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跟他离婚，否则你永远都不能真正明白一个男人。
　　──莎莎·加布尔
　　女演员
　　爱情、婚姻、孩子，是非常宝贵的财产，大部分人的生活就是这些东西了。
　　如果走运，这些东西能持续一辈子。如果是这样，那就应该倍加珍惜，格外对待。
　　如果不是那么走运，对于这些亲情的回忆也应该以仁善和同情的态度小心对待。
　　我是两次婚姻的胜者，尽管最终都以离婚告终。
　　跟第一位妻子过了26年。那次婚姻基于高中时代一场电影故事一样的浪漫事件。从少年到中年，那场婚姻一直都是温情和令人称奇的。之后，激情燃烧殆尽，最后完全熄灭。
　　然而，亲情还在，还有很多彼此欣赏的时候。
　　跟第二任妻子过了8年。一种中年伴侣关系，建立在职业权威和个人激情的基础之上。很快就上升到高峰，有时候产生爆发，然后大火更快熄灭。
　　但是，这里面也有令人称奇的美好回忆，彼此尊重、彼此问候的意思还在。
　　我觉得自己的两次婚姻都算是成功的，离婚也是一样。
　　我是否情愿与两者当中的随便哪一个持续更长的时间，“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当然，但是，有了半辈子的婚姻生活，我已经很知足了。
　　其中有两个可以让我知足的理由，那就是我的儿子和女儿，我活到65岁，其中一大半是跟他们一起度过的，作为父亲，我赢了双赌。
　　在他们还是学龄前的儿童的时候，我就是他们眼中极其珍爱的人。到了10多岁的时候，他们有些讨厌我。到了20岁时，我就是一个让他们烦的人了。现在，他们都到了三十好几，结果我们都成了好朋友。
　　这一切到底说明了什么？我算是什么样的一个丈夫呢？我过去是什么样的一个父亲？现在又是什么样呢？
　　►一个理想人物？一个模范？当然不是。
　　►对他们要求太高，或者放任太久？有时候也许两者都有。
　　►在家庭生活中太像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许吧。
　　我有什么值得遗憾的事情吗？当然有。
　　但更多的是亲切的回忆。
　　然而，要评估自己作为一个丈夫或父亲的表现，我是最没有资格来做这个评估的人。别人可以十分客观地评判我们，不像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评判。
　　我问过最了解我的一些人，我的两位前妻和我的两个孩子，我请他们给我发一张成绩单。
　　在接下来的几章里，他们就会给我打分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并没有设限，并没有辅导，并没有裁剪任何内容，也没有我在背后对他们的反驳。
　　我请他们按照记得的样子直说，按照他们自己现在看到和感觉到的样子说。
　　他们敞开自己的心扉，毫无顾忌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对此我深表感激。
　　我的希望是，这些相当私密的个人生活回顾也许对各位有一点用处，可以帮助大家理清与自己的配偶、前配偶或孩子们的相互关系。
　　如果这里面的内容涉及你心中的某些情感，因此而流下一两滴热泪，那也没有关系。
　　当我作为丈夫或父亲看这些成绩单的时候，的确是流下了眼泪的，是一些伤感和悲痛的眼泪，有些是欢乐和喜悦的眼泪。
　　所有这些情感都是家庭本来就会引起的。
　　当父亲的必须尽一切力量把小舢板驾稳当，哪怕他知道船员极有可能都想把他扔下船。
　　──比尔·柯斯比
　　一、第一任妻子发的成绩单
　　洛莱塔·赫尔吉兰德和艾尔·纽哈斯于1946年6月16日结婚，1972年7月31日离婚。
　　她是一位艺术家，也是艺术倡导者，生活在罗切斯特、纽约和佛罗里达州的那不勒斯市。
　　她有迈阿密大学美术学士的学位，还在底特律的怀因大学和南达科他州麦迪逊市的彼德尔州立师范大学研习过。
　　他爱闹
　　保持现状是艾尔·纽哈斯完全不能忍受的事情。
　　事情要是保持原样，他就会烦得要死，他总想不断地改变。
　　在26年时间里，我一直与他保持婚姻状态，而那也就是我的全部生活范围。
　　可是，艾尔与工作结婚的时间远远多于与我的结婚时间，而且工作差不多就是他的全部生活。
　　我过去常常思考这些问题，悲痛多于愤怒。我想，我给他的婚戒本来应该用公司徽标代替的。
