电视台的点子没戏了,我更加坚信必须找个新的合作者带我们进入表演业。
我们最初与丁克尔接上关系是通过朱利安·古德曼,他是加内特公司董事会的高级董事,本人也是国家广播公司的前任主席。
古德曼是一位极有街头聪明的肯塔基州人,是我们公司内部放在电视业里的耳目。他认识电视业所有的人,涉及电视业内我不明白的事情时,我总是听他的劝告,这就使得我们有很多话可以谈。
眼下,我们一行出席沃多尔夫社交活动的几个人包括古德曼、克雷、麦柯金戴尔、丁克尔和我本人。
我对丁克尔的第一印象:
►真正的绅士。
►人到了60岁还显得干劲冲天。
►很冷静,精明,还很随便。
丁克尔为人诚恳,但是态度并不明朗。他知道会有很多人来找他的,谈了很久却并不很快答应。
“我是60岁的人,也许还能好好地干上10年左右的实事。我想看看到底能否再来一把。”他说,他这是在怀念MTM时代的事情,“虽然弄不清楚到底在接下来的冒险中能够干出什么事情来,但是,我肯定知道自己需要一个富有的伙伴。”
“要富到什么程度?”我问。
“不知道。我感觉应该比我们当初弄MTM公司的时候多些吧。肯定需要一大笔钱。”他开玩笑说,“也许需要好几百万吧。”
见面之后,丁克尔带着当时年轻的同居者麦兰妮·伯克去巴黎度假。麦兰妮是一位聪明漂亮的姑娘,以前是他的秘书。
3个星期之后,他打来电话。
“我已经把候选单子弄得很短了。如果你们还想谈,现在就来谈吧。”
我们去了他在贝莱尔的洛珊纳路山坡小屋,离后来成为罗纳德和南茜·里根的退隐之地的地方很近。
丁克尔在这里住着很舒服,比在纽约的时候感觉好得多。他不喜欢曼哈顿那种又穿西装又扎领带的生活环境,他穿开领衬衣和毛衣开门接待我们。麦兰妮穿着网球衣慢腾腾地走出来,丁克尔就带我们去网球场那边参观。
我们到他很大的客厅里谈话,阳光充足。
“我想告诉各位自己在想什么。我相信有机会为电视网络或个人开发节目,我的专长是做连续剧。我觉得自己明白那些网络公司的弱点在哪里,我觉得可以组织一班手下开发有可能起作用的节目。但是,要这么做的话,我就需要一个伙伴。”他说。
“一个肯出钱又不瞎插话的伙伴,出齐了钱就让我放手干。我觉得自己有机会和多家组织一起干。”
丁克尔是走红人物,他在尽量利用自己的名声。
我告诉他说,这个想法正中下怀。我们开始谈起细节问题。他需要多少启动资金?他能拿出一年方案吗?三年方案呢?五年方案呢?
出钱又不管闲事
格兰特当时还不想拿出具体方案。在我看来很明显的是,他想试试我们,看看我们到底想怎么一个运作法。他很肯定,知道自己可以从多个来源拿到钱,他明显需要的是出钱又不管闲事的资方。
这对加内特公司来说是相当新式的一种做法。对我们来说,出钱永远都意味着控制权。但是,在好莱坞和百老汇的世界里,银行家对钱怎么花根本插不上话,或者没有多少话可以说。
与丁克尔的谈话是一场考验,看看我本能的直觉能否与商业判断力结合起来。结果,本能占了上风。自从担任加内特公司的掌门人以来,我们第一次拿出了钱而不管事。
就这项新的冒险活动所达成的财务协议,在好莱坞是早有先例的,所有搜罗丁克尔的人都在谈差不多一样的生意。
只有一样是很不同的:他的另外两位决赛选手——迪斯尼和环球电影公司,他们都有现成的园地供他制作节目,加内特公司却没有。我们主动提出建一个基地,或者为他购买一处基地。
丁克尔的脑海里有一个地方。库尔佛城的莱尔德国际影视中心处在破产管理小组的一位法官手中,很快就要拍卖了。塞西尔·德米尔曾在那里做过导演,《飘》和《公民凯恩》的部分场景就是在那里拍摄的。
“是个老地方,有历史意义,不错的影视中心,需要做些工作,但可以变成基地,需要相当大的一笔钱。”
“多大?”我问。
“我觉得可能在2,500万到3,500万美元之间,另外还需要几百万美元加以改善。”
“嗯,这个数字吓不倒我们,”我说,“那是房地产,只要价格合适,地点合适,那就没有问题。”
丁克尔又说出了一件一直没有说出来的事情。
“别的公司都在这边,我和他们都有很多共同之处。”丁克尔说,“你们是一家了不起的报业公司,我很尊敬各位。但是,你们并不在电视剧制作行业,而且你们还都在华盛顿特区,他们却都在这边。”
这是很容易就变成长处的一项短处。
“我来跟你说一点我们华盛顿特区总部的事情。我们公司目前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关岛报纸的出版人,次一等的也在檀香山。离公司总部的距离越远,你们得到的独立性就越大,你们得到的乐趣也就越多。
