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逻辑自上而下地垂直渗透绝不仅仅是那些可恶的国外投资者造成的。凡是资本市场已经国际化的地方，本国财富占有者立即晋升为国家审查员。他们可以最终把自己的钱投向别的什么地方。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像瑞典那样，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最初，由于它被奉为榜样的社会福利政策而被人们交口称誉，这个国家努力尽可能实现一个社会公正的资本主义。但是所有这些在今天已经所剩无几。康采恩公司和财富占有者自80年代末期以来，把越来越多的劳动岗位和储蓄资本转移到国外。尽管国家征税收入有所减少，政府还是降低了对高额收入的征税。财政预算赤字日益膨胀，政府被迫对大量社会福利计划进行限制。
　　然而，这些还不能很快地满足市场要求。1994年夏季，工业大王斯卡尼亚卡车公司的主要股东彼得·瓦伦贝尔格威胁说，如果政府——当时还是一个保守党联盟执政——不把国家赤字降下来，他就要把康采恩中心转移到国外。斯堪的纳维亚最大的保险公司斯堪的亚公司的老板布耶尔恩·沃尔拉特甚至要求联合抵制瑞典的国家债券，直到以欧洲平均利率进行交易为止。第二天，斯德哥尔摩的定息证券就卖不出去了。瑞典克朗的汇率与它的股票价值一起同时下跌。政府和所有接受瑞典克朗贷款的人，今后对于所借的钱必须以4％的利率进行偿还，这比德国马克的利率还高。这个国家深陷债务之中，大幅度削减预算已不可避免。今天瑞典对穷人的救济缩减得比德国还要少。
　　就这样，瑞典走上反社会福利的路线，这个原来被奉为楷模的国家现在又在为一个高值货币和相对优惠汇率而得意洋洋。威胁自然依旧存在。1996年1月社会民主党总理格兰·佩尔松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危险。在竞选斗争中他公开建议，他对失业和患病的救济提高到原收入的80％。两天以后，穆迪公司公布了它的报告，据称瑞典国家稳定金融财政的措施是很不够的，它必须“进一步削减社会福利计划”。第二天，定息证券和股票汇率下降30％至100％。瑞典克朗的表面价格也在直线下滑。
　　在德国，人们也正在按照同样的脚本拆毁试图通过高额累进税限制社会不平等的社会福利国家。保守党一自由党联盟政府遵循工业界和银行界的要求逐步改进税收体系。最近他们又两次降低公司所得税纳税标准，因而使大企业获利。最大公司纳税比例下降了5％。此外，对于独立经营者的折旧优惠大幅度上升。相反地，由于德国统一而增加的所有负担都完全落到群众性征税上面，首先是工资税和增值税。结果不言自明：1983年，赫尔穆特·科尔就任联邦总理上台执政时，公司和独立经营者承担全部纳税负担的13．1％。13年以后，这个比例减少一半，降到5．7％。1992年在布鲁塞尔办公的欧洲联盟的一个高级专家小组确认，在向公司征税方面，德国已落后于美国、日本以及西欧平均水平。联邦德国至少在税收方面，长期屈服于全球范围内对社会福利国家的攻势，而且在资本市场能够利用高利率对它进行惩罚之前，就已经投降了。
　　就是美国政府目前也正顺从地遵循那些操纵资本流动的金融界人土的判断。1992年比尔·克林顿进入白宫。他曾向选民们许诺实行一个内容广泛的改革纲领。处于衰落中的各州公立学校应当重新振兴成为一个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教育体系，每个美国人未来都将获得疾病医疗保险，但是，不增加国家开支这个方案就无法实现。大选以后，美国债券汇率开始下降。投资的银行家们公开结成反对改革的统一阵线。克林顿就职几个月以后，也就是早在他失去议会多数以前，改革计划就已被迫搁浅。多年担任克林顿顾问的詹姆斯·卡维勒灰心丧气地宣布：“以前我希望，如果能够再降生一次，下辈子我要当总统或教皇。现在我希望，若重新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要像息金市场一样，一个人要能使每个人都感到威胁。”
　　由于屈从金融市场的统治，结果就会造成对民主的沉重打击。今后虽然每个公民都有一张选票，政治家也总是要在所有社会阶层之间寻找利益平衡，以便获得多数。无论是在瑞典、美国或者德国，都是如此。但是在选举以后，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却是金融学家所称的货币投票权。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职业的货币管理人员所履行的只是他们的委托，这种委托要求为被托管的资本带来尽可能高的利润收益。今天他们凭借自己的优势力量，可以向百年以来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平衡改革政策千辛万苦所争得的一切成果提出挑战。