　　现在，他的左手第三根手指上戴着一枚巨大的镶金指环，是《今日美国》的徽标，看上去金光闪闪的，总会让人忍不住发笑。那东西看上去更适合他，比我1946年6月16日戴在他手指上的那枚结婚金戒合适得多。
　　我嫁给艾尔26年，每天都是一个挑战。我愉快地接受了那样的生活，但后来很勉强地放弃了。当他走开的时候，我首先是责怪自己，之后又想，我自己也没有错。
　　他跟我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超过他与别的任何人或任何东西一起度过的时间。最终，我自己也成为现状的代表人物，因此我就必须让路了。
　　离婚17年以来，我自己也换了一个人，找到了新的自我。嫁给艾尔有时候感觉生活十分困难，但是，这次婚姻却使我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他把一种现实生活的感觉教给我了。
　　也许这有助于解决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仍然是他的铁杆啦啦队员之一，尽管大部分时候我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啦啦队员。
　　我们还只有16岁的时候，两个人都在南达科他州，就是当啦啦队员使我们两个走到一起的。艾尔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男生拉拉队员，哪怕在那个时候，他也懂得如何出风头。他嗓门大，爱动，差不多50年过去了，这种个性一点也没有变。
　　他当时是为阿尔平纳野猫队当啦啦队员，而这个野猫队跟我家乡的伍恩索凯特红人队是死敌，但是，在那次地区棒球队比赛期间，我有两天时间都能看到他。我的女朋友们和我自己都被他的神态和漂亮模样所吸引。
　　谈起艾尔我们都叽叽笑：“那是阿尔平纳来的肉铺帮工。”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我和3位朋友坐我们家的车兜风，往阿尔平纳的方向开，“碰巧”看到了艾尔。我们家的那辆车是福特A型双门敞篷轿车，里面有折叠式敞篷座椅。因为阿尔平纳通共才只有500号人，因此很容易发生这种碰巧的事情。
　　我们对他说，如果大家一起去野餐，那一定会很好玩。他去了肉铺，拿了些热狗，之后还拿了些别的东西，大家一起朝一片林地开去。我们生了火，大家一起野餐。姑娘们都很喜欢艾尔：有一个抢了他的围巾，另一个抢了他的小帽子，还有一个抢了他的手套。但是，在回城的路上，艾尔请我跟他在折叠式敞篷座椅上坐在一起。
　　接下来的星期天，他到了伍恩索凯，我们开始了第一次约会。我的女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把她们从艾尔那里抢到的东西还给我了。
　　虽然我们5年以后才结婚，但是，自从那次约会之后，我再也没有跟别人正儿八经地约会了。他是个出众的人，很聪明，也爱玩，他总在逗别人开心。我们是在尘暴与大萧条期间长大成人的，差不多所有人都一脸严肃，有些人甚至十分悲伤。但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也不操别的心。跟艾尔在一起，我感觉一切都是美好的，因为他总是十分肯定，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他现在仍然是这个样子。
　　二战期间他参了军，我每天都给他写信。艾尔特别发明了一套字母和数字代码，可以告诉我他跟第86步兵师在欧洲的什么地方。尽管有危险，但他在信中从来都没有抱怨过，我却害怕得要死。
　　他离开我准备参战的那天，我向上帝保证说，如果上帝在艾尔离开的日子里保证他的安全，那我每天一定会多看几章《圣经》。我一天都没有少读，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我已经把《新约》都背熟了！
　　战争结束期间，他被派遣到了太平洋，突然之间，他送来了一枚订婚戒指，让我大喜过望。一年之后，我们在伍恩索凯的卫理公会教堂里完成了烛光婚礼。
　　
　　值得争吵的事情就要吵
　　我们有无数的梦想，但钱很少。结婚的时候，我买了一辆1937年产的福特V8车，是用我当小学老师的工资买的。他买了我们的第一个家：18英尺长的一辆二手拖车，是银色和黑色的，里面有很小的卧室，有煤油取暖器，还有冲水马桶。艾尔在部队里打扑克牌赢了钱，他拿出700美元买了那辆车。