“另外,这么想吧:其他的人不仅仅都在这里,而且他们还觉得自己明白你们准备干的事情。我们不在这里,我们也不懂你们要干的事情。
“他们不光只给你们提供一个基地,他们还会掠过你们的肩头打量一些事情,每天给你们提一些劝告的话。如果你们需要一位只出钱又不管闲事的伙伴,那我们就是这样的伙伴。想一想吧。”
那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因此,说完我们就离开了。
十天之后,他打来电话,说他愿意当合伙人。
他那边管财务的人和我们这边管财务的人弄好了细节。
一项交易中财务方面的细节总是让我心烦。我只给公司财务方面的人员提了一个大致要求,告诉他们弄出合乎道理的东西来。我们准备好拿出一个亿,我明白道格会保护我们的利益的。
我们不习惯于拿出1个亿的钱而又不对事情加以控制,但是,我们对丁克尔有信任。我们只打两个赌:
►丁克尔是业内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会吸引有才能的人才再次成功。
►电视节目制作最终会为加内特公司赚到大钱。
丁克尔、克雷和我把注意力转到如何称呼这种合伙关系上,以及结构如何确定。
我们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叫GTG,指格兰特·丁克尔—加内特公司。我告诉他说,他的名字很值钱,需要特别突出。
GTG将为电视网或独立电视台制作30分钟或1小时的辛迪加电视节目。制作什么样的节目,到哪里去销售,这一类的事情由丁克尔说了算。
通过无线电拉到全国观众
之后,我们专门谈论我对进入了演艺业的主要兴趣。我想开发出《今日美国》电视节目,希望通过无线电实现我们通过印刷媒体达到的梦想。
对于这样一个项目,还有3位电视界的高层管理人员接触过我们:
► 凡·高登·索特尔,他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的总裁时,曾跟我们见过面,看看我们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制作一种新的晨间节目,按照《今日美国》的调子来。我们没有产生很大兴趣,因此没有同意。两个星期后,他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炒掉了。
► 拉里·格罗斯曼,他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任总裁,他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制作符合《今日美国》品味的节目。我怀有戒心,因此没有同意。那个节目叫“美国年鉴”,由罗杰·马德和康妮·张主持,结果失败了。后来格罗斯曼被解雇了。
►更早以前,《今日美国》才只有一年历史的时候,我在迈阿密州的朋友德里克·丹尼尔斯刚刚离开《花花公子》;还有吉姆·贝娄斯,他因为制作“今晚娱乐”节目十分成功而赢得很大名声。他们来见我,谈起了《今日美国》电视节目的事情,我对他们的方法很有兴趣,但是因为那份报纸刚刚开办不久,再办电视版的时机不成。
我对丁克尔谈起《今日美国》电视节目的事情,他说:“那不是我拿手的事情。我是制作现实节目的。”但后来,他提出建议说:“我认识一个人,他在这方面是顶级高手,他与国家广播公司的合同明年就到期了,也许到时可以找到他,这个人名叫斯迪夫·弗里德曼。”
我知道那个名字,也知道他名声很大。
“他为什么会离开国家广播公司呢?”我问。
“因为他再也不想干‘今日’栏目了。他已经干了10年。而且跟我一样,他也很想赚大钱。斯迪夫在国家广播公司分不到多少钱,他们能够做的只是提高他的工资,一年提高5万或者10万,但这个数字显然不是他想要的。”
我告诉丁克尔,要他想办法跟弗里德曼接触,看看有什么样的可能性。20分钟后,我打电话跟我在《南达体育》的伙伴汤姆·布洛科联系,他在国家广播公司工作。
“汤姆啊,跟我讲一讲斯迪夫·弗里德曼的事情吧。”
“你个婊子养的!你也想挖走他吧?”
“是他在‘今日’栏目中把你捧红的吧?”