　　在这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控制资本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今天却又在全球范围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不断提高工资和国家组织的社会福利测器保护使得近50年内出现了一个中间等级社会，现在金融市场也在办理中间等级的储蓄存款工作。在以往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所拥有的收入大大超过维持日常生活的必需开支。由于他们在保险公司、银行、基金公司的储蓄而给别人提供了向工会和社会福利国家发动猛烈攻击的材料。德意志银行调查部估计，世界范围内投资资金仅为7万亿马克，其余10万亿马克则由养老储蓄方案的设计者如由德国的各种保险公司管理。工薪优厚的中间等级公民因此经常身兼牺牲者与实行者、赢利者与失败者的双重身份。当他们的资本——人寿保险利率提高的时候，他们的收入由于税赋的加重而蒙受部分损失。他们把自己的储蓄交给投资基金公司，而这些投资基金公司的经理作为他们雇主的最大股东明天就会在那里成立一个董事会，该董事会——为了资金投资者的利益，会无情地推行合理化，剥夺他们的劳动岗位。
　　关心债券汇率与货币稳定的各国政府因此完全有理由要求为福利社会一部分人的目标服务。只有那些不再拥有值得一提的储蓄存款或被迫失业的人并且已无法再进行储蓄的人才会从炉子的铁罐子缝中漏下去。国家通过市场所作的“盲目惩罚”远远不像货币主义者要人们相信的那么“健康”。这种惩罚不仅否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民主政治不但要服从于市场法则，还要服从另外的法则，而且还把各民族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拉平，制造出一种可怕的日益增长的潜在冲突。
　　瑞典的大多数人时至今天也不希望他们的社会单纯追求资本利润的目标。只是由于这一点，瑞典政府才反对削减社会福利国家。而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在1995年春季没有选择继续缩减国家财政预算的作法，此时此刻他的最重要目标是必须保护国家不要分裂，法语省份魁北克正在用要求分离出去的全民投票威胁着这个国家。他曾经削减划拨给这个省政府的经费，结果只是使分离主义分子有了更多的追随者，使他的国家蒙受更大的经济损失。1992年，意大利政府也不再如一些教授和投机分子嘲笑的那样从官僚主义的愚昧出发反对里拉贬值，而且他们还要保护数百万——根据银行建议——通过抵押楼房住宅换取资金的家庭。这种抵押是以欧洲联盟的货币欧元来结算的，由于欧洲货币体系的总崩溃，他们的欧元收入贬值大约三分之一，他们不得不把30％的收入返还给抵押银行，否则的话他们的房子就只值1个里拉。因此投机者被巧妙地送到讨厌的右翼政党联盟“自由联盟”的手中。它的激进传道者、新法西斯分子贾恩弗兰索·菲尼表现出维护占便宜的抵押债务人利益的代言人的特点。
　　而在各民族之间关系中，金融市场也在挑起冲突，这些民族越来越多地被剥夺政治调控能力。被迷信市场的经济学家称作世界金融法庭的外汇市场和有价证券市场经常作出极不公正的判决，它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法律，只会制造经济混乱，而不是公正。
　　这些追逐利润的人在贸易空间中原则上首先选择经济大国，而不是首先选择小国，完全不管国家金融和国民经济的状况如何。像爱尔兰、丹麦、希腊或者泰国，对它们实际支付利息不超过2％，因为它们是小国。从市场技术上有一种绝对化的思想，即认为市场越小，风险越大，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就找不到买主。1995年以前担任德意志银行外汇主管人的克劳斯·彼得·默利茨解释说：“这就像电影院失火以后，所有的人都想逃出去，但是出口不够。”这种“退场风险”值得人们去上一笔风险保险。但从国民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个原则还是很荒唐的，它使投资成本昂贵。
　　与此同时，大国远远不像小国那样害怕市场的判失。从这种判决中捞取好处的首先是美国。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像美国那样动用别人的储蓄资本为自己服务。近10年以来，美国统计显示出一种负数的国际收支，这也就是说，消费者。公司和政府从国外借来的钱远远超过了他们对世界市场的投资。自1993年以来，这笔亏空总计占全部社会生产的10％，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尽管如此，美国公司或者建筑商人绝对不偿付过高的惩罚利息。这个纯粹的市场大国只关心如何使美元投资相对安全，并因此保持吸引力。此外，还关心如何使美元今后继续成为世界范围的储备货币。在各国货币发行银行的全部硬通货储备中60％以上都是美元，全部私人储蓄中几乎有一半是美元。而且一位中国农民或者一位俄罗斯工人都要把他们的美元盈余保存积攒起来，虽然美国实际经济成就不到女界生产的五分之一。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知道，如果牵涉到他们货币的稳定，就会有一半世界站到他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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