　　婚姻早年，我们不同的性格导致一些小小的争吵，但是，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他生活很有秩序，是个讲求成就的人，很聪明，喜欢控制局势，也喜欢控制一些人。他办事从不马虎，我却是个梦想者，很害羞，也很敏感。
　　结婚后不久的一天晚上，艾尔谈起我们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别。他抱怨说，我太安静了。我反唇相讥，让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我们两个都不是完美的人，这可真是太糟糕了。”他听了这话很是高兴，大笑起来，并开始逗我开心。他喜欢看到人生气的样子，也乐于接受别人反驳。但是，我从来都不跟艾尔一样那么喜欢争吵。
　　比尔·波特是他干《南达体育报》时候的合伙人，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就上帝是清教徒还是天主教徒的问题争吵到深夜。波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肯定上帝是天主教徒。艾尔并不太信宗教，但是，为了争论的缘故，他成为一名自豪的清教徒。
　　艾尔被《迈阿密论坛报》雇用的时候，他是开车去佛罗里达州的，之后他又让我坐飞机南下。当时我已经有6个月的身孕，肚子里怀着简，而丹又还只有1岁。我们在暴风雪中登机，因为大雾又在新奥尔良换机。我当时有身孕，带着很小的一个孩子，又没有多少钱，以前从来都没有到过中西部以外的任何地方，结果就卡在新奥尔良动弹不得。走运的是，航空公司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汽车旅馆的房间。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达迈阿密，来到华氏85度的阳光底下。那天晚上是满月，皓月当空，我再也不想离开了。
　　在迈阿密，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新生的小女儿使我们的生活不可能再完满了。星期六的晚上，我们一家四口上杂货店买东西。艾尔和丹拿着一半购物单，我和简拿着另一半购物单。回家的路上，我们唱歌，比如“我一直在铁路上干活”。那可真是开心的事情，因为艾尔唱歌的声音很大，而且总是跑调。我笑的时候多过唱歌的时候，他总是问我为什么会发笑。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唱的每一个半音都错了。
　　我们每周只有95美元的工资，支付了生活必需品之后，银行账户上剩余的钱通常不到1美元。我记得，有一次只剩下12美分了。有一次是79美分。但每逢特别的日子，我们总能想办法找到足够的钱。过母亲节的时候，艾尔让简和我大吃一惊，给我们两个每人买了一朵红色的康乃馨。他很自豪地把花朵别在衣服上，之后去教堂，再去吃晚餐。
　　关于艾尔职业上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个转折点，在《迈阿密论坛报》当记者的头几个月里，他写了很多头版报道。有一天晚上，他宣布：“我比《迈阿密论坛报》新闻采编室的任何人都更聪明，也更有潜力。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我。”
　　看起来那是他的一次启示。我一向认为他比任何人都聪明，因此在我听起来，那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新鲜事。从那时起，他就有了足够的信心，认为自己能够一直升到顶层。
　　尽管艾尔信心十足，我和他基本上还是属于天真的一派人，属于乡下佬。出席社交活动的时候，这一点尤其明显。因为艾尔在《迈阿密论坛报》属于升起的新星，后来在底特律也是一样，我们就有机会出席很多有要人参加的晚会和宴会，这对我就是十分难受的事情了。
　　我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便宜货，身上的饰品也是伍尔沃斯式的五分钱用品，这与穿着品牌时装和戴着钻石戒指的贵妇们比起来就让人胆寒了。早年，我的角色主要限于一起坐一坐，笑一笑，并不需要说什么。艾尔外向的性格掩盖住了他的不稳定感，他事实上是否有过任何不稳定感，这一点我保持怀疑。