“那倒不是。”布洛科说,“是我自己把自己捧成明星的,但是,他当然是个能干人。”
“说真的,他这人到底怎么样?”我问。
“他是最棒的。他是能够找到的最棒的人了。可是,请把你的爪子拿开。”
第二个星期,我们与弗里德曼见面,又是在我们设在沃尔多夫大楼的套间里面的封闭阳台里见面──丁克尔、克雷、麦柯金戴尔和我。
我对斯迪夫的第一印象:
► 过于自信,为人粗鄙。
► 外表邋遢。
► 跟丁克尔正好相反。
但是,弗里德曼对达成交易兴趣很大:“一份了不起的报纸。我们会把这份报纸弄到无线电里面去,直冲云霄。我们会为电视业带来一场革命,就像你们在报业爆发一场革命。”他的声音尖厉难听。
我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GTG在东边能够做出来的事情,跟它在西边能够做的事情之间有很大差别。
“在西边,格兰特在电视剧方面无论做什么事情,在我们这边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但是在这里,如果我们把《今日美国》弄到空中去,节目就必须在风格和方法上适合报纸。我们并不想把名声很响的报纸的名声毁掉。”
斯迪夫反驳:“我也不想让报纸毁掉我的名声。”他的自大意识比我接到的警告还要严重,结果这就成了大问题。
我的直觉告诉我,不能聘用这样一个人,说得太多,没有实质内容。但是,我尊重丁克尔和布洛科的判断力,而且我觉得格兰特能够控制这个人,因此我们达成交易。
我犯的最后一个大错
我们现在就算进入一流的演艺业了。
两个合伙人极受人尊敬并且名声极高,丁克尔和他极有创意的手下都到了著名的库尔佛城──我们自己的影视中心, 弗里德曼在东边拍摄《今日美国》和其他一些现实节目。加内特公司一举进入电视片制作行业,这在媒体引起很大反响。
在接连15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忙自己的事情,对这个项目保持放手政策。无论做哪一种新的冒险投资,这种做法都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尤其是跟《今日美国》关系如此密切的一个项目。作为公司董事长,那是我犯过的最后一个大错。
但是,我已经做出过承诺,只出钱,不管事。我对格兰特的管理技能寄予了太大的信任,对斯迪夫的名声也寄予了太大的希望。
对那些电视节目的宣传和销售工作耸人听闻。节目播出之前,已经签署了156家电视台,对于第一次做辛迪加节目的新成立公司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1988年9月12日,全国人民都在等待《今日美国》的电视节目。
结果十分糟糕,全国各地的评论家骂声一片。
汤姆·肖尔斯是《华盛顿邮报》的辛迪加评论人,他写道:
“结果,电视史上吹嘘得最厉害的所谓信息娱乐节目里面既没有信息,也没有娱乐……有原声摘要播出,有原光照摄内容,有新闻节目,一切都有,就是没有蚊子咬的内容,这种节目最后会把自己烦死。”
我已经习惯于《华盛顿邮报》针对加内特公司和《今日美国》的疯狂攻击行为。但是,这次却不同了。这次说得正对病症,我自己也是这么看的。
节目开张的那天,我请丁克尔、弗里德曼和克雷共进午餐。斯迪夫看到一致的消极反应后大吃一惊。在大约1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游移于谦逊的边缘。
格兰特请斯迪夫注意媒体批评。放慢节目,让它有更多实质性内容。这是丁克尔第一次真正涉及节目内容,他过去一直愿意让斯迪夫放手干。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我一直在看下午4点30分的节目内容,看他们如何从弗吉尼亚州阿林顿市的影视中心到电视台。之后,我会跟弗里德曼见面,并提出一些反馈意见。他听我说话,但还是只按他自己的意思干。
最后,我放弃了自己轻言细语的建议方式,直接采取行动了。9月28日,到节目开播的第三个星期,我给弗里德曼写了这么一封“情书”:
斯迪夫:
看在老天的份上!今晚的节目你实在是弄糟了。你对事情先后顺序上的编辑判断臭极了,本来可以得甲的东西,被你弄成了乙。
在过去两个星期里,我已经极耐心地对你说过好多次,节目要求有传播性、时尚感和新闻内容。
[别再]轻手轻脚了。今晚之后,你得用棒球棍敲敲自己的脑袋(他的办公桌上总放着这么一样东西),要么就用我的大锤吧……
我标上“重要内容”后寄了一份给格兰特·丁克尔。
斯迪夫拿到备忘录后打来电话:“嗨,也许你是对的。但是,我希望称呼我为弗里德曼先生,而不是斯迪夫。”他总说俏皮话,他总在关心自己的名声,从来都不理解别人的意思。
弗里德曼明显长于管理已经存在的东西,但对新事物却不能适应。因为他在国家广播公司“今日”节目中的成功,他就相信自己真是名副其实的天才,结果不是。
再见,斯迪夫
最后,丁克尔让弗里德曼和他别出心裁的管理风格一起走人。我们拿出一个大价钱来分手:约100万美元。斯迪夫自由了,他可以去干自己认为是天才干的任何一件事情。
由于我们已经显出笨拙的样子,结果丁克尔、克雷和我达成一致,由加内特公司对《今日美国》电视节目进行控制。约翰·奎因当时是报纸的总编,他也参加了这项拯救行动。
这样一来,丁克尔就可以一门心思去弄他西边的GTG了。
虽然GTG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头三个电视节目失败了,但是,第四个节目《护滩使者》却引起广泛注意,并且被搬到了国家广播公司1989年黄金季节的黄金时间段里播出。
在电视剧制作当中,所有者只需要在5个左右的节目当中成功一个就可以翻身了。因此,丁克尔的风格有足够多的时间来翻身。
《今日美国》电视节目在斯迪夫离开后继续进行,消除了原来的管理混乱,去除了原来节目中不合适的内容,使其得到挽救,不然最初几个月就有可能夭折,这个节目更多地反应了报纸明亮、轻快和乐观的基调。
无论输赢,那个节目展现出来的新的领导风范看来正在起作用,它体现了我作为董事会主席退休之前最后说出来的警句和明示,哪怕说得有些晚:
“宁可让我们为之自豪的节目失败,也不要因为想在得奖游戏中获胜而使我们为之感到羞愧。”
这期间,加内特董事会和新的一届领导层已经显示出,他们有耐心,也有很深的钱袋子,这通常是获胜的优良组合。
有话直说:过早缩减新投资的损失无异于自割喉咙。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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