　　对妻子进行的考验
　　在底特律，有一次很特别，那一刻会永远留在我心里。出席晚宴的时候，有耐特公司所有高级主管在场，大家在格罗斯波恩特大楼很漂亮的一个屋子里，杰克·耐特把一片剪报递给我，说：“你是最年轻的，因此你的眼力最好。可否请你给大家念一下？”我把文章里面的一个字念错了音，而且念错了两次，自己并不知道。并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说我念错了字。
　　晚餐期间，我注意到艾尔不断投来冰冷的眼光。没有一点温情，就是那种穿透人的黑暗内心的冰冷的眼神。在加内特公司，很多人都已经熟悉了他那种冰冷的漠视，大家都觉得那种眼光让人难受。
　　我自己在想：“我做错了什么？有什么事情糟糕到了那种程度？”我们两个人一声不吭地开车回家，最后艾尔冷冷地说：“constituents这个词你怎么发音？”
　　他带着嘲讽的口吻说，我念错了两次，我恨不得当时死掉才好。我相信，艾尔觉得，他的工作就系于我对那个词的发音是否准确。
　　罗切斯特的加内特公司想要网罗艾尔，结果，对公司负责人的妻子们进行的考验也继续进行。我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跟他一起参加会议。路易丝·米勒是加内特公司总裁的妻子，午餐期间，她介绍说，我是艾伦夫人。一个下雨的日子，她带我到罗切斯特市参观，途中我对她说，我喜欢下雨的日子。这是事实，但我有一种感觉，她会觉得那很奇怪。后来我们跟米勒先生和其他高级主管见面，谢天谢地，再没有人请我念任何材料了！
　　后来我才得知，加内特公司，考验妻子的时候跟考验未来的可能高级主管时一样细心。我为他们感到难过，妻子们的谈话──甚至是她在餐桌上的仪态──都会与丈夫的职业能力一同考虑。这是完全凭主观判断的事情，而且极不公平。当我处在那样一个位置，能够就此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努力让新来的妻子们处在安逸之中，我会努力结束对妻子们的考验。
　　搬到罗切斯特去以后，我们两个都没有对于底特律的一丝怀念之情。我们把罗切斯特当做永久的家了。
　　家庭生活：一切都安排好了
　　曾几何时，我们有一个美好如画的家庭。他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都在门口等着跟他问好。我把一杯加冰的马爹利酒倒好，开胃的食品也准备好，壁炉也在熊熊燃烧。
　　因为艾尔每周要干6天的活，因此坚持星期天一定要好好过上家庭生活。当然，回家的时候，他也还是在干活。孩子们不能去任何地方，他们也不能邀请朋友到我们家来。我们常常打网球、游泳或者玩垄断家游戏。到了冬季，我们就在雪地里玩狐狸与母鹅游戏，还打雪仗。
　　慢慢地，艾尔完全投入到自己操心的事情上去了，他担心保尔·米勒永远也不会把加内特公司的控制权交给他。甚至在他当上了总裁以后，艾尔仍然要听命于保尔。有一次，在佛罗里达州博卡雷顿市召开南部报业出版人协会的大会，艾尔刚刚开了一系列晨间会议。他已经穿好了游泳衣，我和他准备外出晒太阳，突然电话响了。
　　“如果是米勒，说我不在这里。”他告诉我。
　　结果是米勒，问艾尔在不在。我撒谎的水平太差，因此有些犹豫：“嗯，保尔啊，他刚刚出门。”
　　保尔说：“我有要事要找他。”
　　“我看看能否赶上他。”他说。我打开门，朝楼下看看，并喊叫着：“艾尔，艾尔！”我回来了，告诉保尔说，艾尔马上就过来。
　　保尔大笑，说：“他在那里干什么，在窗户外上吊吗？”
　　我猜保尔太了解我了，他知道艾尔一直都在那里。艾尔接过电话，保尔要他开车到棕榈滩，商量工作上的事情。我感觉十分失望，自己的一点自由时间又被占用了。
　　1966年，佛罗里达的《今日报》启动了，艾尔的旅行增多了。他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在罗切斯特的时候，他只是做些赶上当地别家报纸的事情。在家里，他越来越沉闷了，心情焦躁，指东说西，总是不满。我问他哪里出了问题，他说是工作上的事情。
　　更大份，更冷的冰块
　　我比以前花更大的心事处理好简和丹的事情，把家里整得干干净净，好让他在家里的时候过得更开心一些。我努力把家里弄得十分安逸。哪怕我知道，从迈阿密的那些日子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还是上街去购买时髦的东西，尝试新式发型，为的是要让自己在艾尔眼里更漂亮一些。我甚至都给他倒更大份、更多冰的马爹利酒。
　　慢慢地，我开始感觉到，我们婚姻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已经悄悄溜走了。
　　我永远无法理解艾尔为什么那么容易变化。他会因为某件事情大发雷霆，之后像一阵暴风雨过后又来天真地问：“出了什么事？”因为此时他注意到，我已经沉闷起来，不太爱出声。
　　在婚姻的最后一年，丹准备考大学，简跟她自己的一帮高中朋友一起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我在一次插花比赛活动中得了蓝丝带奖，而且还接受了一位记者的采访。那天晚上，我跟他们三个人念报纸专栏里面关于我的一篇文章：“洛莱塔·纽哈斯爱家庭，爱园艺和艺术。”那个标题把一切都总结出来了，让我感觉十分特别，但是，艾尔、丹和简只是对我获奖的事情说了一般性的赞扬话。
　　这个家庭的啦啦队员发现很难吸引别人为自己当啦啦队长了。
　　我知道，1972年1月在夏威夷开出版人大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极糟糕的事情。我和艾尔原来计划会后去夏威夷各岛看看的。我觉得那是放松自己的机会，两个人可以一起欣赏天堂之美。但是，各个岛屿当时都下雨，天色阴沉，结果，艾尔在我身旁更是出神，更没有多少话说了。
　　我们回家的时候就跟陌生人一样。两个人之间的交流隔阂更大了。我经常会提出一个问题，得到一个简短的回答，之后就是沉默。有一天晚上，我感觉绝望，最后终于爆发出来：“我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你又不愿意告诉我。两个人这么生活下去不是个办法。也许只有离婚才能解决问题。”
　　他一下子抓住我，拥抱我，然后激动地问：“你是说真的吧？”他的反应让我的心凉透了。
　　“还有别的办法吗？”我问，“我尽一切努力想让你告诉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你想离婚吗？”
　　“想啊，我想得到自由。”他说，“我会永远喜欢你，爱你，但是，我想自由，想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听到他的这些话，我的心死了。我16岁的时候十分尊敬的一个男人现在想要下车了，他想走远去。
　　文明的离婚
　　我们的离婚过程十分文明。艾尔拿出来的离婚方案十分公平，最后还十分慷慨。
　　我们是在佛罗里达提出离婚案的，因为我们的第二个家在那里，也因为那里有“无过错”离婚法。
　　等待最后的离婚判决的那个晚上，我们在迪兰德县城见面。两个人一起吃晚饭，作为丈夫和妻子最后住了一回饭店，最后十分敏感和热情地做了一回爱。
　　第二天，两个人都没有流泪，至少在拿到最后文件并彼此说再见的时候没有流泪。
　　26年以来，我第一次感觉自己没有身份了，不知道自己是谁。伤害感、绝望感和对自己未来的焦虑感压倒一切。离婚几个月后，我还在自己上课的画室里摆放着自己的一幅自画像。那幅自画像是惨白和黑色的基调，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
　　但是，离婚以后的几年里，一种崭新的、更强烈的身份感慢慢出现了，假如我和艾尔仍然保持结婚状态，那种感觉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
　　自从离婚以后，艾尔一直在帮忙，在支持我，还在业务方面帮助我。他在丹和简的事情上很费心，跟他们保持密切关系，也很关照他们。我有时候会在加内特公司的社交活动中分享“纽哈斯之家”的荣誉。
　　今天，艾尔看起来像是个老朋友。我们经常通一通电话，商量在社交场所彼此见面的事情，我仍然喜欢他的幽默感和智慧。
　　有时候，我会感觉到一丝伤感，但大多数时候，我为彼此在一起的时光感到庆幸，为两个人自从相识以来差不多50年里得到的一切感到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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